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1933-2019 )，北京人，清华大学哲学系肄业。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教授。致力于汉以前的历史文化研究，注重将传世文献与考古学、出土文献研究成果相结合，在甲骨学、青铜器、战国文字、简帛学，以及与其相关的历史文化研究等众多领域，均有卓越建树。现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评议组组长，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曾任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等多所外国名校的客座教授及国内多所高校的兼职教授。目前正在主持"清华简"的整理研究工作。2013年获首届汉语人文学术写作终身成就奖。2014年9月获得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奖终身成就奖"。2018年1月21日，被评为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 。2019年2月24日在北京去世，享年86岁。
1933年，李学勤生于知识分子家庭，自幼喜爱读书。
1951年至1952年，就读清华大学哲学系，师从金岳霖。
1952年夏，入学不到两年的李学勤在既未毕业、也未取得任何学位的情况下，离开清华，以临时工的身份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辅助曾毅公、陈梦家，编著《殷墟文字缀合》。
1954年，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担任侯外庐的助手。
1985年至1988年，任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提出了"走出疑古时代"口号。
1991年至1998年，出任所长。
1996年起，任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
2004年起，任清华大学文科高等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他是少数于清华肄业、而后成为教授的特例之一。
李学勤担任人文社科学院历史系教授，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中国文字博物馆顾问、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2011年9月29日，中国文字博物馆学术委员会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召开前，中国文字博物馆举行馆长聘书颁发仪式，李学勤正式担任受聘任中国文字博物馆馆长，任期五年。
2013年7月9日，首届汉语人文学术写作终身成就奖颁奖典礼于成都金堂举行。该奖由四川大学哲学研究所发起，历时六年的网络投票、五个月的正式评议，正式公布了该奖获得者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李学勤。
李学勤在同辈学者中以视野开阔、学识渊博、善于利用新发现及海外的考古材料、国外汉学研究成果和多学科结合治学而著称。他是第一个综合研究战国文字的人。所提出的殷墟甲骨分期"非王卜辞说"与"两系说"，虽然曾经引起很大争议，但最后渐成定论。李泽厚曾称其为大陆学界第一人。在古文字学方面，由于其见识深邃，常被与裘锡圭并称为当世两大权威。
◆探索文明起源，最主要的是探索起源的过程，在某一个阶段形成了有分层的社会，形成了恩格斯所说的国家机器，这就是文明的起源。
◆"二重证据法"既规定了后来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方向，也规定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
◆要面向广大学术界和人民群众，写简明扼要、明白易晓的文章。文风不仅是一个文字技巧问题，也是如何跟生活、群众相结合的问题。
走出疑古，重估古代文明
我们知道，李学勤先生的一个著名口号是"走出疑古时代"，围绕这个口号，他提出了"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重写学术史"等相关命题。
●: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墓，属于汉武帝早年，出土了大量竹简兵书，最主要的是《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了大量的帛书和竹木简，帛书最多，有《周易》、《老子》等书籍，是汉朝初年的。帛书内容涉及古代哲学、历史、医学和科学技术许多方面。另外还有几册图籍，大部分是失传的书籍。这些佚籍的发现，好像打开了一座地下图书馆，可谓石破天惊。我当时参加了帛书的拼合和研究工作。
