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由瑞典传到莫斯科。然而这一文学的桂冠对作家帕斯捷尔纳克不仅没有带来丝毫的荣耀，相反却让这位伟大的作家陷入巨大的劫难之中。因为小说揭露了苏联大革命时期的红色恐怖和三十年代的大清洗。于控是审查，监禁，作品被禁。一年半之后就因恐惧抑郁而殒命。1965年，小说在英国被搬上银幕。在欧美票房可观。而在苏联国内仍然视若毒草，敌意未消。直到1988年原著才被解禁。1994年影片在莫斯科上影。这个解冻时代的到来，像俄罗斯西伯利来大平原的春天一样，来得缓慢而珍贵。
如今重温这部经典，距离帕斯捷尔纳克去世已近60年。离电影上映也已半个世纪。电影由英国导演大卫·里恩执导，1965年完成。因为意识形态的敌对，拍摄景地只能选在西班牙。尽管已过半个世纪，也不在俄罗斯故土拍摄，但这部史诗式的巨制依然让人惊心动魄。透过日瓦戈颠沛流离的命运，依稀可以感受到帕斯捷尔纳克痛苦悲凉的一生。
广袤的俄罗斯东欧大平原，在战争驱赶下奔走的人们不知归向何处。暴风雪漫卷，蒸汽机火车喷着阵阵白汽消失在荒原。春天黄色的野花和碧绿的原野给人们带来短暂的温暖和希望又转瞬即逝。在残酷的大革命时代，苏维埃红军，沙俄军队，白军，交替践踏过脚下的土地。投机分子相继登场。普通人的命运在战争的铁蹄下如覆巢垒卵。日瓦戈与妻子冬妮娅以及女护士拉拉之间的爱情故事，就在这样的大时代下展开。20世纪初期，苏联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国内战争，新经济政策，严肃反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政权动荡和复杂的社会变革强烈冲击着作为诗人和医生的日瓦戈的浪漫气质和理想情怀。个人生活支离破碎，与冬尼娅，拉拉，与儿子和女儿，最终无法团聚。在巨大的撕裂中，日瓦戈心力交瘁，猝死于莫斯科街头。动荡的历史大潮如俄罗斯严酷而漫长的寒冬，使个体生命显得渺小、脆弱和无奈。正直与善良的持守在严酷的生存面前脆弱得不值一提。投机，欺骗，暴力成为通行的法则。理想与爱情只是幼稚的游戏。这些强大的悲剧色彩，让作品人物命运具有了超越个体的普世意义。
《日瓦戈医生》无论是原著小说还是电影，都具有波澜壮阔的史诗气质。
影片中科马罗夫斯基和拉娜，帕沙之间有一段对白：
科马罗夫斯基：拉拉，我决心把你从可怕的错误中解救出来。这世上有两种类型的男人。那位青年（帕沙）算是一种。他是高尚的，他是纯洁的。是被这个世界假装称赞的一种。但事实上，根本就不值得称赞。他是那种使人不幸的人，尤其是女人。你明白吗？
拉拉：我不明白。
科马罗夫斯基：还有一种男人。不高尚不纯洁。但是活的很好。依你的口味喜好，在你这种年龄喜欢年青的可以理解。但是对你而言，嫁给他将是一个灾难。因为这世上也有两种女人。两种不同的女人。我们都知道，你显然不是第一种。
科马罗夫斯基是狡诈市侩善于钻营的商人。大叔级别的他有一大套实用而卑劣的生存法则。在这个老男人眼里，金钱和女人就是最高的价值。此时他正施展那一套手段，勾引未谙世事的少女拉拉。而拉拉与激进的革命狂热分子和理想主义者帕沙正在热恋中。科马罗夫斯基的这段台词，充分显示了他的生存哲学。而这种价值观，在今天这个时代，不也是被大多数中产阶级大叔所推崇吗？他们在这个年龄，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和社会经验，掌握了一定的人脉和资源，在各种关系中间如鱼得水，八面来风。把自已包装得像一个贵族，表面看起来体面而沉稳。他们推崇享乐和实用，贬低理想和责任。纯洁和高尚，在他们眼里就是乳臭未干。就是鸡毛。这一类人，对于无知的少女通常是危险的杀手。有多少女性青年初入社会被这种所谓的“成功”和“魅力”所打动，陷入灾难的深渊。事实上，纯洁的拉拉没有抵抗住这个无耻之徒的诱惑，多次接受邀请，混迹酒吧和高档社交场合，最终被欺骗玷污。十月革命之后，由于拉拉的丈夫斯特林科夫（帕沙）在红军内部清党斗争中被清扫，拉拉也面临着被杀害的危险。科马罗夫斯基又以投机者的身份出现，从日瓦戈身边骗走了拉拉。日瓦戈眼睁睁地看着拉拉坐上科马罗夫斯基的马车消失在远方，却无能无力。这正是投机者的胜利。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在风云动荡的苏联革命时期，确实如此。
日瓦戈与岳父和冬尼娅坐火车去瓦雷金诺乡下的途中，被斯特林科夫抓进军营。乱世相逢，他们之间进行了一次有趣的思想交锋。
