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思想的提出
以前给大家讲过儒家的发展史，讲到宋代是理学之初。任何一套哲学理论，都要经历两个过程。一个就是提问题，一个就是解决问题。在理论形成初始，如果能被人重视，第一个的条件，就是要对前人的理论提出质疑，要提出问题和主张。
这里要指出两个人，周、张。周是周敦颐，又叫周濂溪；张是张载，张横渠。周敦颐特别有名的著作，《太极图说》和《太极通书》；张载的著作，有《西铭》和《正蒙》。这些著作都是两位的代表作，因为所提出的理念，被后世的“二程”、朱熹、陆九渊所继承和发扬。到了朱、陆相争时，代表周、张的问题直接出现分野。到了王阳明时期，被称为理学之集大成时期，也就是到了顶峰。从王阳明之后，理学开始走下坡路。从周、张最初提出问题，到王阳明后来解决问题，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当解决问题的理论已经论完了，接下来就看谁实践得好了。但事实是，没有人再接续儒家再兴的大旗。大家先听我讲，然后再判断，我秉持的是什么理念。
《太极图说》主要描述的，是“无极而太极”，由“太极”到“两仪”，由“两仪”到“（阴阳）五行”，这样你会发现，它是不是偏向“唯物”啊？在中国的物质性探讨，就是太极、阴阳五行的探讨。这种理念，会走向“格物致知”，就是，穷究天地万物之理。朱熹一直强调这点，陆九渊就会不太支持这一点。《太极图说》描述物质居多。《西铭》描述人的心性居多，“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它强调的是，“立心于己”，而不是“格物于外”。“格物于外”，就是《太极图说》，都“外”到什么程度了？“外”到非常玄渺，到了宇宙之源，万物之初。说得都太远了。所以，“二程”不愿继承这一理念，他们认为，如果一上来就穷追宇宙的源起，太不切实际了。
你们听出来什么没？跟西方人，哪里不一样？为什么咱中国古代科学家会少啊？（答：实用主义）对了。主流思想界不进行支持，中国人本身的探险、探索精神就弱，强调“稳”。儒家思想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先秦以前的古人，身上是带着一股“古朴的锋利”的。重剑无锋。中国的古人，过去是“重剑无锋”；后来，随着帝王制发展，慢慢会开始压抑人们的想法，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从小就开始灌输忠君爱国，“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等“一切向君王看齐”的理念。这样，人就不能“跑出去”了，要“跑出去”，就是“化外”之“野人”（“化外”之民一般指文化普及低的地区的人，多指儒家文化普及率很低的民族或部族。“化外”指政令教化所达不到的地方），就不是“中央国土”的人了。这样的结果是，中国人特别容易务实，这种“务实”使人越来越走向“内”，而不向“外”。西方很早就能出现像伽利略、布鲁诺等科学家，布鲁诺宁可被烧死，也要提出自己的理念；哥白尼，即使大家都闷头不敢说话，他也敢说……那时候，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那种猛鋭，不比中国封建朝廷还厉害啊？可是，西方还能涌现那样的科学家。中国不涌现，不得不说，与主流思想界不鼓励冒险、探险，不鼓励“打破”有关系。
企业管理里，制度建立，需要“守”，但一定要具备第二个力量，就是“破”。守、破都得说，否则，成了也会败。
《西铭》里，张载就提出了关于“性”的理念，对此，周敦颐和张载没有特别大的分歧。当周敦颐一方面在说《太极图说》的时候，又在《太极通书》里讲心性之说，描述人的心性发展。张载在《西铭》中描述心性时，又在《正蒙》中描述“阴阳”。在他们这两位鼻祖式的人物提出理念的时候，物质和心性并提。为什么呢？钱穆先生，大学问家，有所总结。
理学思想的两个重要问题--“万物同体”和“变化气质”
理学发展在这个时候提出的两个问题，一个叫“万物同体”，就是如太极、阴阳等理念所描述的。比如，“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指阴阳）五（五行）之精，妙合而凝。”（《太极图说》）这是不是都是“万物同体”的理念？我跟你，你跟我，我跟万物，天地与我，强调的是“万物同体”。如果有人像周敦颐那时候一样，先抛出来“万物同体”这个理念，但是不证明。后世的理论家，提出的就是，怎么去理解它。比如，朱子也讲“万物同体”，但是他强调的是，如果从“格物致知”的角度来说，可能一辈子也证明不了。朱子就提出，信古人的，不就行了么；相信古圣先贤的，不就行了么。“信而好古”，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朱子的理念，记住了！陆象山和他的哥哥陆梭山称，古人的也不可尽信，那信谁？自己的心。“天地同此一心，万物同此一理”，“心即理”，所以讲，“立心于己”。违背吗？不违背。只不过在心性上同。