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号墓一个小墓里面，出土了大量的秦代的竹简，这是第一次看到用墨笔书写的秦人手迹。当时我直接到现场去，看到原来满满一棺材都是竹简，主要是秦代的法律。1977年，在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墓也出土了竹简，有《周易》、《诗经》等等。1983年，湖北江陵张家山二四七号墓出土了大量的竹简，主要是汉初吕后时代的法律。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一号墓出土了大量的战国时代的楚简，是儒家和道家的著作，道家有《老子》，儒家有《子思子》，还有其他书籍。大致同时，还有一个墓的楚简被盗掘，流传到了香港，1994年由上海博物馆收购回来，内容和郭店简差不多，也主要是儒家、道家的书籍。还有很多小的发现我在这里就不介绍了。
简帛书籍使我们目见古代著作的本来面目，其中不少佚书是连司马迁、刘向、刘歆也没有看到的。一系列的发现，促使学者对长期以来对古书的看法产生改变，不少久被怀疑否定的"伪书"得以昭雪，还有不少典籍，其时代由此明确，重为学者放心使用。大家逐渐认识到，历史上若干方面，特别是学术史、思想史，已经有了重写的机会。
●:什么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呢?简单的说，"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上夏商西周这三个历史时期的年代学的项目。年代学研究古代的年代，也就是给予古代历史一个时间的量度。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研究夏商西周的年代学。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一个按照系统工程原则来建立的大型项目。在当时我们的可行性论证报告里面，就规定了建立9个课题、36个专题，直接参加的专家学者达到200人。最后，我们的课题仍然是9个，而专题则根据工程进行的情况，适当地增加，变成44个。经过5年的集体努力，最后达到了预定目标，制定了"夏商周年表"。2000年9月，这个项目顺利通过了由科技部组织的专家验收。同年11月9日，"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办公室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了阶段性成果，《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也正式出版发行。2001年春天，被评为"九五"期间科技攻关计划的重大成果。
●:人们常说，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国，包括古代埃及、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古代印度，还有中国。在这四个古代文明里面，只有我们中国，几千年来的文明绵延不绝，在人类历史上可以说是光辉的奇迹。可是中国的文明，究竟有多么长远的历史，不是没有怀疑的，我们需要把它弄清楚。仅仅说古书上是这么写的，这不行。实际上，我们国家的确切的历史年代只能上推到公元前841年。因为司马迁的《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第一年是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当然，其他几个古代文明最早的确切年代大致也在这个时间左右，因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就是这样，越古的就越模糊。往前还有没有呢?不是说没有，而是没有公认的说法。外国的情形也是一样，也是有很多的分歧，很多的模糊，但是通过学者反复研究，是有比较公认的说法的。中国古代就没有这样一个公认的年表，这是一个很大的欠缺。我们到底有没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文明发展的水平究竟怎么样?这不是凭着我们的爱国热情所能解释的，而是需要科学的论证，我们要很审慎地进行科学研究。
■:对"夏商周断代工程"问题海外有些争议，不知您对这些争议是如何看的?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一个大型工程。我们这个工程进行过程中，开的会最多，有时把不参加我们工程的学者都请来，因为我们要听各种不同的意见。项目是多学科的，大家有不同意见很正常，国外学者有不同意见，国内学者也有不同意见。只要是有关这个问题的学术性的意见，我们都欢迎，我在美国亚洲研究会的讨论会上就曾经这样表示过。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个很基本的特点，就是人们一直认为一切事物都是越古越好，所以三代以上就是人类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古代的经籍，就成了整个学问的核心。中国人到了19世纪，有的甚至20世纪初还是专读经书。19世纪末，由于西学的兴起，时势的发展，清政府不得不下令废科举，成立学堂，用新的学科取代读经。这个时期，康有为的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对传统的中国人的"古代观"是一种否定，是疑古思潮的开始。
