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世界先爱了我，我不能不爱他

当我看到罗兰罗曼的“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时，我脑海里涌现的第一个人，便是一生豁达，活的潇洒的汪曾祺。

1. 无忧童年

1920年元宵，春寒料峭，苏北水乡高邮，在当地颇有名望的汪家，迎来一名男婴，后取名汪曾祺。

他的家庭是个旧式的地主家庭，家业几乎是其祖父赤手空拳创出来的，光是田地就有两千多亩，但祖父生活却很简朴，爱喝点酒，酒菜不过一个咸鸭蛋而已。他的《论语》和初步的八股文都是祖父亲自教的。

祖母很是喜欢他，夏天在天井里乘凉，祖母便会躺在竹床上给他讲故事，唱古歌。

他三岁时，母亲因肺病去世，因此他对母亲一点印象都没有，只能从她的画像上看着她。

父亲是个绝顶聪明又很有趣的生活家，喜好诸多，会武功、会医眼、爱画画、刻图章、制汉印、喜藏石、也会摆弄各种乐器，最喜欢的是胡琴。

父亲是个“孩子头”，春天，会领着一群孩子到田里放风筝，风筝是父亲自己糊的蜈蚣。秋天，会买来小西瓜，掏空瓜瓤，在瓜皮上雕刻图案，在里面点上蜡烛，做成西瓜灯，就为了让孩子高兴一晚上。

他的数学成绩不好，父亲从不苛责，只要及格，就行了。

初中时，他爱唱戏，在家里，父亲拉琴，他唱青衣。17岁时给初恋写情书，父亲并不责怪，反而在一旁出主意。

十几岁时，他就学会了喝酒抽烟。父亲喝酒，也会给他倒一杯。抽烟，也会抽出两根，一人一根。父亲跟他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

在水乡，他与家人，家人与他，一直相伴到考大学前夕。

2．昆明七载云烟

1939年，他背着行囊，离家前往昆明考学，一去经年。

刚到昆明，他便染上了恶性疟疾，考试当天只喝了碗紫菜蛋花汤，便飘飘忽忽地进了考场。放了榜，居然考上了第一志愿：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

大部分同学都是来西南联大寻找真理的，而他是冲着吊儿郎当来的，他寻找的是潇洒。

上课几乎不做笔记，经常逃课，晚上看书，白天睡觉，成了他大学生活的主旋律，当然还有昆明的茶馆和美食店里也经常能看到他的身影。

吃货的本质在大学时便可见一斑了。他手里盘缠盈余较多的话，就和同窗去正义路吃汽锅鸡“培养正气”，去东月楼吃锅贴乌鱼和酱鸡腿，去厚德福吃铁锅蛋，还有松鹤楼的腐乳肉等等。

没钱了，就去米线店里吃米线和饵块，实在不行的话，才会在学校吃大锅饭。

他刚去昆明那两年，三天两头拉一次警报，大家都跑到郊外去，路上，要是看到松树，他必定要停下来看一看，是否有松球落在地上，要是熟了，就掰开球瓣，吃起来。

他是沈从文的得意门生，一次他写了篇以对话为主的小说，对话内容充满了哲理，他自以为很好。结果沈从文说他“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在打架。”自此他才知道人物对话要写的真实和朴素才是最贴近人物的。

在大学期间，他还演过巴金《家》里面的老更夫，老更夫暗哑苦涩的声音，让当时看戏的宗璞，40年后仍然记忆犹新。

离开大学后，他在西南联大办的一个中学教了两个学期，他几年前写的《小学校的钟声》和《复仇》就是在这个时候由沈先生代为寄出去的。

在这里他也遇到了与他相伴一生的施松卿，她也是西南联大的校友，据说当初是一眼就被他的才华迷住了，才子与佳人，不久后便结为连理，携手直到白头。

3.随遇而安

1958年，他被错划成右派，下放到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他在《随遇而安》里写到“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离家前，他给夫人留下一个条子：“等我5年，等我改造好了回来。”

在那几年里，他干过了大部分的农活，起猪圈、刨冻粪，170多斤的粮食他能稳稳地扛起来走在斜坡上。白天和农业工人一起干活，晚上就和他们一起睡大通铺。小说《羊舍一夕》和散文《葡萄月令》也正是来源于这一段的经历。

遇上文娱活动，他就用戏剧水彩给演员化妆，轰动了整场的观众。

在“马铃薯研究站”，应所里要求，他画了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画完了，就随手把马铃薯扔到火里，烤熟吃掉。白天画马铃薯，晚上就对着昏暗的灯光看书。

一直到1979年，他才彻底地摘掉了右派的帽子。别人问他这么多年是怎么过来的，他回：“随遇而安。”

他说“遇，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既已如此，何不想开些。生活，还是很好玩的。”

“大乱十年城一梦，与君安坐吃擂茶。”说的不正是他自己吗？

4.自得其乐

晚年时，老爷子的爱好莫过于：写写字、画画画、做做菜。他觉得写作是他最快乐的时候，但是也认为不能从早写到晚，否则会成为一个写作机器。

到一个新地方，他最爱去的地方便是菜市场，买菜的过程中他就构思好该怎么做了，他觉得炒菜对整天伏案写作的他，可以换一下身体的姿势，对身体健康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在当时，他是厨子里文章写的最好的，也是文人中菜做的做好的。

他画花卉，曾为宗璞画了幅牡丹，题词“人间存一角，聊放侧枝花。欣然亦自得，不共赤城霞。”宗璞的父亲冯友兰先生看过后说：“诗中有人。”诗中之人，我想非作画者本人莫属了。

宗璞在其散文《三幅画》中写道：“性情中人不一定写文章，而写出好文章的，必有真性情。汪曾祺的戏与诗，文与画，都隐着一段真性情。”

1997年5月，汪老与世长辞。就像鲁迅说的“有的人死了，却还活着。”他达观的人生态度和文学作品会依旧影响着后人。

“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他说，如此潇洒的生活正是他欣赏的。但是，他的一生不正是这首诗的真实写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