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华夏祭祀文明的宗教形式，在儒教中被保留的相当完整，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孔子对礼乐文化继承和发扬的结果。这种现象在印度教中，也有明显的体现。儒教与其他轴心宗教的差别是明显的，这主要是因为儒教虽然与道教产生的时间相差不多，但是却继承了“敬天尊祖”的传统宗教形式和内容。从本质上来说，儒教是一种民族宗教，即华夏民族的宗教。这种宗教的最主要特制，不是神灵崇拜，而是祖先崇拜。在中国漫长的宗法社会中，正是儒教的祖先崇拜，维系了以“三纲五常”为基本伦理秩序的等级社会模式。并按照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形成了基本的家族和社会关系。
“礼”是规范整个封建宗法社会的文明规范，因此儒教在本质上就是“礼教”。儒教的祖先崇拜，保证了华夏民族文化的延续性，这在其他地区和国家的轴心宗教中是很少见的。佛教脱离了与雅利安民族婆罗门制度的关系，基督教摆脱了与犹太人律法的关系，使得这两种宗教摆脱了民族性的限制。进而以信徒传道的方式，向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和民族传播。佛教东传到中国和亚洲，基督教西传到罗马和欧洲，就是最明显的体现。
儒家文明虽然影响到周边的韩国、日本和越南，但儒家学说是作为文化而不是宗教而传播的。儒教是华夏民族的宗教，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无论是元代的蒙族，还是清朝的满族，如果不接受儒家文化，不接受儒教的“天”，是无法进行长久统治的。儒教的祖先崇拜和天神崇拜是一体的，在“天”统辖下的诸神，五方天帝是华夏民族的祖先，周天星宿是历史中声明显赫的帝王将相和英雄贤能。儒教的神祗大多数是人神，也就是说，儒教的神灵都是由人而神的。人神并非仅仅是民间信仰，而是由官方承认正式列于国家祭祀范畴的。唐代的韩愈和柳宗元，都是由人而神的。他们之所以会在死后成为儒教之神，其理论来源可追溯到周初的礼乐宗教。
二、
自从周公用“以德配天”的思想取代了殷商的祭祀原则后，道德行为就成为人与天之间关系的核心内容。祭祀宗教时期的诸神，都是以力量为主要特征的，这在希腊的奥林波斯诸神身上体现的最为明显。因此，向这些人格神奉献牺牲和祭品，是祈求恩赐的主要方式。而在由多神教向一神教转变的过程中，全能的至善神是仁慈而公正的。所以只有善的道德行为，才能取得神的纳悦。信仰在轴心宗教中意味着，相信神是至善、公正和全能的宇宙主宰，并真诚的遵行神的意志。
在儒教中，上天的意志就是天命。发端于周公的这种神学思想，被熟知礼乐文化的孔子继承并加以发扬光大。孔子自称“述而不著”，晚年积极整理礼乐文化的典籍《诗》、《书》、《礼》、《易》。并将《诗》中不合天命和礼法的部分删除，使这些古老的经典成为儒家思想的理论基础。在礼乐宗教中，人神的崇拜就已经初露端倪。在《国语•鲁语》的记载中，法施于民、以死勤事、以劳定国，能御大灾和能挡大患的英雄贤士，都可以被祭祀。而在汉代独尊儒术之后，被国家官方祭祀所承认的人神，基本都是能以自己的道德行为践行天道，对于国家社稷有功绩的君子贤明。
儒教的人神，由人而神的资格，是通过对于儒家道德伦理核心价值“仁、义、礼、智、信”的遵行，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具体行为中，因实际的功绩和影响而确定的。通常由大臣推荐，皇帝给予正式承认。这同时也表明了，中国封建宗法社会中的皇帝是“君权神授”的，在儒教中享有最高的教权。中国的历代封建统治者，只能从儒教的教义中，取得代天管理万民的权力。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无神论的倾向过于浓厚，而道教虽然和儒教同源，但其理论不够世俗化。因此汉武帝由汉初的“黄老之治”转而实行“独尊儒术”，既是由于政治权力合法化的理论需要，也是儒家思想的强烈入世倾向，以及民族和传统等综合因素决定的。
儒教作为多神教，同样具有完整的神学教义和神灵系统，以及超越现世的灵魂不朽追求。如果没有这些“轴心时代”文明的宗教因素，其不可能在近两千年的时间里，在与佛教和道教并存，并且一直处于主导的地位。
三、