从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是进步的，从思想来说是冲决网罗，有很大进步意义，因为它把当时古史上的偶像全都踢翻了，起了思想解放的作用，当然很好。可是它也有副作用。疑古派对古代的否定常常过头，特别是对古书搞了很多"冤假错案"，在今天不能不平心而论。
冯友兰先生在给《古史辨》第六册写序的时候，曾讲到一个"三阶段"说，即"信古--疑古--释古"。我们要讲理论，也要讲方法。我们把文献研究和考古研究结合起来，将能对整个中国古代文明作出重新估价。
我们谈到中华五千年文明，如果看一些外国学者的书，不少主张中国文明起源从商代开始，大约就是公元前1600年。甚至于有人说要从产生甲骨文的商代后期，从盘庚迁殷开始，盘庚迁殷大约在公元前1300年，也就是说我们的文明是从公元前1300年开始的。我们看起来这种说法不太公正，因为不但古书里面的记载比这悠长得多，而且考古学等客观的考察也表明商代已有很发达的青铜文化，它的文明已有相当大的发展了。
以文字为例，我们知道甲骨文里面有多少不同的字呢?大约四千到五千之间。没有很准确的数字，因为学者对字的释读与其分合的关系没有一致看法，可是总是在四千到五千之间。通过这个量级就可以知道当时的文字已有了很大发展，而这四千多个字还不是当时文字的全部。甲骨文是商王朝用于占卜的，内容不可能包括当时生活和文化现象的各个方面，因此不可能把所有的字都包括在内。今天我们任何学科的一本书也不可能把所有的字都包括在内，除了字典，所以当时的字一定要在五千个以上。从这一点，大家就可以体会到商代绝对不是一种很原始的文明，文明的起源要比这个早得多。如果再加上夏代也不过就是再往前推四百年多一些，还不是我们文明的起源，还要再往上推。
■:看来这个郭店简和上博简就像是地下出土的图书馆，内藏非常丰富啊。您从这里阐明了中国古代文明的高度。
●:问题在于我们不仅发现了这些书籍，而且通过发现的这些书籍，我们要看从战国时代一直到汉初，当时的学术发展究竟是达到了怎样的水平。当然，这些书里面也有一些日常用书，比如《日书》等，是用来择吉、算卦使用的，没有多高的学术价值，可是占相当大比例的是高级学术，不是一般作品。比方说郭店简，其中有些是子思的著作，如《五行》篇，子思和孟子讲五行是战国晚期的荀子提到的。荀子和子思、孟子学派的观点不一样，荀子对此进行了很尖锐的批评。《五行》篇久已佚失了，在马王堆帛书里发现了，在郭店竹简里也发现了，可见当时非常通行。这篇著作非常难读，它讲的是人的性和德之间的关系，这是很深奥的问题，不是一般民众所能够理解的。在郭店简与上博简里面还有一种《性自命出》或者叫《性情论》，讲的完全是抽象的范畴。过去我们看《论语》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好像孔子是不讲性和天道的，其实不是这样。《性情论》作为孔门学者的作品，过去我们根本不知道，它讨论的完全是天道、性命、情性等，甚至宋明理学所讨论的一些哲学概念，这里面都讨论到了，这些也绝对不是当时一般民众所能够理解的。《老子》也是一样，不但有《老子》本身，而且还有解说《老子》的一些篇章，例如上博简的《恒先》，同样非常富有哲理性。不管是儒家还是道家，给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哲学的世界，让我们看到当时哲学思想是高度发达的。
通过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文明的高度。它上升到系统的哲学理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对于这个问题的历史比较关注。社会经济形态问题的论争来源于大革命之后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社会史论战，在国际上就是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争。侯外庐先生四十年代参与过讨论，他的贡献是《中国古代社会史论》。1960年前后，我对这个问题下过工夫，当时作的笔记有这么厚，但是"文革"时都散失了。如果这些笔记还在的话，我可以写很多东西。还有一个原因使我没能把这些东西保存下来，因为那时写字用圆珠笔，没有想到写的字后来全化了，漫漶难于辨认。因为今天我的工作主要是在考古方面、古文字学方面，所以对这个问题就研究得少了。
2005年，我在中国社科院出版的《李学勤文集·自序》中就谈到过这个问题，我说想真正揭示历史文化的真相，除了"实"的研究，还必须有"虚"的指引，这便是理论。回顾上一个世纪，先秦一段历史研究之所以变革发展，最重要有两方面的影响，一个是现代考古学的建立，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才使研究具有现代的特色。
1952年，我离开读书的清华大学，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加编著《殷虚文字缀合》，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1954年起，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就是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荏苒至今，已经过去50多年了。
