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栩
(作品：《安乐乡的一日》，白先勇 著，收录于《寂寞的十七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
伟成和依萍搬到安乐乡，已是伟成做股票经纪赚了钱的时候。安乐乡居民们的收入“丰优均匀”，单从这一点来说，伟成一家同住在安乐乡里的美国邻居们相比，倒无多大差别。可作者在小说里的刻意强调，“安乐乡只有伟成一家中国人”，也就使得伟成一家和周遭邻居们的国族差别成了小说《安乐乡的一日》里的叙事主体，寄寓了作者意识深处的文化乡愁。
安乐乡，位于纽约市近郊的一座小镇，以镇上的居民皆为收入大体相近的中产人士所构建的带有明显阶层标识的聚居群落。这个群落内部并没有伸展出强烈的排他性，小说里，以能干的伟成事业上一帆风顺的成功，得以“从纽约的公寓搬到安乐乡自己购买的房子中”隐晦地昭示了通过努力方被认可的美国本土文化的强势。
这种强势的本土文化通过一些人工景致的规划和修葺，固化了安乐乡居民们日常行为中对所在阶层的依附，潜移默化的做到言行规范、进退有据。
安乐乡的市容整齐，空气清澈。树木分外地清洁，草坪过分地修葺，这些“处处刀削斧凿”的人工痕迹让安乐乡“给予人一种手术室里的清洁感”。它无形中将一种透着小心的规范以庄重的形式弥散在安乐乡的居民们当中，成为上班时间，着深色西装，“戴着银亮精致的袖扣和领针”的男人们习惯性的寒暄。寒暄的话题离不开地方报纸登载的花边新闻、黑人暴动等等。这些习以为常又不会给交谈双方带来任何心灵触动的话题与西装、袖扣、领针共同组成了一个阶层礼节性的日常行为范式，它与安乐乡整洁却人工痕迹明显的市容一道成为强势的本土文化对个体的要求，唯有以适应的姿态融入其中才有可能得到这一文化的拥趸者，亦即美国本土社群的认可和接纳。
“适应”是伟成对妻子依萍的期许。因为伟成自己“在美国日子久了，一切习俗都采取了美国方式”，这是伟成经由适应所融入这个国度取得的成效，它以“能干”作为伟成的标识，标榜了个体努力后从生活中获得的馈赠会成正比的慰藉在此之前的付出和辛劳。因此，成功之后的伟成“在依萍面前炫耀他对股票的知识时”也就毫无任何不妥之处，这原本就是强势的美国本土文化的一个侧面。为了给读者直观的展现美国式的习俗，作者在小说里列举出安乐乡的家庭主妇们在先生上班后习惯性的一天，以此反映出美国本土文化对个体规范性的要求以及个体对从属于固有阶层模式化范例的遵守。
在本土文化对个体的要求下，安乐乡的美国太太们不再以职业女性的形象示人，而是以强势的家庭主妇的面貌出现在他人的视线里。她们有自己专用的小轿车，无论购买日用品还是办理杂务，“仍旧浓施脂粉，穿着得整整齐齐”。这些手里推着婴儿车，抑或提着大包小包采购回来的日用品的主妇们，彼此闲扯家常时也同先生们一样，遵守着一个阶层礼节性的日常行为范式。除了此类泛泛而谈的问候和闲叙，主妇们的日常社交活动也仅限于桥牌社、读书会，还有星期日上教堂的集会。
这些安乐乡主妇们的社交活动依萍去过几次，在伟成的鼓励下，依萍试着融入本土社群所组织的种种集体活动中，然而，每次都让依萍疲惫不堪、头痛不已。究其原因，还是在于安乐乡里只有依萍一家是中国人。中国人这一称谓让依萍被那些美国主妇们看做一个“稀客”。这就使得依萍家中虽然“也按着美国最新的设计陈列”着各式家具和电器，却依然无法改变自己一家人在美国邻居们眼里属于宾客的这一认识。
带着这一认识，美国主妇们对依萍礼遇有加，“对她十分友善，十分热心”。可这种热情的有些过分的礼貌无一不在强调着美国人的地主之谊。它让依萍在美国邻居们的这番犹如献殷勤似的礼节的主导下，一点儿都不敢稍显怠慢，而是处处谨慎，时时提醒自己举止上下都要以中国人的特征来待人接物。由于美国邻居们对中国人的兴趣远远大于依萍本人，这就使得依萍不得不下意识的精心装扮出具有中国人特征的自己而掩去了那个真实的自我。依萍每次参加安乐乡主妇们的社交活动，总是穿着一袭中国旗袍。对美国主妇们说来，旗袍就是中国，对依萍而言，却是为了顺应美国主妇们对中国人的兴趣而煞费周章的装点。只是，这样的装点却牢牢地固化了依萍一家作为中国人的称谓。这是伟成的失算，亦是美国强势的本土文化对外来族裔顽固的拒斥。
通过个人努力，伟成凭借自己跻身美国中产阶层实现了对“美国梦”的价值追寻。这是崇尚个人奋斗的美国在价值层面对个体所表现出来的开放和包容，可要真正的融入美国的本土社群，完成文化和身份认同上的双重归属，伟成所做出的努力在女儿宝莉的遭遇面前近乎陷入一切付之东流般的尴尬境地。
“宝莉和伟成有共同的兴趣，有共同的爱好”。在家中，伟成常常和宝莉讲英文，父女俩还一起坐在客厅的地毯上看电视。伟成有意识的营造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习惯，用淡化中文交流的方式引导宝莉融入美国，这在重视相夫教子那一套金科玉律的依萍看来，实是同自己世家出身的传统意识背道而驰的教育方式。尤其是八岁的宝莉学着她的美国朋友们的习惯也直呼自己妈妈的名字时，更是让依萍大吃一惊。
