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文龙，生于1576年，钱塘人。年轻时善于骑射、晓畅兵法。
后来，他的舅舅沈光祚担任兵部主事，推荐他到辽东总兵李成梁的麾下。当年9月又参加武举考试，名列第六名，此后先后担任安山百户、沈阳千总、守备、游击等职。
1621年5月辽东巡抚王化贞派遣毛文龙前往辽东沿海一带“招致遗民，恢复疆土”。毛文龙仅率领200人，乘坐4艘海船，携带500石米出发。毛文龙一路上招集难民、安抚百姓，先后收复了鹿岛、长山岛、色利岛等十多个岛屿。在朝鲜登陆后，又一举攻破了镇江城。
消息传来，明朝廷大喜，立即任命毛文龙为广宁都司、副总兵；而后金方面努尔哈赤派遣皇太极率军前往镇江弹压。势单力孤的毛文龙败逃至朝鲜，此后驻扎在皮岛。并以此为中心，招纳辽东难民，作为根据地，此后皮岛被升格为东江镇，毛文龙本人被任命为总兵官。
毛文龙为增强在辽东沿海的牵制力，向朝廷上书要求拨发饷银30万两、兵3万。而兵部认为：“文龙灭奴则不足，牵制则有余”，只是象征性的拨发饷银5万两、兵3千。朝廷依然将防御的重点放在山海关-宁远一线，重山海，轻沿海。
开镇东江后，毛文龙频繁派兵袭扰后金沿海地区，取得了几次每次多则两三百人，少则几十人。客观而言虽然每次战果不大，但却有效的牵制后金的注意力，开辟了对后金作战的第二战场，颇有古代游击战的风格。毛文龙本人也先后被封为左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剑。
毛文龙率军孤悬海外，难免日渐骄纵，肆意妄为，手下几乎全是他的义子、义孙，结成党羽，横行无忌，连朝鲜对他们都非常不满，说毛文龙“时称海外天子，部下诸凶，肆害尤甚”。而且毛所上奏的事情往往存在“水分”，而且索饷过多，一年竟达120万两。此外毛文龙违背禁令，“广招商贾，贩易禁物”，“鬻参贩布为业”。
也许，招商贸易有筹措军饷的目的，但这是公然违反大明法律的行为，因此遭到朝臣们的猛烈的抨击。而袁崇焕担任辽东巡抚时，曾上书请求核查毛文龙的军饷问题，毛文龙抗疏辩驳，自此两人交恶。
1629年5月底，袁崇焕以犒军为名前往皮岛。
6月5日袁崇焕宣布毛文龙的十二条大罪，用尚方宝剑将其诛杀。毛文龙僻据海外，犯有过失，这是事实。但袁崇焕的“十二条罪状”，并非件件属实。冒领军饷、杀降请功、军纪败坏这种行为当时普遍存在，只处罚毛文龙一人似乎太过牵强。十二大罪状只是杀死毛文龙的一个借口，其实隐藏在这背后的是朝廷里不同政治利益集团的斗争---党争。
天启、崇祯年间，朝廷内部东林党与阉党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也许是出于自保的目的，天启年间毛文龙“与魏忠贤相结”，与阉党成员相勾结，从此无形中卷入了这场政治斗争。
崇祯即位后，东林党主政，阉党遭到打击，但与阉党人物崔呈秀有关系的温体仁成为崇祯皇帝的宠臣。
温体仁则先通过打击东林党骨干钱谦益，成为内阁大学士；又排挤东林党重要人物文震孟等人，彻底与东林党交恶。
而毛文龙与主导朝政的温体仁关系莫逆，曾多次向温进献财物，自然而然毛文龙也成了东林党的眼中钉。
那么袁崇焕跟东林党什么关系呢？严格意义来讲，他可能不算东林党核心成员。但他和东林党渊源颇深，袁崇焕本人是当时的内阁大学士、东林党骨干韩爌的门生；当年极力推荐他的侯恂、孙承宗等人也与阉党势不两立的人物；而崇祯初年，在朝中极力支持的他、与他一起谋划杀死毛文龙的正是东林党党魁、内阁大学士钱龙锡。
1628年7月在袁崇焕入京，第二次督师辽东前，钱龙锡曾特意到袁的寓所与他商议如何处置毛文龙问题，此后诛杀毛文龙也被列入提到了袁崇焕的辽东恢复计划之中，最终毛文龙难逃一死。
在毛文龙被杀5个月后，皇太极引兵直抵北京城下。在温体仁以及王永光等阉党成员的大肆攻击下，“专戮大帅”成为一项重要罪名，袁崇焕被捕下狱，次年8月被凌迟处死。
9月，内阁大学士钱龙锡被捕下狱，第二年被判处流放。
而在袁崇焕死之前，韩爌也因遭到弹劾，致仕还乡。
温体仁借助毛文龙之死与袁崇焕的关系，成功的打击了东林党的势力，而毛文龙与袁崇焕成了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
如果非要评价谁是谁非的话，毛文龙驻兵皮岛，确实对后金起到了很大的牵制作用，但如果仅凭毛来收复辽东也是不现实的。作为一介武夫，毛文龙不该卷入复杂的朝廷斗争中去。
前车之鉴，抗倭名将戚继光曾与张居正关系莫逆，张居正死后，戚继光遭到打击，最终在凄凉中死去。
古代，许多名将卷入朝廷争斗往往不会有好结果。当然，袁崇焕对于毛文龙的处置，显然有失偏颇，一方面或许也和他本人的性格有关，在那个重文轻武的时代袁崇焕不善于同武将搞好个人关系，如与满桂等人。
另一方面，在袁崇焕的计划中，恢复辽东还是以山海关-宁远一线为主战场，辽东沿海地区显然不在他的战略规划中，所以为防止日渐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必须果断解决毛文龙。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弇州史料》《国榷》《国朝典汇》《明史料笔记丛刊》《水东日记》《明会典》《今言》《皇明通纪》《明史》《明代纪事本末》《明季南略》《明季北略》《明史讲义》《名山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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