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晚年定论》06:谁来主宰“我之世界”

《朱子晚年定论》06:谁来主宰“我”之世界

孟子言“学问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里”。今一向耽着文字，令此心全体都奔在册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个无知觉不识痛痒之人，虽读得书，亦何益于吾事邪？

王阳明所选编的《朱子晚年定论》，收录了朱熹晚年写给友人的三十余封书信，其中写给吕子约的书信便有五封。这封信便是五封书信中的第二封。这个吕子约，有个兄长，是当时的理学名家——吕祖谦。大概朱熹认为自己的重量级，还不够格以平常心同长兄吕祖谦对话，便只好走了吕子约的曲线。

这封《答吕子约》，讨论的内容倒是简单明了，皆是学者们耳熟能详的强调。

孟子讲“求其放心”一句，出自《孟子·告子上》，孟子讲：“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自家的鸡犬跑出去了，人一定会四处找寻他。都市电线杆上，重金求走失掉的猫狗的广告比比皆是。自己的本心放失掉时，鲜有人能觉悟到要把它找寻回来。走路低头看手机，在电线杆子上把头磕出个大包的，说出话来言不由衷、言不及义的，表面上在同你聊着天，却早已身在曹营心在汉，心思飞到九霄云外的，可谓是比比皆是。归根结底，都是心亡失掉而不知道去找回的主儿。所以，孟子才讲“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学问的根本不在别的地方，关键在时时把放失掉的心找回来。

心为什么会放失掉？大体上有两个原因呢，一是超出一定度的喜怒哀乐等情绪对身心的冲击和影响；二是好高骛远的虚妄心使然。前者的例子很常见，人也很容易觉知到。冬天里雪地上的野鸡，如果意识到危险在劫难逃，会索性将头一下子扎在雪窝子里，干脆不听、不看了事。人虽然不会如此愚蠢，却也高明不到哪里去。有人讲，我也知道对方说话是为我好，可我就是控制不住想发火。还有人讲，我这个人就是说话难听，我也没办法。大凡人对自己说没办法时，同那只在危险面前没办法的野鸡差不多，都会选择用自己能够接受的方式逃避，此时，同人身一同逃遁掉的，还有他因为某种局限放失掉的心。关于好高骛远，王阳明在多个场合提到过，人总是习惯性的不安于平凡，不安于自己所处的处境，身在此处时，总是想象彼处的美好。张爱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这样写道：“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尤其是现代人，更加地不肯对环境苟且，稍有不如意，便能撂下句“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然后潇洒而去。实际上，是一颗浮躁的心无处安放，所谓贫贱难耐凄凉，富贵不能乐业，是左也不安，右也不安。那颗放失掉的心，始终难以找回，始终无法如程颐所言安放在“腔子里”——不在“腔子里”的心会死掉，放失掉的心时间久了，何尝不会枯萎死掉呢？

孟子说“学问的根本，就在于寻回放失掉的本心”，就连程颐先生也讲“心要在腔子里”——“心要在腔子里，念不出总持门”。如今我一直沉溺于文字，使得这颗心全都偏执在书册之上，竟然忘记了还有个“我”在，如此便成了无知无觉、不识痛痒的人，虽然读了不少书，于为人处世、修齐治平又有什么益处呢？

关于读书，历来有不少似是而非的说法。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是朱熹讲的，至于这源头活水，是无穷无尽的书籍经典，还是鲜活的实践生活，谁也无法弄清了。在这里，他感慨“虽读得书，亦何益于吾事邪？”——读书如果失去了自我，于为人处事、修齐治平又有什么益处呢？老头儿当然不是在贻误子孙，不是在讲“读书无用论”。读书到底有什么用？说句大白话，唯有用时，书才是有价值的，读书才是有用的。

宋朝有位皇帝，留下两句著名的话——“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绝对算得上史上最牛的“读书”广告。没有人知道这位皇帝的动机——也许，他想向唐朝那位讲出“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英明皇帝看齐，通过这诱人的广告，“诱骗”天下读书人入他的“彀中”。这个动机很污，但至少这位皇帝大人也是在“用”书。

书本上，说到底写的都是他人的间接经验。他人的间接经验怎么可能直接拿来解决“我之世界”的现实问题呢？

除非读书时，你的心不曾放失在书册上，而是把书册上的文字当作一种工具，为解决“我之世界”的用心做一份加持。如此一来，读书又会显得太过功利。再说了，哪有那么多足可以加持你鲜活人生的书册？

还有一种虚无主义的观点：读书于这一辈子而言，是没有用的，这辈子的书，其实是为下一辈子作准备的。

谁来主宰“我之世界”，会是圣贤所著的经典书册吗？显然不是，连那浩如烟海的经典书册也不过是“我之世界”微不足道的一部分。真正能够主宰“我之世界”的，只有“我”腔子里跳荡着的那颗心，当然，用王阳明的话讲，所谓心，绝不是仅指那“一坨血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