依萍对宝莉的教训有着中国家庭承启千年的特点，“重训练、讲规矩”是其言传身教的核心内涵。这一内涵在接受了美国文化的熏陶，身心自由的宝莉眼里不啻于是对自己的钳制和禁约。这就有了宝莉美国式的反抗。她宣称自己“是爸爸的女儿，不是妈妈的女儿”。宝莉的宣示有着美国人自由、无畏的特征，这得益于伟成的引导。因为伟成一贯认为，“这里是民主国家，讲个人自由”。伟成对美国的观感让他在心理、情感上同这个国家已融为一体，不像依萍，愈想保持从严格家教下传习而成的那个自我，便愈发不能适应美国的生活环境。
从小生活习惯就美国化了的宝莉却依然无法真正成为一个美国人。因为她的肤色、她的外貌都和美国人不同。伟成费尽心机的主导着自己一家人对美国的适应和融入，以期使自己与家人能顺利的变成美国人，可宝莉被同学指出是中国人的事实，让这个有着中国人称谓的三口之家顿时面临着归属和认同的现实困境。出生在美国的宝莉对父母口中的中国毫无具体、可感的认知，在她看来，美国才是能让自己自然而然产生亲切感的祖国。当这个国度里道地的美国人一语道破宝莉的中国人称谓时，随之而来在宝莉心中对祖国的亲切感所产生的动摇和疑惑是显而易见的。它让年仅八岁的宝莉经历了从相信自己是个美国人到实际上自己是个中国人的身份转换，于刹那间体验了被周遭疏离、拒斥的失落。这份失落是强势的美国本土文化对外来族裔所设下的无法逾越的天堑，它同时也嘲讽了伟成想要变成美国人的这份心思。
尽管“美国梦”激励着无数怀揣梦想的人通过努力奋斗就能过上理想的生活，实现个体向繁荣的迈进，可那也只是在经济自由的层面对个人价值的体现。诸如伟成这般从事股票经纪成功之后，即使搬进了中产人士聚居的安乐乡，除了在收入上同周围的美国邻居们不相上下之外，其一家三口终究以外来族裔的身份仅仅停留在被那些美国邻居有所保留的尊重这一层面上。因此，伟成不停地鼓励依萍参加邻居主妇们的社交活动，还要不信教的依萍在星期日也须“穿得整整齐齐上教堂去”。这番迥异于追求事业成功的努力相比个人奋斗更加突显出伟成内心的焦虑。它是对获得美国本土社群认可与接纳的渴盼。唯有如此，伟成一家才能摆脱外来族裔的标识而变成真正的美国人。
美国的本土文化强势的击碎了伟成的渴盼。不仅伟成和依萍以中国人的称谓使美国邻居们对这一家人产生了莫大的兴趣，就连他们的女儿宝莉也以中国人的后代成为美国孩子们直接道明的身份标识。这种身份认同上的代际延续会让焦虑不可遏止的在美国的外来族裔中传递下去。小说虽未明言，却从全篇所渲染的茫然的意绪里当可预见。
倒是依萍保持了符合中国人这一称谓的个人特征。在国内学家政的依萍，来到美国与伟成组织了家庭后，虽说按照伟成所要求的那样，采取美国式的生活习俗而搁置了自己相夫教子的愿望，却依然在这个民主、自由的国度里期望着将女儿宝莉训练得跟自己一样，“一个规规矩矩的中国女孩”。这个期望反映了依萍的忧患意识，她害怕女儿变成美国人，当然，依萍自己也不愿变成美国人。与其说它是依萍的内在心绪在女儿身上的投射，不如说作者藉由此番观照象征了中华文化对美国本土文化的抗拒。
依萍对宝莉是中国人的强调如同阴云般笼罩了女儿幼小的心灵，这愈发加深了宝莉同依萍之间的裂痕。依萍仍然不管不顾地教导着女儿，她要让宝莉牢牢记住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依萍的急躁充分表现出她不愿自己以及下一代被美国同化的焦灼，可这样的焦灼却在美国本土文化对外来族裔顽固的拒斥这一事实面前失去了它原本应当具有的意义。美国在经济自由层面对所有个体的开放和包容让伟成收获了事业上的成功，在文化归属和身份认同的封闭与歧视上让依萍的忧患意识显得多余而可笑。尽管如此，依萍顶着“坏妈妈”的头衔固守着中国人的模样和特征，一面努力适应着美国的生活环境，一面时刻提醒着自己来自何方，这般心力交瘁的守望弱势而无奈，却无疑地将一种可贵的偏执以心理能量的方式灌注进依萍对文化的根的凝视中。
(全文完。作于2021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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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栩。所用笔名有王沐雨、许沐雨、许沐雨的藏书柜、王栩326，定居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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