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精神气质叫“随遇而安”

80年代，有位美国女记者采访沈从文，说起“文革”中打扫女厕所的事，采访的女记者说：“沈老，您真是受委屈了！”不想，当年已经83岁的沈从文抱着女记者的肩膀，号啕大哭起来，哭了很久。所有人都惊呆了！

一个耄耋老人，在一位外国女记者面前哭起来，为什么？是因为那句问候中的温情，因为感受到了同理心？因为曾经的委屈被看到？还是因为被压抑得太久了？……也许，都有吧，所谓五味杂陈。

蒋勋曾写过一篇回忆文章，“曾祺先生小个子，圆圆的娃娃脸，有江南人的秀雅斯文。但我总觉得他不快乐，连喝酒也不快乐。”

他说文革时，江青找他写样板戏，三不五时要进中南海报告，他就给自己取了一个官名“中南海行走”。汪先生一醉了就眼泛泪光，不是哭，像是厌恨自己的孩子气的嗔怒。

做政治人物的“行走”大概有许多委屈吧。

1990年汪曾祺赴美国爱荷华参加了“国际写作计划”，《人间草木》中收录了6篇记述美国之行的文字，《夜光马杆》一篇写到蒋勋。他在爱荷华街头看到一个年轻盲人，穿得很干净，走得和平常人一样快，手执一根马杆探路。“据台湾诗人蒋勋告诉我，这种马杆是夜光的——夜里发光。”

蒋勋后来说：“喝酒的忘年之交里最让我心痛难忘的是汪曾祺。”

汪曾祺大烟大酒，虽然60岁始又“香”了起来，几乎写的每一篇文章都能发表，想来内心也是有很多烦闷的。他一生经历了很多大事，没完没了的各种运动。这些都没有在他身上、在他的作品中留下多少痕迹，但一定会装在心里，不然他怎么会喝酒抽烟到“嗜”的程度？民间所谓，“愁烟闷酒”是有道理的。

年轻时候自觉落魄已极的汪曾祺，是曾经非常认真地思考过死亡的。当年，沈从文承担了“拯救者”的角色，26岁的汪曾祺写给他一封带有轻生情绪的信让沈从文怒不可遏，他用近乎斥责的语气将汪曾祺从忧郁的死亡深渊拉了回来，“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里有一支笔，怕什么！”

汪曾祺和他的老师沈从文都能在运动中艰难地生存下来，没有自杀，且在晚年被“重新发现”，与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有关，这种气质被精准地浓缩为“随遇而安”。洗厕所就洗厕所，下放劳动就下放劳动，种马铃薯就种马铃薯，西南联大那么艰苦的生活环境在他的笔下也似世外桃源妙趣横生……他总是能发现身边的美好，又总是把生活中他认为美的一面展现给读者，而把那些不好的东西自己藏起来……

在西南联大期间经常“跑警报”，汪曾祺写道：中国人的心理是有很大的弹性的，不那么容易被吓得魂不附体。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服不了的。

所以有人说“儒道精神”是汪曾祺的底蕴。

“‘随遇而安’既可以用来概括汪曾祺的作品，也写尽了他的人生。”

汪曾祺用他的笔创造了一个随遇而安、恬淡安闲的美好世界。但若细心读起来，仍然可以在《人间草木》看到一些端倪，关于“运动”。

比如《花和金鱼》中，他写“今雨茶庄”，提到一对卖茶叶养花养鸟的50多岁的夫妻。他脱掉右派帽子回到旧地，想看看“今雨茶庄”还在不在。问老住户，说“人早没了！”茶叶店掌柜呢？——死了！叫红卫兵打死了！——干吗打他？——说他是小业主；养花养鸟是“四旧”。老伴是吓死的！这他妈的“文化大革命”！这叫什么事儿！

比如“老曹从小家贫，成分不高，他拉过骆驼，吃过很多苦。他在大青山打过游击，无历史问题，为什么要下下整他？要打断他的踝骨？为什么？”

又比如“标语留下来，标语贴在墙上，贴在日常生活里面。标语一天一天地变得更加切实，更加深刻：‘我们坚决支持埃及人民。’”

他那么多年小心翼翼，不是没经历黑暗的时光，那些下放改造的经历，成为他80年代小说和散文取之不尽的材料来源。他不是只字不提，他是更愿意记录那些美好的事物，选择“随遇而安”。所以才有60岁时的“大器晚成”。

《人间草木》中写“游记”的部分，包括《泰山片石》、《湘行二记》、《四川杂忆、《天山行色》、《初访福建》、《美国短篇》都是汪曾祺“重出江湖”后的应景之作，写应景之文，且随处送出字画、写下打油诗，也是他随遇而安、自得其乐的一种表现吧。

他的儿子汪朗曾说：“爸爸总是把最美好的事物展现给大家，把苦难的东西留在自己心里，因为他觉得，哪怕是再绝望的时候，他也一定要给一丝绝不会断绝的希望。”

即便不快乐，也随遇而安地活着，而活着，就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