国学从一种宏观的角度建立起我们对现实生活的感知和改造，生活中的诸多行为习惯和思维方式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依据。
我们常听到这样一句话，“食君之禄，担君之忧”，此处的“禄”指的就是官员们从朝廷获的和自己的品级相应的俸禄，俸禄也就是朝廷给官员们发的“工资”。现代人的劳动报酬主要钱币，但是就古人来说，形式却比较多，除了钱币，还有土地、实物等。
先秦时期，官员俸禄主要是土地和实物。因为周天子给诸侯、卿、士等分封田邑（历虫上有名的“分封制”），因为这种制度所以就产生了“分田制禄”。同时，因为这种分封是世袭的，所以属于终身化。每个人根据自己袭得等级的不同，彼此的田邑范围也不同。
春秋之后逐渐行了谷禄制，到了战国更是普及。而这时，官禄也以“担”或“石”来衡量。但是，随着世袭制逐渐取消，以军功贡献大小来定俸的俸制逐渐建立，也就出现了军功爵制。同时，封地上的农民，因土地日渐私有，除交纳官府赋税，余则为自己所有。因此也逐渐出现了雇用制。但是，无论者和后者，我们都要清楚，除了封地里的官员外，中央和地方官员的俸禄一律由国家发放，这一点不变。这种官吏以秩石分等次的俸禄定制，我们将之称为秩石制。所以，这个时候不像后世以“品”来定官员等级，而是以粮食的“石”来定，比如“百石之官”、“千石之吏”等。
到了汉代，官禄制度逐渐完善和正规。这个时期，多以实物和钱币两种居多，同时，也逐渐出现了秩石制和另一种俸制的相和，这就是南朝梁时出现的官品制，因为官吏定了级别，实行了九品制，俸禄亦依此而推。其实这段时间俸禄发放是比较复杂的，比如汉代国情相对稳定，赋税也就比较稳定，这样就能够确保俸禄的来源。此时倾向于钱物参半的形式，而且，除了本身俸禄之外，甚至还会有一些逢年过节或者恩赐的礼品等。比如，《汉官仪》中记载仅“腊赐”一项为——大将军与三公各钱20万、牛肉200斤、粳米200斛，特进与侯15万，卿10万，校尉5万，尚书3万，侍中、将、大夫各2万，千石、六百石各7千，虎贲郎、羽林郎3千。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为战乱关系，国家和人民都处于不很稳定的状态，这个时候就多以实际的物体，如粮食、布帛等来作为俸禄。
到了唐代，主要以禄米、土地、俸料三项为主。禄米和土地我们都知道，这个俸料又是什么呢？所谓俸料，包括月俸、食料、杂用等。《新唐书·食货志五》说：“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令百官防合、庶仆俸食杂用以月给之，总称月俸。”但是，这个时期的官员仍然是以俸米为主，因为俸米的发放并不可观，只能算作一些日常杂用。比如，根据开元二十四年定的标准，一品大员一个月的俸料钱才31贯。这样的标准与其品级来说，并不见高。同时，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品级相同但一个是京官一个是外官，他们的俸禄竟是不同的。而且，俸料似乎只有京官才有，外官是没有的。
到了宋代，俸禄名目就更多了。包括正俸（钱）、禄粟（米）、职钱、公用钱、职田、茶汤钱、给卷（差旅费）、厨料、薪炭等，这些差不多都是用实打实的钱来给予。同时，还有仆役、衣料类。除了这些，还有各种赏赐、补贴、招待费、家属赡养费等。可见，宋代官员的福利待遇都十分之高。比如，《宋史·职官志》中就提到，仁宗嘉祐年间正式制定“禄令”，如规定宰相、枢密使月料300贯，春、冬衣服各赐绫20匹、绢30匹、冬棉100两，每月禄粟各100石，谦人衣粮各70人，每月薪（柴草）1200束，每年炭1600秤，盐7石等。
明代俸禄类别繁多，但大体分为本色和折色两大类。但是，因为“大明宝钞”的通货膨胀、一条鞭法的改革、货币税等原因，出现了折支（米折钞、米折物、米折银）现象，也正是因为上面的原因，这种折支就成了一种变相的俸禄打折。
清朝将所有官员分为九品十八级，这些等级不仅用以区分官职高低，也用以划定社会各个阶层人员的等级地位。清朝官员无论满汉、文武，其俸禄一律按品级定高低，以俸银和禄米发给。在外做官的官员不支禄米，折合薪银发给。官员们除了正俸外，还有皇帝赏赐的“恩俸”以及养廉银等。
《大清会典》卷二一“文职官之俸”中记载，“一品岁支银一百八十两，二品一百五十两，三品一百三十两，四品一百零五两，五品八十两，六品六十两，七品四十五两，八品四十两，正九品三十三两有奇，从九品、未入流三十一两有奇”。知县“每月支俸三两，一家一日粗食安饱兼喂马匹.，须银五六钱，一月俸不足五六日之费”。幕友师爷、门房仆役，都需要官员自己出钱聘请，一般的县街要用二三百人，大县达千余人至数千人。
俸禄是古代官员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这项权利对于古代社会的政治生活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综观我国古代的俸禄制度，不难看出其形式虽然非常繁杂，但所存在的缺陷却是致命的，例如正俸不到位，正俸与偏俸严重倒挂；京官与外官的俸禄严重失衡；由领俸人直接向百姓征收俸禄银钱等，这些给吏治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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