全世界关于“万物同体”的理念，无外乎分三个方面：一、神创论。“万物同体”在这个意义下讲，就是，万物都是从神那来。二、原子论。从物质的基本单位上去“同体”，这是物质的理念。三、佛家的“三界唯心，万法唯实”。从心性上去统一。此心如镜。宗教的路子无外乎是从这几项来解读。跟我讲过的“物质-能量-意识”模型说的没什么区别。
朱子和陆子的区别，是不是也很简单？陆子是从心性上去统一，就是说，万物跟我们是同此一心的。那我把我这“一心”研究明白了，那“万物”不就研究明白了么。朱子主张“穷万物之理”，这是“格物致知”，而不是走“诚意正心”之路。但是，他自己也意识到一个问题，也就是，可能穷此一生都没有办法格物致知的。怎么办呢？“信而好古”。
什么是“学有所成”呢？即“变化气质”。这就是理学发展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我们常说，你的气质精神要有变化，修学才叫有所成。儒家也认识到这一点。比如说，你说话语气很急，但是，想通过修学改变这种习气，让自己的语气变缓，这就叫“变化气质”。儒家认为，学有所成，一定会带来气质精神之变化，气质精神之变化是为“有功”，否则，学无有功。这些老夫子，谈来谈去，就围着两个问题，“万物同体”和“变化气质”。“变化气质”叫“修养论”。“万物同体”是“哲学物质论”。是不是一个偏向“方法论”，一个偏向“主义”（主旨思想）啊？
后来儒家走向了哪个方向？就是“变化气质”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之集大成者，就是阳明学。阳明学以简单易学著称。我没跟你们讲阳明学的“用”，所以听我的课没感觉出来简单。我给大家描述的都是历史、文化，没有把阳明学，下降到“用”上来。现今人大多把《鬼谷子》、孔孟之道、阳明学等，作为“用”，却不知其“所以然”，用的时候，会走好多的弯路。
理学的传承关系
朱熹，是理学之集大成；到了王阳明，是心学之集大成。刚才我说这段话时，是钱穆先生的观点，在他的整理之中，认为，他们都是一派，可以统统归为理学。然后他认为，理学之大成是王阳明。我把脉络给大家介绍一下，究竟谁是集大成者，大家自己去判断。
首先，周敦颐和张载，两个人的著作中，虽然各有代表性，一个是《太极图说》，一个是《西铭》，但是这两人在讲道理的时候，物质和精神，其实是一起提的。他们没有轻忽什么。可是到了“二程”的时候，有了变化。得有人继承这些理论。“二程”跟他们都有亲属关系。“二程”有个特点是，他们受了周敦颐的影响，不出仕，不当官了，一心承继圣人道，这是我以前特别讲过的。能当官，可是不当。他们认为，人生志向，不是当官，不是读书出来之后报效朝廷，而是承继圣人之学。这是关于“二程”。那张载著名的话，大家还记得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与“二程”的理念一致，相当于是“圣人道”。而我跟大家解释过，为什么他们会这样？
这涉及到，不同年代读书人对待“出仕”的态度。
孔孟之时，有志之士想出来当官，没人要。
汉唐之时，是出来当官了，但又跟君王制度发生极大冲突。读书人想以天下为公，帝王想以天下为私。两者之间互相较量，最后结果是以儒家失败告终，这样就到了北宋之初。
北宋初，读书人就说，“我不出仕了！”内圣之道和外王之道并高，既然一起走走不到一块，那就分开，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后来涌现了大儒、鸿儒，不出仕，不当官，但是却是学界领袖。后来我们所说的学派领袖，都属于这一类。官不大，但名声极大。在民间，以思想界领袖的身份，甚至可以干涉朝廷。但是，这种干涉也是微弱，毕竟是在野和在朝的关系了。那个时候，也是君王制（势力）最大的时候。
所以，“二程”的思想，一定是在当时影响到了读书界。
“二程”之后，很少会讲“格物致知”了，更会偏向内心。他们讲了很多修身养性，与“一心”参悟天地之道的道理，把修行功夫用到“一心”，而抛弃了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所以，“二程”的主要理论，都没涉及《太极图说》，不从阴阳五行的角度阐释理学。这是个重要抉择。
