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于2019年2月18日，4月18被锁。修改后重新发布）
己亥年刚来，还未过正月十五，我便从高中同学的微信群中得知，我们高四排的同学想要搞一次聚会。很快就有十多位同学响应。要说同学会，这年头可说是层出不穷。我参加过几次同学会，但多数是一些要好的同学聚会，像我们一个排单独的聚会还真没举行过，所以，我也很高兴。
想想，好些同学自从高中毕业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了，算起来，都有46年了。可说是一恍惚之间，我们就都走到了花甲之年了。还别说，既然是46年的第一次相聚，大家还是很期待的。
2月17日，我乘车从冷水江赶到了长沙，在君都云程酒店见到了多年未见的同学们。虽然来的同学只有整个排的一半左右，但大家还是很兴奋。有的能一眼就可以认出来，而有的却无论如何都没办法与脑子里当年的他对上号。在一阵尴尬善意的笑声中，在我们的双手紧紧握在一起后，那种久违的亲切感油然而生。
合影、聚餐、敬酒……大家的心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当年。每个人都简单而又郑重地说起了高中毕业后46年的经历。是娓娓地道来，也是满怀豪情地歌颂。每一位同学的经历既是那么岁月蹉跎，又是那么经典隽永。
岁月也许辜负了我们这一代人。读书时，学工学农、政治学习；毕业后，上山下乡、修铁路、街道小厂里打发日子。更有不少同学待业在家，无所事事。可有一点，谁都不愿意认命，都在拼命地为自己寻找着出路。一个个都是那么出色，听得我如痴如醉。有同学说，只要将他们的经历写出来，那一定是一本十分励志的书，一幅人生奋斗的感人的画，一曲昂扬向上的歌。
说着说着，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又一次分别了。在连夜返回冷水江的路上，我想起了那年我们同学。这记忆的闸门啊，一下子就打开了。
其实，我和我的这些同学有稍许不同。我的初中是在长沙市十中读的，仅仅一年的所谓初中，就让我们毕业。然后，街道办事处就督促我下放做知青。当时要去的地方是怀化。此时，已被下放湘潭县农村的父亲，赶回长沙，连同我的户口一起，将我带到了他下放的地方。
当时，这一片都是省地质系统的下放干部，许多子女也正是读书的年龄。于是，我和他们一样，再次走进了马家堰公社的中学，开始了另一个初中的学习。一年后，我们被送到易俗河镇读高中。刚被选为班长的我，不到一个月，就被父亲以转学的名义，重新把我送回了长沙。
这是一个漂亮的“柳暗花明”。就这样，我与长沙市九中，我与我高中同学们的缘分就此开始。刚到班上，有两件事至今不忘。以至于46年后重聚我说出来，大家都给了我赞许的目光。
那两件事呢？一件事是，我的课桌是烂的。正在我感到为难的时候，一位男同学主动上来帮我修。他就是我认识的第一位同学许思维。虽然一期后重新分班，他到了五排，但我们关系很好。高中毕业后的两年里，我们常常在一起。什么都谈，可就是很迷茫。
另一件事，当时学校课间操都要做第五套广播体操，且正好要参加全校的广播操比赛。我没学过。所以，无论如何比划都不行。我们的排长（当时全国学解放军，班级命名都用部队的方式）廖纯华将我留下来单独培训，赶鸭子上架。只不过最后在全校广播体操的比赛时，我还是被安排在最后一个不显眼的位置上。
还要说一件事，就是我最好的同学陶致。他1985年从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系建筑学专业毕业后，数十年从事建筑设计工作，硕果累累。获得过2004年亚洲建筑推动奖，2006年羊城十大设计师，第四届中国环艺设计学年奖，第六届梁思成建筑提名奖。这位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为他的家乡长沙所设计的“三馆一厅”，获得了获2018年中国建筑学会建筑设计奖建筑创作金奖。喜讯传来之时，他却被病魔夺走了生命。
我感到很悲痛，写下了《讣告和震惊——陶郅同学，我想念你》这篇文章，文中是这样记叙的：到长沙市九中报到后不久，我就发现一位同学的名字似曾相识。他就叫陶郅。而我有一位最要好的小学同班同学，他的名字叫陶琢。所以，感觉就像是两兄弟。果不然，一次课后，我与陶郅“见面了”，一问，他还真的是陶琢的弟弟。真是无巧不成书啊。就这样，我这个初来乍到的人终于又结识一位“朋友”。