中国的儒教主要是一种道德伦理宗教，其教义的主要方面是面向世俗生活的，孔子为其弟子和门徒指出的是一条积极入世的道路。但作为一种宗教的儒教，并非完全没有精神追求。在儒家“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生存追求中，“朝闻道，夕可死矣”的天人合一目标，为其精神的超越性方面，留下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同时，由于孔子“未知生，焉知死”和“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教导。让儒教的信徒，在精神的超越性追求上，一直没有逾越孟子的心性之学范畴。近而将塑造完美的道德人格，作为终极关切的目标。被孔子学说悬而未论的方面，为以老庄哲学为理论基础的道教和印度传播而来的佛教所占据。这是儒、道、佛三教，在中国两千年来，同时并存的主要原因。道教和佛教都是出世的，前者追求的是肉体生命的长生不老，后者追求的是灵魂的自由解脱。
中国轴心时代的哲学，决定了“天人合一”成为儒、道思想的终极追求。因而并没有此世与彼岸，神圣与世俗的明显对立。在佛教中，“梵我合一”与“天人合一”有相似的一面，或许正是因此，佛教才能在中国被接受。但佛教继承的《奥义书》思想中关于真与幻的二元论，却与天人合一不同。追求真如，就必须抛弃虚假的自我。因此，佛家的出世思想是排斥和贬低肉体的。而道教追求的是灵肉合一的生命自由，虽然放弃世俗的追求，但不放弃肉身的健康。所以，道教发展出很多的养生思想，包括炼丹术等。道教在表面上与佛教更为相似，因为二者都主张出世，而儒教则主张入世。但道教的出世是相对的，佛教的出世是绝对的。道教的出世，实质上是避世，即远离世俗而亲近自然，其追求的不是灵魂的不朽，而是肉体的长生。而佛教的出世，实质上是弃世。灵魂的解脱，必然要抛弃肉身和现世，进而完全追求彼岸世界的福乐。
四、
中国古代儒、佛、道三教长期并存，得益于三者终极追求的差异互补。即儒家的社会人格、道家的自然生命和佛教的灵魂解脱。但是中国的天人合一哲学，强调的是存在一元论，因此来自印度的佛学，必然会被这种哲学改造，成为一种适合中国哲学思维的佛教，其结果是“出世间而不离世间”的佛教禅宗等本土佛教的出现。中国禅宗广泛继承了以《金刚经》为代表的大乘佛教思想，在吸收庄子的道德精神和孟子的心性之学后，成为了一种被中国士大夫和俗家居士广为接受的中国佛教支派，并进而影响和传播到日韩等东亚国家。
佛教虽然发源于印度，却并没有在这个文明古国长期作为国教发展下去。而是在整个亚洲，尤其是南亚，逐渐发展为最有影响的宗教。佛教的无神论倾向，比儒教更加的彻底，与儒教哲学对神灵采取一种存而不论的态度不同。佛教和道教哲学，由于对宇宙最高本体“梵”和“道”的发现，在理论上认为，即使存在神灵，也是由最高本体化生而出。因此，认为对“空”的灵魂觉悟和对“无”的智性追求，比祭祀神灵要更有效。为了取得更多的信众，佛教和道教在发展过程中，同样创造了自身的诸神谱系。
佛教将婆罗门教的诸神，置身于三界六道的宇宙论等级之中，作为佛教的护法神而存在，进而突出了修行本身的超越性和重要性。对于大部分信徒来说，他们崇拜的对象，是已经觉悟了的佛和菩萨，而不是这些三界众生中的护法神。当然，一些在民间影响巨大的婆罗门教神灵，在佛教诸神体系中，仍被赋予了重要的地位，甚至成为佛、菩萨的化身。道教虽然是以老庄哲学为基础发展出来的一种宗教，但却对民间崇拜和信仰，以及巫术，进行了广泛的吸收。
佛教在中国的影响，仅次于儒教，但在中国的封建宗法社会里，却始终没有取得主导性的地位。这固然有国家政权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轴心时代的中国哲学的影响。在佛教传入中国时，与其教义相融合，发展出了中国化的佛教宗派，这在禅宗的教义中体现的最为明显。人们通常将庄禅并称，这说明，禅宗与庄子哲学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但禅宗也有来自儒学的影响，这表现在禅宗不离世间法的教义上。同样，儒学也受禅学的影响，陆王心学就是孟子心性之学与禅学相融合的产物。中国唐宋以后的士大夫有好禅之风，佛、道两教也不反对儒教的道德伦理观念，三教并存的局面，一直持续到清王朝的末期。明清时期出现了三教相融互补的信仰格局。中国的儒教和道教，以及中国化的佛教。其神学的主要教义，仍然来源于轴心时代的哲学，尤其是由礼乐文化的天命神学转化而来的天道神学。
五、
无论是儒教、佛教、还是道教，其基本教义，通常都只是在正统的信仰者中被理解和持守。一旦这些宗教信仰被广泛的传播后，大众信徒出于功利的目的，就会将原有的民间信仰观念，即前轴心时代的巫术、祭祀方式掺杂其中。这说明一种文明形态，虽然在发展中不再被国家所承认和提倡，但在社会和民间，仍然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尤其在知识和文化普及不够发达的时代，更是如此。
中国的儒、佛、道三教，在长期的发展中，尤其是在民间普及化的过程中，与在民间影响深远的祭祀传统相结合，导致了宗庙、佛寺和道观等祭祀场所的兴盛。但是，信仰和道德，仍然是轴心时代中国宗教和文化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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