此时的帕沙，已经由以前的理想主义青年变成平民革命领袖斯特林科夫。他梦想中的世界早已随着战争的残酷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爱情的火花逐渐熄灭。他摒弃了个人主义，摒弃了家庭，摒弃了自我，变得冷酷，坚定，偏执。他曾经热爱诗歌，钦佩诗人。但是战争让他发生了改变，他认为诗歌所表达的感觉，见解，情感都微不足道。这个世界是坚硬的，现实的，要改变它，创造新的生活，就要用行动，革命，枪炮！“对于一个男子汉，个人生活已经成为过去。”
有人认为斯特林科夫的转变意味着个人生活的毁灭和自我的死亡。是生活意义的灭失。然而俄国由沙皇时代走向苏维埃社会主义，又有多少像斯特林科夫这样的人在战争中献出了生命？舍生取义这个词，在两千多年前就有了。在民族危亡的重大关头，强调个人情调和诗意浪漫便显得多余。有人说斯特林科夫冷酷无情，变成了杀人狂，甚至因为一个村庄为敌方运送物资就屠杀了全村。是冷血的杀人魔王。且慢指点，先回顾一些事件再说。秦汉之交刘邦被封为汉王，张良送到褒中，返回途中烧毁了从汉中至咸阳的栈道500余里。至今联合国组织支持当地修复了不足10里。1938年国民党动用一个旅的力量花了两天时间炸开了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80余县城被淹。战争机器开动的时候，生灵涂炭已无法用对错去评判。离开战争站在道德的高地上指点起来当然云淡风轻字正腔圆。所以斯特林科夫对于日瓦戈的讥讽并未置过多回应。他果断地站起结束了争论，唤来卫兵，“放他走，他是无罪的。”紧接着有一个镜头，斯特林科夫站在屋内，隔着窗户玻璃，长久地目送日瓦戈医生走出军营，消失在树林深处。他一如既往地面无表情，但是这个凝望意味深长。
从年青热情似火的帕沙，到冷酷无情的革命领袖斯特林科夫，这个转变无法用好还是坏去言说。正如日瓦戈说，“我厌恶你说的话，但我还不能够改变它。”一个人无法永远生活在浪漫的理想世界里，躲避在诗歌的意象里，现实不是如此吗？
《南方周末》（2006年9月7日）上一位林国华的作者在一篇《灵魂世界的装饰品 政治世界的缄默者》的文章中这样说：
从来没有哪个民族的文人像19世纪的民粹派俄罗斯文人那样，自以为替民众立言，而实际上却又离民众那么遥远；最终把这两个群体连接起来的不是文人的同情与怜悯的文字，而是民众愤怒的镰刀和斧头。———文人的文化除了用来装点自己“旷野中”贫乏粗糙的灵魂以外，不但无助于救度国家，甚至也救度不了自己。
19世纪的俄罗斯是文化的俄罗斯：俄罗斯给了文化以昙花一现的生命，而文化却没有拯救漫漫苦难中的俄罗斯。俄罗斯文人的命运提示我们，文化可以装点一个盛世中的国家，甚至可以陶醉一群贫乏无味的灵魂，但不能被用来救国度民，因为它自身不具备此等国民政治大业所需要的材质。
盛世可以籍以诗歌艺术广场舞自我陶醉，可以用无关痛痒的文字装点枯燥乏味的灵魂。当诗人写下“对一朵花微笑”，“舀一瓢月光下酒”，那是很相宜的。但是有人践踏了眼前的花，惊扰了月光的宁静，诗人何为？他并不敢对这个人说什么，而是默默地伤心，躲在书房里修改他的诗句了。
瓦雷金诺的冬天过去春天来临，金黄色的野花在微风里招展，高大的白桦树舒展而美丽，带来希冀和憧憬。日瓦戈和拉拉在尤里金小镇相会已是秋天，凉爽的秋风吹起片片落叶在周围飘舞，尽管景物干净而凄美，却透露着即将到来的严冬的肃杀气息。果然好景不长，在日瓦戈最后一次去找拉拉的路上被游击队抓去，从此与妻子冬尼娅天各一方。日瓦戈从游击队逃跑，白茫茫的原野和暴风雪下，人就像一个小黑点。这些油画般的画面营造出诗意饱满的情境，视觉效果非常熨帖，对烘托人物命运和主题的悲剧色彩也起到极大的渲染作用。
电影的音乐也很美。主题曲和背景音乐都用了《拉拉之歌》，小提琴演奏，在影片中如一条潺潺小溪，每在人物面临命运变迁，内心活动强烈时，便低声而微弱地回旋。仿佛来自灵魂深处的倾诉和抗争。
导演大卫·里恩对战争场面的历史背景的弱化，一度为一些评论家所诟病。认为演成了大革命背景下的爱情片。然而这或许恰恰是这部电影成为经典流传的一个原因----战争与历史，作为背景模糊化处理，不是更有益于主题的凸出吗？对于日瓦戈的形象，也有人认为懦弱而缺乏方向。但是日瓦戈是谁？他就是一位理想主义诗人，一位通科医生，他厌恶战争，厌恶政治，他就是日瓦戈，不是革命者不是投机者。对于这样的知识分子，能够保持正直善良敬业，再有一点小情怀，就是本分了。除此之外，我们还能要求什么呢？
201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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