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七,本来不打算回乡的我接到父亲的电话,八个小时后便从京城的工作楼转换到母亲的床边了。
母亲忽地好了许多,医生说我的归来是最好的药品,他这个博士可以靠后站了。下午,我们回家。父亲的安排也被更改,他原本让母亲在医院过年的。我们跨过八里桥时,我看见山腰的迎春花已经开了,我指给母亲看。母亲没有血色的脸上溢着笑意,她说过年不久院里去年弟弟栽的小杏也要开了。
走到王岭,碰见小学哥,他从北乡回来。问他去哪了,他说去五头,仓上。再问,说是旺哥不在了。
我的心轰地一下,血一下子上来许多,冲到脸上,发热。头也猛然一震,如极速的汽车一下刹住。
母亲说:“可惜了,你旺哥。当初我都觉得他不该回仓上。申洼村有良心的人不会忘了他的,他是要被我们念叨一段时间的。”
到家,安顿好母亲。二三十年来旺哥在村子里的片段,在我面前次第展开,时间之河哗哗的水声好像从我家房垴边隐隐传来。
我七八岁的时候,两腿生了毒疮。当然不耽误上窜下跳,但被母亲勒令了静坐。我只能听他,手里拿着一本没头没尾的连环画,翻看着那上面的古代人物。字是几乎都不认识的,哥哥说是《说岳全传》的一本。
猛然听到高处传来的声音:“婶子,今天你家二号生日,别忘了吃捞面,挨竹篾儿啊!”
母亲没有抬头,只是应答着:“是旺子啊,记着呢,怎么会忘了?别个的都能忘了,二号的生日一定不会,二号多乖多听话啊……”
这个“二号”就是我,是我在弟兄四个中的排行,我的三个姐姐是没资格参加的。姊妹七个中,母亲认为我最懒最孬最不照路,我当然总是重点打击对象。现在,趁着旺哥报信的当口,也不忘敲我两下,用反语表达着关怀。
这是旺哥的特异功能。只要是他知道的孩子的生日,不管是他自己的亲经还是他人说过一遍后,他是想忘都忘不掉的。全村十来岁以下的孩子,他是义务的生日通报员,从来没有记错过,也没有遗漏过。全村人都说“服气”,摇头说不可思议。
但,大家都知道他的底细。他其实不姓程,他是他母亲的带来,我们这里叫“带犊儿”,是对随母再嫁的孩子的极轻蔑的称呼。对面没人叫,背地里不知叫了多少遍。
旺哥还得有羊羔疯,我没有亲见过,但据说发作时很是吓人。他脑子经常被刺激,和正常人有点异样了。据说地还没有分下来的时候,大集体劳动,分行割麦挣工分,旺哥在割麦的时候,不是拐到右边把人家的麦子挖走好宽,就是把自己的留下几行。被挖的自然暗里高兴,他替人家劳作,功劳可是记在人家的本子上的。他留下的几行,后边的人就会抢白他:“旺仔,你让你老叔替你割啊?那你怎么不让你妈给我带俩油馍吃吃?”话语里的戏谑他知道,他慌慌张张地回来割,赶上去,但不久又是老样了。这样的久了,大家都觉得不是事儿,旺哥隔一会儿就会被打击一次,他知道自己被轻视了。我父亲知道后,告诉队长分任务的时候,把旺哥分到最里面或最外面。果然,他因了把边再没落下后边的……
旺哥干活慢,细致的活儿不如别人,但干重活、脏活却是从不惜力,从不挑拣的。他汉量(男人的块头)大,不瘦弱,脏累的活他干了不少。他的母亲觉得干部或群众踩踏他,不心疼他,寻了我父亲。我父亲便在群众会上告诉大家,等于把这个问题公开了,以后大家都坦诚对他了。但旺哥很奇怪,他还偏爱干脏重活,走远路,他母亲听后也只能叹息。
我记事那时旺哥恐怕也有三十出头了。他当然是单身,干活回家住偏窑,据说他连油灯都不点。他不吸烟,我们那时的村里对喝酒是想都不会想的。冬天,旺哥弄来厚厚的麦秸,垫在他的席下,而夏天经常烟熏火燎地熏蚊子。记得好像没有谁和他一起,他在他家的院子总是独来独往。
但他出门到场里的时候,却是很想和大家一道的。大人们打扑克牌,走四步顶,下军棋,他看都不看。我们跳绳,他来给我们摇绳。谁的桶箍控制不住放野到崖头下的深院了,他会翻墙过去拿上来。我们放飞的挂在树梢的风筝,旺哥总是爬上去,骑在粗粗的树叉上,拿着长长的镰头杆把它弄下来。他那么壮实,上树时候却很是利索。他没有辜负过一颗童心,多数时候还是主动。他没有收获过一句“谢谢”,但孩子们的笑容会让他也笑得灿烂,他偶尔还会得得地蹦起多高,完全少年的模样。
他农闲会帮助人家干活。铡草,挑茅粪,推磨推碾,拉煤晒粮。他饭量大,人家管饱,他家粮食不多,家人都不说话。我后来知道他这点儿像阿Q,但比阿Q实在得多,他没有非分之想,从不欺负人。阿Q可能觉得比他聪明,但阿Q大多数时间只是笑料,我的旺哥可不是的,最起码在孩子们的心里。
