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三祭完灶，过年的脚步就快了。为了准备过年，从小年开始，家家户户几乎每天都有事做。不过，所有的事儿都抵不过蒸过年的大馍。
姥姥掀开堂屋前的大柜子，踮起脚尖，探进上半身，拿出来一摞叶子。那是姥爷秋天去山上摘的，摘回来后，姥姥在锅里煮一煮，晾干，码齐，用线拴紧，放在柜子最里面的角落，就等着过年蒸馍用。
这种叶子可以代替笼布，清贫的年月里，家人舍不得买笼布，只能就地取材。现在蒸大馍再也不用愁一块笼布，反而更怀念用山上的叶子垫在篦子上蒸出来的大馍，自带的那种天然清香，萦绕鼻端，成了散不掉的回忆。
姥爷在院子里劈柴，干透的大树根，要下大力气用斧子劈成能放进灶膛里的小块儿。蒸馍需要耐烧的大柴，那些枝枝叶叶的小碎柴，只能平时做饭用。蒸馍烧起来不够劲儿，有可能关键时候火顶不上来。
姥姥去邻居借笼屉的时候，已经告诉了邻家的婶子，明天家里蒸过年馍，过来搭把手。婶子家后天蒸，姥姥也会去她家帮忙。
姥姥今年蒸馍要比往年多很多。二舅也结婚了，算上大舅，就是两个亲家，再加上自己娘家和姥爷这边的亲戚，大略算算，有一二十家。平时用升来量面的容器太小，姥姥借来了邻居的一个斗，让姥爷把面袋子搬出来，俩人一起把需要发面的斤两估算出来。
吃罢晚饭，姥姥在电灯泡发出的昏黄光晕里，把要发的面分别倒进三个大瓦盆里，加入酵头和水，把面和匀，再把瓦盆用布盖严实。为了预防瓦盆里的面在寒冷的冬夜里发不起来，姥姥又给瓦盆加盖俩人一层厚厚的被褥。
晚上睡觉的时候，姥姥还得把盛面的瓦盆搬到离火近的煤炉边儿。不能靠火太近，会把面考熟，但又不能离太远，没温度，面发不起来。睡到半夜，姥爷会披着棉袄起来，再把炉火旁边的面盆转转圈，让面受热均匀，发的更好。
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大亮，姥姥姥爷就起床开始准备。瓦盆里的面发的快要溢出来，姥爷把平时吃饭的小方桌拖出来，放在屋子中间，把面盆放在饭桌上，撸上袖子开始和面。
刚发的面又湿又黏，和起来是个体力活，全靠臂力。姥爷弯着腰，一只手扶着瓦盆的边缘，另一条手臂用尽全身的力气，在面盆里来回揉搓翻腾。
为了缓解力气，姥爷就会沿着瓦盆挪步，一会儿功夫，姥爷已经有些气喘。一条胳膊酸的时候，就换另一条，要不就双臂齐下，大手在面团上，要么拳，要么掌，任意蹂躏。直到手上和瓦盆壁上黏的面都干净了，也就意味着面和得差不多好了。
姥姥把早饭做好，简单吃完，洗涮干净。邻家的婶子也来了，全家老小就摆开了阵仗。抱柴的抱柴，烧火的烧火。我坐在灶膛的前的小板凳上，等着烧火，那么冷的大冬天，蜷缩在火堆旁，暖和又惬意。
姥爷把我从灶膛前的小板凳上扒拉起来，撵出厨房，“去一边玩去，别在这儿碍事。”他亲自坐在灶膛前，点火撺柴，全力拉着灶边儿的风箱，让大火尽快把冷锅冷灶烧热，让锅里的水沸腾起来。
和面实在太累，姥爷烧火的时候，把小舅喊来和面。小舅一米八几的大个儿，叉开双腿，俯下身子，轻松地用手臂搅动瓦盆里的面团。
邻居的婶子说，“和面就得你们这样式儿的，和的劲儿越大，蒸出来的馍才越劲道。”小舅的直男性格，可能觉得蒸馍这种在灶台转悠的事儿有损自己的形象，只要姥爷看不见，寻个由头就开溜。
从小我觉得大馍好吃，都是揉面揉出来的。大面盆里和一阵，从面盆里挪到案板上再接着揉搓。切成小块后，还得再卵型。
锅里的水“咕嘟咕嘟”烧开了，姥姥把洗好的蒸叶在热气腾腾的木格篦子上铺满一层，把经过千揉万搓，整好型的大馍放上去，盖上笼屉，再用毛巾把笼屉与锅沿儿的缝隙塞住。告诉一声姥爷，火不能猛烧。
姥爷现在会把烧火的任务丢给我，我只要听着姥姥的吩咐，通过增减撺柴的多少保持火势的大小就可以。姥姥和婶子在准备第二笼要入锅的大馍，无暇看表。会叮嘱我，“40分钟就好，看好表。”
