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孜酒庄设在Scalini Fedeli的晚宴很热闹。政府部门的、其他酒庄的、媒体的，我们本地和外地来的客人坐了满满三大桌。桌上摆满了各家酒庄不同牌子，不同口味的葡萄酒，红的白的绿的粉红的，逐一被打开来品尝。
罗玳谷的人都泡在葡萄酒里长大，饭桌上却不劝酒，更不拼酒。刘董事长和小李很客气，尽管大家一再告诉他们，不喜欢喝的酒直接倒掉，他们还是每次都把自己面前的杯子喝干——无论如何不能失了礼数，宁可委屈自己也要顾全别人的颜面，这是典型的，东方人的做派。
百合是女士，大家对她格外照顾，每一轮倒酒只给她的杯里加一点点。她的酒量看起来有限，和伊芙根本不能比。不过她的味觉出奇地灵敏，每次只要浅浅抿一小口，就准确能说来口感是沉厚、丰润、清冽或者是甘涩、辛辣、浓郁，非常老到。谈笑应对之间左右逢源，看得出来是个见惯大场面的人。
她和伊芙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除了每一个东方女子都有的蜜糖色皮肤，扁平的鼻梁和翘翘的小鼻子，她们两个人没有太多共同点。可不知为什么，我的视线不由自主地跟着她移动，牵扯出久远的，伊芙的影子，在她的动作、神态和笑声里，越来越清晰。
那时候，每天早晨她都比我先起床。我一睁开眼睛，听到的是街上单层电车驶过的铃声，和她在厨房给我准备早餐，锅碗瓢勺的碰撞声。空气里飘散着食物的香味，咸鱼鸡粒粥，或者豆浆、油条，或者是牛奶、鸡蛋加火腿。
那种感觉很温馨，很心安理得，有时候甚至会让我舍不得起床。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作为一个男人，这一辈子最幸福的时光吧，如果我曾经幸福过的话。
伊芙过来给我敬酒，笑吟吟地问：“当年，您在香港呆了多久？”
“1946年初，我结婚没多久就跟着部队去驻防。三年多以后退役回来，从我父母手里接管葡萄园，就没再去过了。”
我那个好太太，在我离开那几年里并没有守住寂寞。等我发现她的秘密，弗兰克已快要出生，孩子肯定是无辜的，我看着人群中弗兰克的身影。即便没有他的存在，我当时也不能怎么样。我们这里的人直到现在还保守得要命，更不要说在那个年代，离婚是我连想都不敢想的事。
“那个时候的香港什么样子？”眼前的中国女子继续好奇地追问。“那您后来再去过吗？”
“没再去过了，”我暗自叹息。“那个时候的香港啊……”
于是我开始向她描述香港的四十年代。日本占领军的强制“皇民教育”，留声机里的“玫瑰玫瑰我爱你”，上海女人的旗袍，还有香喷喷的明炉烧鸭和印度人的咖喱饭。在香港出生长大的刘董事长也凑过来，加入我们的闲聊，说他小时候见过港岛梅道的有轨电车，荷里活道的防空洞，他和他的小朋友们围着美国大兵要花生酱和奶油巧克力……
如果伊芙还在人世，到现在也是七十多岁的老太婆了。
“老爹！你必须尝尝这个！”弗兰克给我递过来一杯酒，这是我们邻居Collins为纪念他们家族移民美国150周年特制的酒款，“爱尔兰风情”。据说一半用橡木桶，一半用不锈钢桶发酵制成，碧绿透亮的液体，泛着黑胡椒和迷迭香混合的辛香。喝一口，明明不是常见的葡萄酒色，舌尖上却翻滚着习惯了的葡萄酒滋味，捎带一点儿生涩，一点儿辛辣，怪异地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正如我此刻的心情。
散了席回到家里，我把那盒老录影带放进机子里，坐在小沙发上看。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苏丝黄的世界》，十一岁就出来讨生活，没机会念一天书的苏丝黄，披着黑色长发，穿着上海旗袍，讲一口港式英文，掠过1960年代香港的天星小轮、天星码头、中环、湾仔六国饭店、香港仔避风塘……
电视屏幕的画面上，爱上了美国画家的苏丝黄不肯再接客，被一个酒鬼痛打。嘴角流着血，她却喜滋滋地跑去酒吧对着她的姐妹们炫耀：画家爱我爱得不行，他怀疑我有别的男人，就把我打成这样……她骄傲地仰起她自欺欺人的小下巴：哎！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会被爱你的男人们打呢？！
唉。我从来没有打过伊芙。我站起身来走到床头，拉开了床头柜的小抽屉。
抽屉深处有个檀木雕花的小盒子，里面深蓝色的丝绒上躺着一枚用红色丝带系着的圆形方孔钱。表面被磨得极其光滑，那些汉字的笔划都模糊了，边上还有一个小小的，月牙形的缺口。
伊芙仰着脸向我微笑：“这是‘乾隆通宝’，我外婆留给我的，说‘乾隆钱，万万年’，戴在身上可以避邪保平安。”她踮起脚尖，把这个一直挂在她自己胸前的物件套上了我的脖子，厚重潮湿的海风撩起她的黑发，飘到我肩头。那天早晨，是伊芙搬过来和我同住之后，我第一次上潜艇，她执意送我到码头。
“我等你回来。”依稀仿佛，我又听到了她那港式英文的呢喃。我垂下头，抚摸着那枚铜钱，那上面残留着伊芙的，当然也有我的，体温。
当时二次大战虽然已经结束，但太平洋上并不很太平。我们每一次出任务总要十天半个月，伊芙坚持次次送我到码头。“我等你回来”，恐怕是她对我说过的所有话里，重复频率最高的一句。她这句话，凝结在铜钱里，仿佛一道温暖的保证，让我在幽深不见天日的海底相信，有了她等候的执著，有了铜钱的灵性，我就一定会平平安安地上岸。
我们的潜艇出去巡航，通常事先都不通知要去哪里，可最后那一次，目的地是明确的。当伊芙像往常一样去送我，像往常那样说，她等我回去，我已经知道自己将一去不返。我为她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在她的枕头底下留了一笔钱。一旦她发现我不辞而别，肯定会伤心难过一阵子，不过日子总还是要过，时间会帮助她把我忘记，我心里这样想着，转身登上潜艇，并没有回头看。
生活很现实，婚姻、家庭、家族的责任都很现实。我的现实在罗玳谷阳光明媚的葡萄园里，不在太平洋那一边亚热带的天空下。我，一个堂堂的美国海军少尉，有妇之夫，怎么可以带着一个黄皮肤的，出身低贱又没念过书的香港女人回美国？！
返美的途中，我从脖子上摘下这枚铜钱，收进了檀木盒。当年的队伍中，决定将香港的一切永远留在香港的，远不止我一个人。
或许，这枚铜钱真的有灵性。总之我带着它，一直无病无灾，平平安安，活到了这把年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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