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日，港珠澳大桥通车的消息刷遍了媒体圈，热议国家工程技术水平顶呱呱的同时，粤港澳三地步入了半小时生活圈，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入实质阶段。
不仅如此，早晨起床朋友圈的一篇文章吸引了我，国家发改委下发《关于支持山西省与京津冀地区加强协作实现联动发展的意见》，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继环渤海发展纲要、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之后，山西首次被纳入国家京津冀晋的协同发展盘子内。
如果考虑到长三角上海、江苏、浙江纳入安徽后形成的泛长三角经济区，一个事实呼之欲出：地方发展已悄然步入大区域竞争时代，区域协作，差异化、互补式发展，成为推动本轮经济发展的一个特色手段。
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导引下，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生态治理、科技创新、转型发展等多领域的区域协作，将依托区域和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定期会晤联席会议、数据信息交换共享、人事布局、市场机制等得以落实，带动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
与之前各自为战、产业同质化度高的高耗能高污染高成本区域发展模式相比较，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大区域规划至少可以极大程度上缓解区域内部的产业同质化、重复建设问题，回归理性发展，减少恶性竞争，节约集约利用区域内的经济要素比如土地，降低区域内的总体交易成本。
同时，伴随交通、通讯的日益发达，区域内人口流动、商贸活动、文化交流合作越来越频繁，将使得大区域合作日益紧密，为新的繁荣进步积蓄不曾有过的力量。要知道，所有的创新发展都是与人有关的，人口集聚的地方一般也最能碰撞出创新火花。
这使得各个大区域之间会形成一种更加激烈的竞争角逐关系，哪个大区域的内部协作机制好，可以集聚人才、降低交易成本、提供优质公共服务（政务、教育、医疗、文化等），哪个大区域就可能在人口规模及素养、GDP、综合服务能力、民众满意度上胜出，碾压、吸附其他区域的资源要素包括人才、资本、技术等，出现强者愈强的局面。
好比，之前是团、旅、师这个层次的竞争，而当下则是集团军联合作战之间的强对抗了，激烈、复杂程度自然不可同日而语，战败方的下场也是不可想象的，至少一旦战败再想追赶、超越，没有足够的积累和历史机遇就几乎不可能了。
这个趋势继续发展下去，就可能出现类似市场中寡头企业一般的寡头大区域，在政治经济文化多元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使得各区域之间因差距扩大化而出现等级上的差异，比如，处于寡头地位的大区域是一级区域，次之的成为二级区域，再次的为三级区域，高等级区域拥有了支配低等级区域的部分权力，等等。其实，老外对我国“欧美+非洲”的感观评价，就是这一趋势的直白阐释。
当然，国家对这种趋势是有应对的，并非置身事外。
当下，中原经济区稳定中心，长江经济带贯通我国南端的东南、中部和西南省份，丝绸之路经济带也正在贯通大西北。
如果我国东端由北向南的京杭大运河经济带通过河流与生态治理实现整体贯通、我国北端的沿黄河经济带由西向东形成一个大贯通，一个长江黄河与内陆河湖泊布局的大圈经济带就会出现，并分别在西北、东南伸出一条通向外部世界的合作之手（“一路一带”），拥抱世界，冀望打通我国通向大洋的国际海上通道、走向欧亚诸国的国际陆上通道。
也许这种布局时下看并无太多新意，但与建国后的大区制、之前各自为战区域单兵突进为主的区域竞争模式相比较，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无论区域合作发展内容还是紧密程度都不可同日而语。而这种已见雏形却未能全功的综合战略布局，对避免“寡头大区域”出现、解决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似乎还是有作用的。
我对此持乐观态度。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加持下，国内经济带的贯通、勾连、平衡作用纤毫毕露，意义重大而深远。
这赋予强、弱区域一个相对公平的历史发展机遇。
即便是弱势地区，若能抓住这个机遇，就站在了国家战略规划的潮头，可以通过“借势发展”实现区域的快速崛起，超越同位阶竞争对手，乃至追赶上先进地区的脚步。
激烈竞争的大区域时代，结合实际，审时度势，怎样积极主动融入国家战略规划总布局，强化提升自身的资源协调、集聚能力和区域转型创新动力，也许是地方需要高度关注的话题了。
毕竟，这已不再是一个单打独斗的年代。
（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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