我这些年来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先秦的历史文化。在大学和考古所的几年，努力学习的是甲骨文和战国文字。来历史所后，由于作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的助手，长一段时间在他指导下做思想史的研究，但先秦还是重点。"文革"后，我转到古文字古文献研究室，又到先秦史研究室，便完全回到先秦一段。
先秦历史文研究特点，是必须涉及多种学科。在狭义的历史学以外，还得综合考古学、古文字学、文献学等等方面，为了进行较研究，甚至需要外国古代的知识。我曾经建议，用"中国古代研究"或"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来称呼这一多学科交叉的领域。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历年写的小文也显得相当驳杂，大家很容易在这本集子里看到这一点。前些年，我应安徽教育出版社之约，曾经编过一本自选集，1999年以《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李学勤卷》为题出版。那本书共选辑了70篇，这本集子也收入70篇，与安徽教育的那本没有重复，都是从我以往的书和集子以及报刊上另选的，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以这两本自选集合看。
这本新的集子，在选目上尽力包括我历年着力过的各种学术方向和问题。其编排的次序.首先是带有通论性的作品，然后按时代先后，史前与传说时期和夏代在前面，殷商、西周、东周至秦在后面，随之是关于典籍文献和关于简牍帛书的部分。和安徽教育那本自选集一样，没有收我早年写的现在看来错误已多的文章，论古文字因而难于排印的论作也基本不选。
我在先秦历史文化这个领域里摸索前进的步，是踯躅曲折的。如上文所说，起初由甲骨文和殷商考古着手，又辑集整理战国文字。六十年代，因深感积累不足，转而侧重金文以及青铜器的研究。七十年代，有机会参加新出土简帛的整理考释工作，又跨入新的学科范围。出于一连串主观、客观的原因，对于许多重要问题只能浅尝即止，给自己留下不少遗憾。今天这个领域有关的各学科或学科分支越来越细化，信息量迅速增长，要想在一个科中保持前沿位置都是非常困难的，像我这样"横通"的经历自然不足为训。谈到我曾涉足的一些学科，想乘这一机会，对其在新世纪的发展说几点个人的想法，向读者请教。
甲骨文的研究早已扩充形成了一个相当大的学，即甲学。一般把甲骨学的诞生到发展的历程分为三阶段:自1899年王懿荣发现鉴定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算起，到1928年殷墟考古发掘以前，是第一阶段，殷墟甲骨大量私掘和流传，学者通过甲骨文的研究，认识了甲骨对殷商研究的重要:卷义，推定了殷墟的性质和时代。殷墟发掘开始后，到抗日战争时期，为第二段，考古的重大收获给甲骨的分期研究奠定了基础，各方面研究扩大了甲骨学的影响。建国之后，是第三阶段，甲骨获得更大进展，特别是《甲骨文合集》等书的完成出版，将材料系统集中，分期研究更是成果频出，这为今后系统深入的研究工作准备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
释字仍然是殷墟甲骨研究的一项基本课题，还有相当一批很关键的字没有得到辨识，或者没有充分解说。我想，应该进行有计划的考释工作，优先解决那些对理解整个内容有较大意义的字。甲骨学的研究对象，已经不限于殷墟甲骨了。其实早在1953年，郑州二里岗就出过字骨，有一片上面是卜辞;2003，济南大辛庄也发现和殷墟非常接近的卜甲，文字较多。这些仍是商代的，1954年，洪洞坊堆出土了字骨，1956年被鉴定为西周的。此后，各地发现的西周甲骨颇多，近岐山周公庙出土的几批，更引起公众的普遍注意。看来，西周甲骨的研究正渐成为甲骨学的一个分支。
甲骨学当然不是只研究卜辞文字，而且卜辞的文例等问题要依靠对甲骨形制、卜法等等的认识。以后的学者要突破看拓本、读文字的限制，对甲骨本身做更多的考察。
同样的，金文的研究应作为青铜器研究的一个部分。我觉得，青铜器研究早该被视为独立的学科，要从青铜器的形制、纹饰、铭文、功能、组合、工艺等方面综合研.或者还可以把艺术的分析赏鉴也列为一种角度。
与甲骨一样，青铜器是考古遗物.因而需要而首先应当用考古学的方法来研究整理。分期和分域，是这种整理的中心要求，也只有做好分期、分域，才有利于使用青铜器铭文即金文中的历史材料。
过去许多学者对青铜器分期有重要贡献，已经建立了很好的框架，但多数是由金文的释读和系联出发的，因为各家对方面的见解容易分歧，分期的结果便大有差异。我有一篇题为《青铜器分期研究的十个课题》的小文，建议:"在分期的方法论上，应强调以考古学的类型学研究放在首位，继之再以古文字学等去论证和细化。同时，当了解青铜器的演变是多线的，分期必须与分域相结合，排出各个区域不同时期的谱系。"
西周的金文最为丰富典重，与《诗》、《书》等文献又有密切联系，影响于历史文化的研究最为重大。2000年通过验收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所排的西周金文历谱，在以往各家成果的基础上做了改进，当然也仍有若干问题有待讨论和修正。有几件很重要的与历谱相关的器物出现，在这样的趋势下，解决久成悬疑的"月相"问题，进一步确定金文历谱，可能为期不远。