一次,旺哥拉着架子车,让我坐着,陪他到李村西洼刮白草疙瘩,回来攒粪压红薯芽。他拿一张大锄不停地削,我在后边用竹扒给他整,我们边干边说,他给我讲了很多村里的人物和故事:天照他爹留新叔,宝哥他三叔,对门二爷,程远荣的爷爷怎么被刀客拉走,歪哥差一点被日本的军刀戳住,柳长堤怎么拿手枪和中央军对峙……我没想到他知道得那么多,他讲起来丝毫不乱,我现在还记得经纬分明。下午后晌 车子装满,他拿出布兜里他妈给他烙的包皮馍(红薯面馍外面包了一层纸薄的白面),我们一起吃,吃了趴下喝几口就近的河水。夕阳照着西山,云彩都成红的了。我们紧靠着坐在那一笔划开的小岭脊上,兄弟般的亲切蔓延着……
我到乡里上初中了。一次回来,见旺哥的脸上都是血痂,头也用厚厚的纱布包着,胳膊也吊在脖子上。我很吃惊。三姐说旺哥去机井挑水栽红薯,回来过岭上大路的时候,被一个拉煤的拖拉机撞了。车当然跑了。不错,捡回一条命就不错了。我问他,他嘴唇肿得老高,只能听见隐约的声音。他歇了两三个月,才慢慢好了,话更少了。我后来问他,他说他过路的时候,车没来头就晕了。敢情是他犯病和车来同时,危险得我嘴巴好久合不上。
山瘦水枯,万木落尽,我和改成背着一袋麦子去县城上学,要搭灶吃饭的。他的麦子,我俩轮换扛,六七十斤,不算轻的。出来我家,走过梭头弯,到王岭,红土岭,上坡下坡,重量在身上,都不好受的。天晴风静,一眼望远,这周围几公里内,只要在外的人,一定能看见我俩小小的影子,在淡阳青麦的山野间移动。到红土疙瘩,我们放下歇息,汗湿内衣,风吹沁凉。我俩正在闲聊,忽然见来路的方向,有谁跑着朝我们这边来了。我一看就知道是旺哥。改成问他来做什么,我当然不知道。黑点越来越大,我看见他对我们的招手,似乎听到他的喘气了。我们下到坡底,接他,他说你们出发怎么不告诉我一声,我在家没事儿。他到麦布袋边,背上就要走,我们说我俩能背,不用他帮忙的。他说他既然来了,回去也是费时间,执意要送。我们让他坐下,休息一会儿。我们对面,是那条贯通这个国家东西的最长的铁路,正有火车吐着浓烟跑着,我不知道自己将来能坐着火车到哪里,这长长的家伙装载过多少我家乡的人。旺哥也看着,他没有说话。他很少离开村子,连去乡里赶会都几乎没有,哪里还会想更远的地方呢?他这一辈子的脚程,恐怕只在能一眼看到边的这片山川之间了吧!不一会儿,他站起,轻轻一撂,那袋麦子便在他的肩膀上了,哪里有我和改成的吭哧吭哧?下坡,他走路不耽误说话,虽然承重但他心安,他眉宇都是展开的。他中间,我俩两边,一起走下马家坡,穿过槐树林,走下小土岗,进入尤彰村,一直到公路边。车来了,他给我们送上车,才摆摆手,隐在那棵大树后边了。我在车上,忽然觉得和他走的每步路我都想记住,每一分钟我都该留意。
下大雪,我归来,在山坡上见到一只中套的兔子,已经死了。连绵的雪岭展开着,这就是北极的皑皑冰山吗?我误入被风吹到一起的厚的雪窝里,几乎要被埋住了,折腾了好久才出来。我在那雪墙上留言,不让后来者再蹈覆辙。我拿着兔子直接去找旺哥,他很是欣喜,烧水剥皮,开膛破肚,让他的母亲给他做了蒸肉。吃完,他说咱们带狗去山上撵兔子吧,我随了他。我们一无所获,但解救了被雪压塌了窝的松鼠,把一堆干柴放到不认识的条子沟的一户老人家的门前。他应该快四十岁了吧,那时。
我离开的日子延长着,见他越来越少了。后来,他母亲不在了,他和继父不太能合得来,他母亲到我们这儿又生的妹妹已经出嫁,又生的弟弟也已结婚,他觉得自己没地方立站了。听说他回了他的出生地,随他的一个叔叔过活了。有人说他还能干,只是步子慢了不少。有人在五头的会上见过他。他隔一段时间会再回来一趟,只是越来越少了。一次回来从杨镇过河向南,趟河到中间发了大水,一下子被冲到磁涧,被河滩边的一棵柳树绊住才停了下来。他被弄回家,再也没有回来过。
他弟弟就是刚刚碰到的小学哥。我抬起头时,他已经走了。八里山和南大岭都是灰蒙,冬末年尽的故乡就在眼前。
我在老家呆了半个月。离开的时候,我让朋友绕道,到了旺哥的坟上。新坟红土,分外扎眼。干草到春来时还能再发,旺哥这一躺是再也不打算起来了。
我深深地弯下腰,鞠躬,对着这该让我敬重的老兄。他该知道我来看他了,而遥远的燕山在呼唤我。这一片土地上,四十多年的记忆,七十来岁的生命,成了高岭一点,和近几可看的申洼村对应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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