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20年的努力，中国人自己的北斗终于完成了三代系统，实现了全球定位。这时让人想起了一个“扫地僧”李小文院士，中科院遥感所原所长，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教授，是李小文-Strahler几何光学学派的创始人，成名作被列入国际光学工程协会“里程碑系列”，在国内外遥感界享有盛誉。很多人是通过一只布鞋认识他的。因为一张光脚穿布鞋作报告的照片，李小文被推到聚光灯下。“布鞋院士”、“扫地僧”的称呼在网络上迅速流传开。每天一斤二锅头，120万的奖金捐出来设了个基金。一直自称“自己从来没用功念过书，从来没努力争取过什么，从来没有过多高的觉悟和志向……”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孔子说，一个士人，如果立志于求道，又以没有好衣服穿、没有好饭菜为耻，那么就不足以与他谈论大道了。夫子的语言一如既往的简单和朴实，但掩卷深思，却惊心动魄。士人在那个时代也就是想成为君子的读书人，代表先进文化的知识分子。而“志于道”就是把追求“道”作为自己的使命。在夫子看来，如果把求道最为自己的追求，又把物质和名利看得很重，那这样的人就不是真正的求道之人。
程子说：志于道而心役乎外，何足与议也？比如，一个人立志于学习传统文化、读《论语》，就想：我学了这些，什么时候能发财呢？他的心思在于“发财”，看到不读《论语》的人每天香车美女、呼朋唤友，再看看自己的粗茶淡饭觉得低人一等、心生羞愧，就会怀疑自己的志向和追求，这样的人当然不是真正学道之人。换而言之，只有超越物质，才能获得心灵的自由与解放。
“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孔子推崇的颜回之乐，与这句形成鲜明对比。真正的知识分子该攀比的是内心对道的追求，而与外在的物质和名利无关。相较而言，攀比物质显得那么粗鄙。李泽厚说，知识分子应有主客观两个解释：客观解释是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人，而主观解释则是负有“宗教性道德”使命感的知识者。但有的读书人、知识分子，一辈子自言求道，却始终在和别人比待遇、比名利，变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有的甚至为了那仨瓜俩枣不惜胡搅蛮缠，或是铤而走险，实让读书人汗颜。
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的精神脊梁，确实应该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但自从科举制讲四书五经定为考试内容，普天之下的读书人也就应了宋真宗赵恒的话了：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若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那些出离了功利、纯粹为了求道的读书人越来越少了。
如此便形成了一个可怕的悖论，想当官就要参加科举考试，要参加考试就要读四书五经，而四书五经的内容却是教人求道，求道就不能囿于功名利禄。在这样的扭曲之中，很多读书人不得不为了求功名而读书，变成了口是心非的“两面人”，知与行变成了两回事。满朝文武都是仁义道德，却看不到真正的仁义道德。直到明代，王阳明大声疾呼要“知行合一”，回到自己的良知良能，但世人却把他的学说变成了成功之道，实在玷污了阳明先生的初心。
大而化之关乎文化，下而言之关乎人生。“人守欲望支配，欲望不满足就痛苦，满足了就无聊，人生如同钟摆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如果只在欲望层面上找幸福，恐怕永远找不到幸福。只有超越物质、超越欲望，才能找到真正的归宿。用周国平的话说，物质的欲望是基于匮乏，而精神的欲望是基于丰富，精神的丰富会激起更大的使命和动力，带来更加强烈的愿望，形成快乐递进的良性循环。爱书之人都有此体会，绝不会因为想看一本书看完就无聊了，相反看完了会发现新的天地，在心生喜悦的同时渴望更深的精进，求道也该如此。
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一书中说：人生的最大幸运，莫过于在人生的中途，即年富力强时发现了自己的使命。人生大都是选择题，偶尔是填空题，不行还可以做判断题，只有很少的人在做论述题。每一次选择和判断就构成了人生的走向，而选择的背后是使命的认识，只有使命明确而坚定的人才走的从容、走得稳健。考试的时候最怕论述题，但人生中能做论述题的人是幸福的，因为他的人生有鲜明的主题和“中心思想”。你现在过的日子里都藏着曾经的自己，想三想四容易不三不四。
“世人慌慌张张，不过图碎银几两。偏偏这碎银几两，能解世间万种慌张”。放眼望去，周围的很多人都在为生计而奔忙，在他们看来人生总归是一个奔着名与利的道路，而很多现实的问题，也确实在名利中能找到解决的方案。但一定要记得“人忙心不盲”，记得其实有些事不是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在一身名缰利锁的时候，要回到自己的初心，轻轻问自己一句：这些真的是自己需要的吗？
如果不是请放下，如果是请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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