比如，大家对“仁义”的“仁”的认知。有专门的《识仁篇》。“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存的什么心？仁心！儒家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就一个“仁义”的“仁”，“人与万物同体”。所以说，怎么达到“与万物同体”？去理解“仁义”的“仁”字，把“仁义”存于心，这就叫“居敬持仁”，以诚敬之心，“持仁”。去体悟它，就可以了！是不是偏向于，把“万物同体”这种“格物致知”的理念，落到“一心”？一旦立于“一心”，心学，是不是出来了？一人，一心。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天地之理。“二程”一旦提出这种理念，就知道，后续在继承时，陆九渊（陆象山）的理念早就有渊源。就是刚才说的，中国的实用主义。我们把功夫都用在内修、内养，养德的功夫上来，对万物道理的开拓进取，就差了。所以，中国古代的很多科技发明，都得向道家去求教。因为道士炼外丹，得研究物质的道理。有些古代自然科学发明，都是道家去研究，儒生不研究。而且，儒家排斥、小看这种术算之学，所以，对科技发明方面，中国没有给予重视。
王阳明学说重“修养功夫”
我们的理念，走向了“修养功夫”，而王阳明主要提的，就是“修养功夫”。这方面，越简单易行，学的人越高兴。我们这的学员，也特别希望，听一节课就能上手。我知道， 听一节课就能上手，第二节课不用来了，不是？我得让你多来。
一旦儒家提出心性之说，日后禅学思想、道家养性的思想跟它结合的地方，就更多了。儒释道的合流，会更容易。所以，儒释道的分野，是在形式上。形式上，道士“驱鬼”，这事儒生不干；和尚举行法式、超度，这事儒生不干；儒生上朝，这事佛道不干。所以，形式上，不同意合流；但是在思想上，就能合流。因为思想上，摈弃了一些前人想不明白的东西，蔽障去除了。只要一个人不是一边当着和尚，一边想着当官；一边当着道士，一边想当和尚……只要不是在形式上搞这种形式上的东西，聊天时就互相不冲突了。这是理学心性之说的一个贡献。
“理学”提出的背景，“理学”跟儒家的关系
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天地之理。“理学”参研的，就是天命、天理之间的关系。我们一直说，天理、道理、情理，那个“理”，就是儒家所说的“规律”。这个大的“规律”就是，天地宇宙是怎么来的。这是《太极图说》说的。由大的“规律”演化到个人身上来，就是怎么用这套规律待人处事，安身立命？这都叫“理”。“天理”往下落，就到了“道理”、“情理”。“天理”，就是儒家所说的天人合一的大的理念。到了“道理”层面，就是“仁”，以“仁心”、“仁义”之心，同万物合为一体。强调“仁”作为同万物相处时的道理。继续往下落，就到了“情理”，“礼义”的“礼”，“礼貌”的“礼”。后来，儒家提到的“理学”，就是从这里来的。后来，从修养的功夫上说，“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人之理，即万物之理”，所以说，“心即理”。人，是心、理合一的。心，自己是不是知道？理，该怎么做，是不是应与万物相合？那好了，心就是理啊，把自己的心研究明白了，和万物的理，不就通达了吗？
所以，后来出现了心学，就是在“理”的基础上，提出了，人的“心”，就是这个“理”，这就是理学又上了一步。朱熹是南宋时期人，王阳明是明代人，理学从提出，到朱熹的集大成，到王阳明时心学集大成。心学，是从理学分出来的。他们共同都称为“理学”，因为，他们都有同一个渊源--二程，而二程的理念，又渊源于周敦颐和张载。
理学之鼻祖，是周敦颐、张载，理学初步提出者，但还说不上是“创立”；
理学的创立者，是“二程”，程颐、程颢；
理学之集大成者，是朱熹；
心学之集大成者，是王阳明。
儒家学说，据我总结，分三个阶段：
第一，先秦之前的儒家，以孔子、孟子为代表，可以兼带上荀子。
第二，从汉到唐，是儒家理论的实践阶段。从叔孙通、董仲舒，到唐代王通等等，共同提出的理念，然后就是宋朝了。
第三，宋明理学。
这个脉络是按朝代走的，我讲过这么划分的道理：提出理论，但没实践；有实践，理论再发展；实践结束，理论继续发展。共分这三个阶段。（日后有这部分的专门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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