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多年前，在香港深水涉苏屋邨徙置区，一个普通且拮据的劳工家庭里，多了一个新生儿，名叫黄家驹。
这个居住着香港最底层打工者的聚集地，承载着家驹的孩童时的回忆。一家七口，硬生生地挤在还不到30平米的房子里，厨房和卫生间混为一处，各种生活用品堆积在电视机上、衣柜上、床边上，甚至是地上，只为多一点伸展之地。
谈及黄家驹的过去，黄家驹的第二任女友林楚麒就曾说过，因为一家人生活的空间极度有限，家驹只好睡在长条板凳上，连一张像样的床都成了奢侈。
这样的生活条件并非耸人听闻，而是真真切切存在的事实。
谁又会想到，在这个高楼如云、霓虹闪烁、高度发展、令人心驰神往的繁华都市里，竟容不下太多的灵魂和肉体。
黄家驹离开我们之前，曾留下一句名言：“只要有音乐，就不会有世界末日。”可斗转星移，时过境迁，这个不曾被预言毁灭的世界，真的变得更好了吗？
英国最著名的广播公司BBC曾拍摄过这瞠目结舌的这一幕，劏房、笼房、棺材房比比皆是，它更像是囚禁犯人的监牢，给人一种生生的无力感。
随着记者的步伐，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劏房。劏房，就是被木板切割过的房子。
本是一间宽敞明亮的大房子，被房东用劣质的木板隔开，人均面积只有5.7㎡，还要被家具、厨房用品、洗漱用品、衣服杂物所占据。没有阳光的入室，没有新鲜空气的流入，只有狭小的空间和淡漠而麻木的脸。
印象中，下班后的时光总是惬意而自由的，奈何回到家后还要置身于被束缚了手脚的空间里洗衣做饭，被过道滴水的衣服滴到只有忍受，被水弄湿了地面只有慢慢风干，被密不透风的油烟呛到只有笑笑。
这样的劏房生活，大人尚且苦不堪言，更别说孩子了。没有书桌用来学习，只好趴在床上，橡皮一点一点地擦掉灰色的笔迹，却擦不掉被阴暗灰色的童年印记。
曾志伟就曾在《一念无明》的拍摄中说：“即使心性再豁达的人住在里面，都会慢慢受不了的，我已经很幸运，房间里有窗，很多房间连窗户都没有。”
请告诉我这只是电影，可惜的是，这不只是电影。
除了劏房，香港深水涉还有一种以老年人居住为主的“笼屋”。在香港，没有大陆所实施的退休金、养老金这一说，没有过多的积蓄，或者没有“抢”到政府分配的公租房，就只能被铁丝网圈出一片休憩之地。
有的人，一住就是几十年。
我们只知道有上下铺，却不知道有上中下三铺。一间70㎡的房子被数十个铁笼挤得满满当当，其残酷的镜头证明了电影《笼民》中的影像并不失真。
选择了笼屋，哪里还有什么夫妻相聚和朋友聚会。共同的空间，共同的夜晚，只要折腾出一点格格不入的声音就被会其他人抵制，如若不从，就会被众人强行轰走。
空间越小，就意味着租金越少？
并不是。
这样没有尊严的笼屋也要2800港币，而且是每月。
最让人不堪设想的，就是棺材房，它是笼屋的缩小版，是劏房的地狱版。
一个本就不大的板间房硬是要被隔成六个单间。这里所说的单间，并不是厨卫配备、桌椅齐全的民宅，而是一间只可以放下一张床，不足1㎡的空间。
因为空间过于狭小，住户只有尽可能地减少杂物，尽量让本就不大的一张床多一点容身之处。更有甚者，因为空间的长度不够，住户只能蜷缩着身躯艰难度日，脊椎病痛伴随着令人窒息的空气彻夜难眠。
“把青春献给身后那座辉煌的都市，为了这个美梦，我们付出着代价。”
这个代价，并不是嘴上说说而已。
朋友说，上学时的周末，她喜欢赖在床上，把零食、可乐、手机统统拾掇在床上，尽享一个人的好时光。可当我把这些照片那给她看时，她也不禁扼腕叹息。
同样是一张床，一个人的眼里只有消遣，而另一个人的眼里只有无奈。
在梦想没有实现之前，除了屈身一隅，也许，真的别无选择。
于是，我就在想，大城市容不下太多的灵魂和肉体，为什么我们还要这样前仆又后继？
有人说，我想去更大的地方看一看，去完成即使努力了也不一定实现的梦。哪怕有一天会跌倒，也要永远高唱我歌。
是啊，每个成功的背后，都有一段不愿被人提起，打碎牙往肚子里咽的时光。如果可以，请你千万别放弃。
成年人的世界里，哪有容易二字，谁不是一边挣扎一边生活。这个混蛋的世界，仍然值得我们去热爱它。北京的地下室固然潮湿阴暗，却没有香港棺材房那般折磨难耐。抱怨自己没有漂亮的鞋子，那就看看那些赤着脚走路的人吧。
世人常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这个"粮"可以是果腹之粮，也可以是立身之粮。
我愿意在黑暗里蛰伏，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一个人抱着自己说晚安，更渴望有朝一日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要努力一点，再努力一点点。
努力的意义不只是为了安身立命，更在于它可以让我们内心踏实安稳，并一点一点地看到未来的光亮。
只要精神不倒，总有一天会搬出那片狭小的所在，去迎接一个向往已久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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