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李泽厚先生的《论语今读》,还是南怀瑾先生的《论语别裁》,之所以不能成为一家之言,究其原因是固守于文本,而忽略了史实。何为史实?就是历史曾经发生与存在的现实语境,在这一点上,钱穆先生以史实为注脚,对于《论语》的研究就显得令人信服。
子曰:君子不器。(语出《论语.为政》)
李泽厚先生翻译得相当直白,“孔子说:君子不是器物”。
不解释什么是“君”,什么是“君子”,就很难理解孔子为什么说“君子不是器物”。
君,是诸侯封地的最高统治者,国君,君主。君子呢?简单可以理解为君王之子,君主之子,就是国君的子嗣,后代。国君之位是世袭的,但国君可能有很多儿子,不可能每个人都世袭成为国君,就如同历朝历代,只有一个儿子可以成为皇子,待皇帝驾崩后继承帝位,其他儿子只能分封为地方王。所以,王子可以有很多,但皇子只能有一位,君子可以有很多,但君主只能有一位。君主的后代越来越多,成为一个贵族群体和统治阶级,这些人统称为“君子”。
为什么君子和道德高尚挂上钩了呢?前文说了,贵族是身份社会拥有受教育特权的人,因为接受教育而懂得知识,明白道理,做人做事便有了规矩和法度,自然与没受过教育,不懂得礼仪法度的社会底层民众区别开来,所以本来特指贵族与官员的“君子”逐渐成为道德高尚者的代名词。这是现实环境在后天造就的,而并非是君子的天然属性,也是一个长期进化演变的过程。与君子对应的身份是“小人”,如今小人特指品德败坏之人,但是在历史原貌中,“小人”指身份低下的社会底层民众,因为没有受过教育,在为人处世中粗俗野蛮,因此逐渐被指代为品德败坏。
明白了“君子”的原本含义,再说“器”。东周时期奴隶社会,实行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处于什么社会地位,所使用的器物都是有严格规定的,比如帝王饮酒所使用的器具为尊,为爵,平民和奴隶则严禁使用,否则便会被视为犯上作乱而遭受刑罚,贵族使用的水器为杯,为盏,而底层民众则只能使用瓢,《论语》中便有孔子称赞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生活在社会底层贫民窟的颜回,只能使用“瓢”这样的简单水器,使用“箪”这样的粗鄙食器。
由使用器物的严格规定,延伸到每一种器物的固定用途,体现了身份社会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秩序,这与孔子所倡导的人人安于本分的思想是一脉相通的。
研究《论语》不能光盯着一句话教条主义地死磕,要将整部《论语》贯穿起来读,前后对照,左右呼应,才能还原整体的信息原貌,获得最接近史实的解读。
器物可以有固定的形制,固定的用途,人是不是也能像器物一样?尤其是从事社会治理和国家管理的官员和贵族,是不是也要像器物一样墨守成规,一成不变?
我们再看,《论语》分为20个章节,“君子不器”这句话出现在《为政》篇中,那么可不可以做一个理论假设,这句话与政务管理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如果这个假设成立,围绕假设再进行研究,答案似乎不言而明。
孔子的教育讲究因材施教,针对学生不同的特点采取不同的教学方针和手段。教学如此,施政亦是如此,针对不同的地方,采取不同的政务管理方式,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才是孔子灵活变通的政治思想。
既然人不是器物,是具有主观能动性和独立思考的客观变量,要想掌控和管理这些变量,就必须采取变量方式。那么,孔子教导弟子从事政务管理的方式就是,作为一个管理者,不能像器物一样具备固定的形制,固化的理念,固定的方式,而需要针对现状,学以致用,活学活用,针对不同的群体和不同的事件,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以变应变”才是组织管理永恒的主题。
最好的管理者,一定不是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中通过理论学习成就的,而是在具体的人与事中不断磨砺锻打总结提炼中成就的。在市场经济过程中,中国企业照本宣科西方及日本的管理模式,其结果已经说明仅有理论是远远不够的,更多的是本土企业家在失败与挫折中的不断积累,针对中国国情与企业实情不断总结出来的原创性管理经验,成为中国式组织管理最好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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