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有几位诗人死去了。他们不是寿终正寝，也不是意外，是生命的自我终结。于是，人们议论了好多年。
海子的死，最具争议，成了焦点，惋惜、斥责和不解占了争论的主流。
我是一个诗歌爱好者，绝对不是诗人，因为我离诗人的标准差得太远。我很少发表关于诗歌和诗人的看法，一来我不是领域内的行家里手，我的观点只是个人狭隘的角度，毫无意义；二来因为我不是诗人，我无法体会和评定真正诗人的行事。
但是抛开这两个因素，常常看到一些人，特别是写诗的人对诗人的死胡乱界定，感觉是触及了我的信仰，斗胆说上几句。
在生命中，不对，说大了，确切的说在生活中，人们很容易根据自己的角度、喜好、习惯、以及信仰去评判一些事物和现象的对与错，排排坐，分良莠。我想他无论多么渊博和资深，都会带有自我色彩，这一点谁也无法避免，我也是。就像是每个人对饭菜的口味。对于海子的死的争议，我想也是基于此吧！
如果从每个人不同角度，一定会有不同的看法。如果是尊重生命的角度，海子做法显然是不对的。如果是从亲情负责任的角度，海子显然也是不应该的。但是从执着的角度，或是对诗歌的热爱的角度，就说不清楚了。梦的最高点是醒来，生命的最高点是死去，从这一点来说，海子把生命与诗歌真正融在了一起，一起升华，达到究竟，我想对于写诗的人来说是值得敬畏的，值得祭祀的。诗歌有讴唱的，有赞颂的，也有揭露的，也有抨击的，有时候它是出征的号角，有时也是战斗的檄文。诗歌哪有好坏之分呢？或只有文字有成熟和不成熟的差别，，能够引起人们的思索和共鸣，或能够准确的抒发某刻的情绪都是好诗。海子以及其他具有争议朦胧诗派的诗歌显然具备这个特点。如果不承认这一点，那就连同那个时代的众多读者也一并批判了。
抛开意识形态，如果可以认定他们的诗从单纯“诗”的标准是不错的，那再来谈谈生命：
命在人间的意义用时间长短来衡量毫无意义，生命真正意义也绝不是所谓的为人民服务，为了无私奉献，那都是扯淡。那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谁能说得清？怎样结束才有意义？空活百岁和瞬间的闪光哪个更有意义？还是最好又百岁又闪光？别再堂而皇之冠上为了父慈子孝，慈母人伦，那都是带了条件的爱，带着欲望和自私的爱，那和生命本身没有本质关联，生命是独立的个体，海子的死是逃避吗？是放弃吗？还是他带着微笑把生命供养给了他最钟爱的诗歌？我们真的能够体会吗？退一万步说，海子自戕就算是不对的，对不起父母，不尊重生命，他也只是选择不太恰当的方式结束生命，其他人尚可非议，我们写诗的人再去抨击他那就不对了，他是我们其中的一员，在这个领域，没有人比他更热爱诗歌，这是在我们团体里，出了一个事故，我们不去慰藉，不去痛而惋惜，反而嘲笑，这是诗歌领域的悲哀，我感到沮丧。就像商鞅为了变革，为了进步做出了努力，被车裂时，百姓却是冷漠甚至嘲笑。
如果说海子的死至少值得我们写诗的人同情和祭奠，那再来谈谈对爱好的境界：
我不大了解，据说佛教中有“燃指”、“燃臂”和“燃身”的现象，在信仰里他们把身体和一切交给信仰，先不说提不提倡，也先抛开法律和社会认知允不允许，为了信仰这一点同样值得敬畏。出家人是逃避还是无情？正所谓“多情乃佛心”。乞丐是玩世不恭还是不求上进？恐怕都不是我们普通人认为的那样简单吧？问题所在，是我们把生命、信仰和境界统统地被统一的标准搅在一起来看，很多都会看不清楚，从不同人的角度，很多伟大的创举会被看成毫无意义，一文不值，人们像鸭子一样冷漠的看着为进步而努力的同袍被杀戮的情形鲁迅先生早就形象地描述过。我想，自戕不会比杀戮更野蛮。
古往今来，有些为了主义、为了推动新的进步而做出牺牲的人和海子的死有何本质区别？你会说海子的死有何积极的推动？有何闪光之处？这就问到点子上了，我们以人为的，自私的，狭隘的设定了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必须是符合我们意识形态，认为积极的，可以当做正面榜样，相反的一切都应该遭到排斥，摒弃。这就不公平了，只要世界没有大同，就算大同也还是生命的属性，也会有左中右，就会有阳光，也会有阴暗，会发现黑暗，敢于走向黑暗也是斗士，文明的进步是减少黑暗的过程，而黑暗目前依然存在。“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至于顾城同志，以我对他的研究，那是人格分裂，他不写诗，也会出现悲剧，说不定悲剧会更早更糟糕地发生，和诗歌本身没有关系。但同样我们也不能泯灭他诗歌上的成就和贡献。只是人们把诗歌、斧头和生命也统统地交织在了一起。
几位诗人的死去的讨论，这是焦点在放大，诗人那么多，中道崩殂并没有几位，请别扩大化。
诗歌是伟大的艺术，我们为之快乐着，我们应该赞颂所有为诗歌做出努力和贡献者，鲁迅是伟大文豪，梁实秋、胡适先生就被定义成伪文人，是文化流氓，这是意识形态，。我们莫谈国事。他们都值得我们敬畏，不要胡乱评定，我们是单纯的诗歌爱好者，况且我们也没有资本去评定，我们都在路上！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臧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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