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狄更斯在《双城记》中如是说。《壁花少年》中语文老师问谁知道狄更斯，一班几十个学生只有一个人举起了手，那是在英国。如今又有多少人知道狄更斯呢，何况狄更斯在他的时代还是个畅销书作家。狄更斯当年出访美国，所到之处盛况空前，受到的礼遇，比英国女王到访时还要隆重。可是百年之后又有多少人记得他呢？这是这个时代的悲哀。
批判性的文字被人冷落，被斥之为负能量。取而代之的是鸡汤文，励志文。你试着用“自律”、“努力”、“善良”、“苦难”、“乐观”这几个词炮制一篇文章，百分之八十的可能会成爆款。而写这些文章的人并不是真心实意地提供给你药方，鼓励你度过难关，他们心里盘算着怎么吸引眼球，怎么提高点击率，所以他们就用最俚俗的词语，说着最白痴的话。他们是想说:“看，我理解你，我和你一样。”而不是:“你不该这样做，正确的做法是……”
作者在取悦市场和读者，在卑颜屈膝地讨好有深度阅读障碍的无脑读者。正如昆德拉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中一再讽刺的社会一样，我们走近了历史的轮回，慢慢变成废墟。
文学的终极任务是弘扬真善美，鞭挞丑恶。一个人要对文字有起码的尊重，他要明白任何一篇文章都是一种价值观的输出，作者本身要有一定的学养和审美趣味，有一定的知识体量和逻辑意识。人类文学史上群星闪耀，他们如一座座的高峰不可逾越，鲁迅，张爱玲，托尔斯泰，王尔德，海明威，萨特……写作者要多读经典，从中汲取营养，反复打磨自己的作品。
关于王尔德有一个故事:一次王尔德请朋友们到他家参加宴会，到了时间他还没出来，朋友们都等不及了。过了好一会他终于出来了，说他刚才修改了新写的文章。朋友们以为他这么长时间一定修改了很多字，他摇摇头说:“我只是为这篇文章去掉了一个逗号。”
写作是神圣的事，很多大文豪终其一生都不断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修改自己的作品，有的甚至到了全盘否定，重新写过的地步。现在有多少人还读经典呢？他们知道余华、张爱玲、东野圭吾、路遥、太宰治，可他们未必知道卡尔维诺，坂口安吾，高行健和库切。他们知道《人间失格》，可是不知道作者就是太宰治。太多的人不会花时间去阅读一本书，他们更多的是去看看豆瓣的书评，就拿来现学现卖，以极其短的时间写出一篇快餐式鸡汤文。这一切的背后还不是为了钱吗？
作家凭稿费生活本无可厚非，鲁迅当年靠写时评养活了一大家子。在和二弟周作人失和后，还在北京买了一套四合院供母亲居住。张恨水在小说月报连载《啼笑因缘》常常供不应求，赚得盆满钵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许多人看到金庸写武侠小说收入颇丰，都照猫画虎，大发武侠财。上官鼎写武侠小说供女儿在国外留学，古龙听说这件事后走上了创作武侠小说的道路。那时香港的稿费按行计算，所以古龙就几个字一行，而且多加标点符号，想多赚稿费，形成了独特的武侠风格。你们的帅大叔冯唐不也在大学时，仿写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挣外快吗？王朔也是觉得写作比打工赚钱，才下决心当专职作家。
可是，王朔看不起金庸琼瑶，说他们的作品太庸俗。现在的人不知道比金庸琼瑶差了多少！
最近我打开简书一看，首页上全是教人如何赚钱的垃圾文章，一篇好文章都看不到。借孔乙己的话说:“读书人的事！”靠写作赚钱总归体面一些，但为了靠写作赚钱本末倒置，疯狂的骗去读者的点击率，抓住人们想要赚钱的投机心理写一些烂文章，污染首页版面，这就不太妥当了。
咪蒙、张皓宸这样的作家受到追捧，人人追求十万加，互联网加写作不知是好还是坏。是知识付费还是文化投机，时间会给出答案。经济不景气文化产业就蓬勃发展，历史规矩而已。
文人无行，看见别人吃葡萄自己吃不到就说葡萄酸，我也脱不了这样的嫌疑。人还是要有廉耻心，肚子里没有多少墨水，还非要靠写作赚钱，自然求而不得，压力山大。还有许多粉丝众多的大号也是徒有虚名。像《围城》里的方鸿渐混了张野鸡大学的文凭，就开始开班授徒，幸亏进的是三闾大学，不然狐狸尾巴早就露出来了。
文以载道变成了以文赚钱，到处是无病呻吟和无聊且无脑的乏味堆砌，真是贻笑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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