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税收制度，采用的是“租、调、庸”方式
所谓的租，是粮食税；
所谓的调，是棉帛税；
所谓的庸，则是徭役/劳役税。
而这三个税的征收都是以成年男丁为依据。
具体来说，就是：
租：成年男子每人可以得到田地一百亩，每年交纳粮食二石。
调：根据自己所种植的品种，交纳绢或者绫或者絁，一共二丈，丝绵三两，不养蚕的土地，交纳棉布二丈五尺，麻三斤。
庸：每个成年男子每年应当承担的徭役，则是收取雇人代役所应该偿付的佣金，每天以交纳绢三尺为标准。
那为什么都是以成年男丁为依据，而不是以资产为依据？
陆贽在给唐德宗的财税六条建议中的第一条中，给予了令人信服的解释。
涉及到现代制度经济学的内容了。
他认为：
主要还是因为古代对于资产的监测、评估等手段非常有限。
资产的隐匿比较容易，而发现监控比较难；
资产的总类千变万化、千差万别，很难标准化，尺度比较难把握，征税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太大。
而成年男丁，不容易隐匿，有几个就是几个；
很容易标准化，不需要评估。
同时，采用男丁征税，属于包干制；
你多赚了，国家也不管，剩余都是自己的，有利于激励多干。
你不努力，收入低，也还是要征收这么多，有助于逼迫大家更加勤奋。
这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是农业社会
同时在唐朝刚建立时，连年战乱，人口锐减，土地撂荒，人口是稀缺资源。
很多地，等这人去种植。
而男丁是主要生产力，因此以男丁为依据是比较合适的，是适应当时的条件和方向的。
财之所生，必因人力，故先王之制赋人，必以丁夫为本。
财富的产生，一定是由人力造成的，所以先代的君王制定赋税收入，一定要以成年男丁为依据。
不以务穑增其税，不以辍稼减其租，则播种多；不以殖产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调，则地著固；不以饬励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则功力勤。如是，故人安其居，尽其力矣。
不因致力耕耘而增加税收，也不因停止种植而减少田租，人们便愿意多加播种了。
不因产业扩大而多加征收，也不因寄居他乡而免去纳调，人们便牢固地定居下来了。
不因勤勉自励而加重徭役，也不因懒情懈怠而免除纳庸，人们便会辛勤劳作了。
这些都做到了，人们就会安心居住下来，竭尽力气务农了。
两税之立，惟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
两税法的设立，只以资财产业为依据，不以人丁多少为根本。
曾不寤资产之中，有藏于襟怀囊箧，物虽贵而人莫能窥；其积于场圃囷仓，直虽轻而众以为富流通蕃息之货，数虽寡而计日收赢；有庐舍器用之资，价虽高而终岁无利。
人们竟不懂得，在资财产业中，
有的可以收藏在怀里或口袋、箱子里，虽然物品贵重，但人们无法查看；
有的堆积在场院、田圃、粮仓中，虽然价值低廉，但大家却以为这是富有。
有的是便于交易与增殖的财货，虽然数量不大，但收取盈利是按日计算的；
有的是茅棚房舍与器皿用具等资产，虽然定价很高，但常年没有增益可图。
如此之比，其流实繁，一概计估算缗，宜其失平长伪。
这样的比较，种类实在繁多，一律估计价钱并折算成缗，这种办法有失公允，助长作弊。
由是务轻资而乐转徙者，恒脱于徭税；敦本业而树居产者，每困于征求。
由此，
专门谋求细软的财货而愿意辗转迁徙的人们，总是能够摆脱徭役和赋税；
追求农业而置备不定居的产业的人们，却往往为赋税征收而困顿。
此乃诱之为奸，驱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赋入不得不阙。
这简直是诱导人们去做邪恶的事情，驱赶着他们去逃避徭役，使劳役的效能不得不松懈下来，赋税的收入不得不缺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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