1926年秋天，王国维先生作《桐乡徐氏印谱序》，指出近世所出兵器、陶器、玺印、货币等六国文字，"上与殷周古文、中与秦文、下与小篆不合"，不能以六书求之者，实际是那时当地的通用文字，与《说文》和正始石经的古文相同，这一真知灼见，开启了战国文字研究的肇端。五十年代以来，包括六国文字同秦文字在内的战国文字研究逐步开展，到七十年代后竟成为古文字学发展最快的分支之一。
中国的古文字，从萌生到殷商、西周一脉相承，进入春秋，随着国家的走向分裂，出现了西土(秦)与东土的差异，后者到战国时又区别为三晋、燕、齐、楚等系.造成《说文叙》讲的"文字异形"的局面。及至秦兼并六国，在文字上"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后世的文字，真草隶篆，皆出于秦文字，六国文字于是废绝。过去学者论述文字源流，每每空缺了战国一段，只是在战国文字研究作为学科分支成熟之后，空白才得以填补。
战国文字研究兴起不久，从事的学者不多，虽然有较多可喜的成果，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还是不少。不难预见的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会有更多学人对此投入精力，将已有的知识综合起来，归纳出更多规律性的认识。
在六国文字的几系里，蓬文字的研究成果最多，这是因为楚文字出土材料非常丰富，特别是楚帛书、楚简，不但字多，且有上下文可寻，有些更能与传世文献对照，因而备受学者重视，已成为六国文字研究的前沿。另外，秦文字材料的发现也日渐繁多，尤其是西安相家巷秦封泥、龙山里耶秦简的出土，数量之大出人意料，使大家对秦文字(战国时秦国和秦代的文字)的眼界一新，有关研究的扩也是可以预期的。
这里已经说到了简帛。简帛学同样是新兴起的一门学科，并且已经分划出研究简牍文书和研究简帛书籍这样两个分支。前可溯源到二十世纪初西陲简牍的发现，关系材料以汉晋更多，从而和先秦的工作联系较少;后者则多属战国到汉初，最引人注目的是荆门郭店和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战国楚简，再有长沙马堆发现的汉墓帛书等等，吸引了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诸多方面的学者，正在形成研索讨论的热潮。
简帛书籍使我们目见古代著作的本来面目，其中不少佚书是连司马迁、刘向、刘歆也没有看到。一系列的发现，促使学者对长期以来对古书的看产生改变，不少久被怀疑否定的"伪书"得以昭雪，也有一些确凿的"伪书"进一步定论。
应该说，我们对这大量空前的发现尚来不及仔细估量、充分消化。太急于导出术思想史高度的结论，恐怕还失之过早。有必要避免一种新材料出现，就随以"一阵风"式研究的倾向还有不少已出土的简没有整理，没有发表，同时在不久的将来又会有新的材料出土，深入踏实的工作是当前最需要的。
以上讲的意见，限于我识力的狭陋，都不够成熟，确实是"只供参考"。
最后我还想说一下，我个人学习的，虽然主要是这些""的学科，但我并不认为这些对于先秦历史文化研究已经够了。想真正揭示历史文化的真，除了"实"的研究，还必须有"虚"的指引，这便是理论。回顾上个世纪，先秦一段历史研究之昕以变革发展。相信在世纪中，理论的不断创新将对先秦历史文化的研究起重大的促进作用。
请允许我把安徽教育那本自选集序言的最末一句话再写在这里:"重读这70篇小文，瑕疵满目，为之汗下。
在反右、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活动，李学勤(受当时背景影响)"诬陷和迫害过"陈梦家、顾颉刚，一直是其挥之不去的阴影。李学勤接受彼德.海斯勒(Peter Hessler)访问时提到"不只是外国人难以了解，年轻的中国人一样难以了解。那时候有种压力迫使我们写那样的东西。考古研究所要我写的，我很年轻，无法拒绝。你会注意到我避免说任何政治的事。我从未用'右派'或任何那样的字眼，而且我把所有的批判只写成一句，在最后那一句。""陈梦家没有发表任何足以让他能那么傲慢的扎实研究。陈梦家非常爱自夸。例如，在本书二十篇中，他用了很多其他学者的学说和理论，而不是只有他自己的创见……这种自夸的态度是不能为我们接受的。"
1995年李学勤提出"走出疑古时代"和"重写中国学术史"的倡议，试图扭转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疑古派所代表的中国古史研究中怀疑古文献真实性的大趋势，引起广泛反响，并得到官方的支持。然而，学术界也出现了对于"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的质疑。
李学勤主持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上世纪末中国社会科学界最大的政府工程之一，但其方法论和研究报告从一开始就饱受国内外学术界的批评和挑战;李学勤过度使用国内媒体宣传断代工程以及压制批判的做法也倍受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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