小闹钟放在锅台上，我数着闹钟上的间隔，时针指到40分钟的地方，我在心里做一个重重的记号。40分钟到了，我用不辱使命的骄傲语气，大声宣告着，“时间到了！”
姥姥揭开笼屉，一大团热乎乎的蒸汽涌上来，姥姥眯着眼，用嘴徒劳地吹着烟。透过弥漫的氤氲烟气，她用手指戳一下锅里白胖暄软的大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姥姥和婶子一起，右手捏起大馍，左手快速揭掉大馍下面黏的蒸叶，把大馍扔到一个篦子上。
“今年你家的馍蒸的好。”邻居婶子以羡慕的语气夸奖着，不经意的一句话就是最好的赞美。
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物资不充盈的小时候，大馍就是过年走亲戚拎的大礼。各家按照带的大馍个头大小和数量多少，以此来区分亲戚关系是近还是远。若家里当年有新媳妇进门，大年初二习俗，闺女带着新姑爷回门，带的大馍数量和品相就是婆家的脸面。
过年走亲戚，谁家大馍要是蒸的不好，拿到亲戚家总会有些局促和难为情。进亲戚家门，刚把大馍放桌子上，就会满含歉意地跟亲戚说，“今年也不知怎么了，蒸的馍没发起来。”
出于礼尚往来，亲戚当时虽不会说什么，但等客人走了，看到桌上摆着的塌缩乌青的大馍，又会跟自家人感叹，“你看你舅家，今年怎么蒸了点这样的馍呢？”总感觉自己蒸的白胖软和的大馍被这样交换，多少有点儿遗憾。
姥姥过年蒸的大馍，是要让大舅和二舅带到老丈人家走礼的。所以花糕要蒸的个儿足够大才显得有诚意。至于那些普普通通，中规中矩，结实浑圆的大馍，虽然表面看不出异样，其实里面填的红豆馅又多又实在。
姥姥将蒸好的大馍放在篦子上，桌子上放满了就放地上，摆了一屋子，等大馍凉透了再收起来。
过年发面蒸馍本就寓意着来年发达高升的好兆头。看到大馍出笼，似乎就感受到了过年的喜气。当一眼望去，无数个大白馒头占满了屋里的角落，谁的心里都会充溢着说不出的喜悦与兴奋。
蒸大馍差不多要花费一天时间，一笼屉小二十个，四五笼屉，就是百十来个。一天忙活下来，姥姥和姥爷尽管累的腰酸背痛，但是用袋子装，用篮子盛，存放大馍的时候，还是难掩目光里的满意和欣喜。
那时的自己，总感觉过年被无数个大馍包围。走亲访友，一兜兜，一袋袋的大馍，被搬着，拎着，扛着，从这家转到那家，又从那家转回自家。家里客人走后，桌子上堆满了各家各样的大馍。
晚上一家人烤火闲坐，大馍烤的焦干，像零嘴。一边干嚼，一边说，“这是谁家的馍，豆馅拌的不够甜。”“这是谁家的，碱放得有点大。”
早晚的稀饭，搭配着大馍才能吃饱。中午吃饭，姥姥为了能省一点大米，吃的还是大馍。年过完了，天气一天天暖合起来，大馍还没吃完，也没有冰箱储存。姥姥就把大馍掰成块，晒成干儿，早晚稀饭里煮着吃，能吃到二月二。
小时候天天吃大馍的自己，跟姥姥姥爷立下了“宏图大志”，将来去一个能天天吃大米的地方，一天三顿都吃不烦。如今，自己童年的“壮志”实现了，不曾想却对小时候过年的那口大馍，上了瘾般念念不忘。
姥姥已经走了十年，姥爷孤独一个人，过年也没有力气再蒸大馍。可是我们现在只要过年回老家，阿姨、舅妈、婆婆蒸的大馍，还是会塞满了车子的后备箱。
我和先生对大馍的感情，就像两个不知餍足的饕餮，来者不拒。千里迢迢带回来，从冷藏室到冷冻室，塞满了整个冰箱。
我们尝过老家过年大馍的劲道，已经不能认同超市里那种虚软的馒头。每天早饭，把从老家带来的大馍热一热，端上桌。我俩一人一半，咬一口，嚼一嚼，就会发表意见，“这个是咱姨家的，豆馅真甜”，“这个是咱舅家的，他家的面真白。”……说着说着，仿佛又回到了从小就生活的地方，见到了熟悉的亲人。
小时候的自己何曾想过，把吃大米当做人生理想的孩子，长大后会在小时候不喜欢的大馍里沉迷。
我想，这就是乡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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