因为这三件事，让我很快就消除了陌生感，开始主动地融入这个集体。我庆幸遇到了许多好同学，他们不论是在学习上，还是思想上，乃至于为人上，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影响。不然，我这个转学过来的“外来人”，不会那么快在班级里脱颖而出。不久就担任了副排长。
这就是我们的排委班子。后排左起，陶郅、我、高湘龙、黎丹。前排左起，苏雪莉、廖纯华、周德志老师、陈建华、陈德凤
说说入团这件事吧。由于我背有父亲所谓的历史问题（父亲后来被彻底平反，恢复了党籍和名誉，恢复了原来的级别），在我入团这件事上是一波三折的。当时强调根红苗正，尊崇“龙神龙，凤生凤，老鼠生儿子会打洞”之类的血统什么论。我自然是属于另类的。但最后，我还是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廖纯华和丁长友是我的入团介绍人。除了同学们给我鼓励和支持外，有两位老师功不可没。一位是学校办公室负责组织工作的凌老师，一位是我们的班主任周德志老师。
我在我的一篇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后来才知道，当时负责学校组织工作的凌老师，通过外调了解了我父亲的情况后，力排众议，在党支部的会议上，通过了发展我为团员的提议。我们的班主任周德志老师，也不断鼓励我，让我坚持了下来。排里的干部，也是我的最好的朋友，都很“同情”我，虽不明情由，但给我的鼓励从来就没有断过。随后，在学校成立团委后，我在第二学期又担任了排里的团支部书记兼排长。高中阶段即便我写了日记，但口号连篇，许多事情并没有记下来，因而忘记了。在入团问题这些曲折反复上，我同样也没有记下一个字，却始终牢牢地记在心里。我感激凌老师，感谢周老师，感谢我的同学们。
高中的两年，其实我很想认认真真地读书。可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学工学农劳动几乎让你无法静下心来。记得有一次英语考试，就默写了26个字母，翻译了几句话，还有一些填空什么的。要知道，这是高中诶。想想都觉得荒唐和不可思议。可那时候并没有感到什么特别地不安，反正大家都差不多。
不过，班上有个同学叫胡元礽。他就特别喜欢钻研英语，还推荐我和其他几位同学想办法买了《英语900句》 。要知道，当时收听美国的一个有英语教学的什么什么“之音”可是不得了的事。但学校最终采取了默认的态度。然而，我没有胡同学那么有毅力。最终几乎是一张白纸告别了高中阶段的英语学习。其他的科目也基本上名不副实，以至于1977年高考，在考数学的时候，我暗自流泪，黯然离开。
高中毕业后的两年里，除了做点临时工外，基本就待在家里。也曾经下决心重温过数理化和英语，但最终在彷徨中放弃了坚持。倒是“七星社”的几位同学，黎丹、陶致、李宪魁、肖伟、周彦他们，给我的影响最大。他们几乎有共同的爱好，美术、文学、书法等。只是我这人太笨，如此耳濡墨染、如此潜移默化，也仅仅是让我喜欢上了看书，喜欢上了码字。
正是逐渐养成的喜欢看书、喜欢写作的习惯，让我后来顺利地考上了“电大”，在汉语言专业全脱产三年学习，为我后来的职业生涯的“转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然，我不会在“电大”毕业后一年多时间，便从检修钳工的岗位调到党委宣传部所属企业报编辑岗位，且一干就是17年，直到独自一人陪着老企业走完改制的全过程，企业报“易帜”的那天。不然，我也不会将我们企业的电视台搞得风生水起。电视新闻、电视专题片频频在省里播出和获奖。虽然国有企业体制上的约束，让我“故步自封”，但我仍然为自己的每一步成长感到骄傲。
“同学会”的生命力在于当年的“同窗情谊”，不会有利益的牵扯。如今，我们都已经是花甲有余的“老同学”了，那种曾经的风华正茂，那种朦胧的情犊初开，那种在当时政治生态环境下的意气风发，那种打上时代烙印的求知欲望，等等，让我们这一代人并没有成为社会的累赘，反而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里做出了出色的成绩。我为我的同学们感到骄傲和自豪。
那年我们同学，那年我们青春洋溢。那年，我们正年轻……
2019年2月17日高四排的同学会。男同学，左起：王福仁、谭目亚、胡光辉、黎丹、王克、杨学智、虢天弼、周铁骑、易宇安 女同学，左起：周慧英、陈建华、刘建伟、廖纯华、李建莲、刘志敏、游绿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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