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有多少机会，能够听到自己的学术偶像给你讲他小时候的故事？不要说是已经去世将近100年的理论家，就是听自己的恋人朋友回溯其童年轶事，怕也不是易得的机会，而且不要忘了，还需要加上一个残酷又重要的前提，就是这个叙述者，需要是一个很好的讲故事的人。
于是本雅明在众多灵光流溢的理论著作之间穿梭，还忙里偷闲地随手留下了这本回忆自己童年的珍贵小书。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过由Howard Eiland英译的这本Berlin Childhood around 1900。如果福柯、巴赫金、德里达、卢卡奇也愿意讲讲自己小时候的故事的话，该是多么有趣的事情。
阿多诺曾经形容过本雅明和他的这本书：“那种包裹着一晃就纷纷飘扬的雪景的玻璃球，作为他最喜欢的物品之一绝非偶然。这些如遗物盒般的玻璃球所要从外部纷繁世事中保护的，可能正是作为隐喻家的本雅明对未来而不是对过去的描述。” 读到这里，有深刻恋物癖的我也想拥有一只本雅明一样的雪景玻璃球了。
全书由三十段各自独立的文字组成，字里行间随意流露出来的十九世纪末柏林的怀旧光辉和本雅明极其敏锐细腻的感受力和细节复现能力，令人惊叹不已。
《内阳台》：“在沙龙被遗弃之前，人们试图运用一些手段使它神圣化。沙龙里时而偷偷出现一盏吊饰，时而一个铜器，时而又是一只中国瓷瓶。这些古董虽然不能为这种沙龙增色，但它们和其中固有的古老气氛吻合。沙龙四壁宽宽的庞贝红色装饰线为那沉积在如此与世隔绝的氛围之中的漫漫时光提供了恰如其分的背景。在这些通向屋后庭院的幽室中，时间变得苍老。正是如此，中午以前的时光在阳台上久久不肯离去，每当我在阳台上与它邂逅，它总是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显得悠然自得。我从未能够在这里等候着它的到来，而它却总是已经在等待着我。当我终于在阳台上寻见它时，它在那里已经多时了，而且仿佛已经‘过时’。”
《西洋景》：“西洋景里没有那种看电影做周游时让人慵懒疲倦的音乐，虽然西洋景里的那种声响有点儿吵人，我却觉得比电影里的音乐要好。那是一种铃声。每当一幅画跳离屏幕，会先出现一个空格，以便给下一幅画面留出位置，那时就会想起几秒钟的铃声。每当铃声响起时，挺拔的山峦，窗棂明净的城市，浓烟蒸腾的火车站，葡萄园的每一片藤叶都浸透了离别的感伤。……在我还犹犹豫豫时，把我隔在外面的木柜后面的整个布景就震动起来，小画框里的画片晃晃悠悠地向左侧消失不见了。”
《电话机》：“很多使用电话机的人并不知道它的出现曾经在家庭中造成了多大的灾难，我父母亲中午两点至四点习惯午休，如果这时候同学打来电话，铃声听起来就像警报声。……父亲和官僚机构意见不合的情况屡屡发生，有时候他甚至对着电话机暴跳如雷，向申诉机构发出恐吓。而父亲更大的发泄对象则是那个电话机手柄。他摇那手柄达几分钟之久，简直到了忘我的地步，这时候他的手就像一个跳狂旋舞的异教僧侣。我心惊肉跳，我肯定，电话机那头犯了错误的女公务员一定会受到被手柄摇出的电流击倒的惩罚。”
《儿童读物》：“阅读时我把双耳堵住，这种无声的叙述我何尝没有亲耳聆听过？……然而在冬天，有时候我站在暖室的窗边，外面的暴风雪会这样向我无声地叙述。虽然因为新雪片迅速而密集地盖住了旧雪片，我从未完全听懂过这种叙述的内容。……但是现在时机到了，我通过阅读密密麻麻的文字得以探寻当初我在窗边听不懂的故事。我在故事中遇到的这些遥远的国度，就像那些雪片一样亲昵地互相交织嬉戏。而且因为当雪花飞舞时，远方的国度不再引向遥远，而是引入内心，所以巴比伦和巴格达，阿卡和阿拉斯加，特罗姆瑟和德兰士瓦都坐落在我的心中。书本中温和而悠闲的空气缭绕在这些城池中，其中的流血和冒险故事是那样地让我心驰神往，以至于我对这些破旧的书本永远忠心耿耿。”
《冬日的早晨》：“冬天，清晨六点半，当手电筒的灯光向我的床头移来，女佣的影子被投射到天花板上时，这个愿望便浮上我的心头。壁炉里点起了火，很快这团火焰就朝我张望了。……当这一切就绪时，女佣就把一个苹果放进炉膛里烤。很快炉门的栅栏就被跳动的红色火焰映在地板上。困倦的我感到有这样的画面对于这一天就足够了。每天的时刻都是如此，只有女佣的声音打搅了冬天早晨我与屋内物件亲近的过程。……那个苹果，那个暗暗的、暖暖的果实就躺在那里，它既熟悉又变了样，就像一个好朋友长途旅行之后回到了我的身边。”
《斯德哥利兹街与根丁纳街的街角》：“那时候，每个人的童年中都会凸显出那些姨妈们，她们似乎已经不再离开自己的房子了。我们和妈妈每次去看她们时，她们总是已经等候在那儿，永远戴着同一顶黑色小帽，穿着同一件真丝长袍，坐在同一把靠椅上，从同一扇挑楼凸窗里向我们打招呼。就像仙女无需下山却能守护者整座山谷一样，她们统辖着整个街区，却不必出现在街道上。雷曼姨妈就是这样的人物。……如果在这种公寓里没有这样的老女人，我根本无法想象。因为公寓和它的主人共同分享着缄默而宝贵的回忆，所以它对其主人不仅了解巨细，而且它还懂得在每个陌生人面前体面地代表她们。……公寓与我甚至经常比与它的主人更能息息相通。因此我也就用钦佩的眼光看着它们，它们往往比其主人们更敦实坚固。”
《发烧》：“我小时候经常生病。我被别人所称赞的耐心，可能就是从那儿来的。其实这并不是什么美德：我只是喜欢远远地看着我所关心的那一切渐渐来临，就像时光慢慢地靠近我的病床。正是这样，如果不能在火车站长久地等待火车的到来，旅行似乎也少了最大的乐趣。……是啊，我的内心有一种凭借着等待来面对未来的需要，就像病人靠着背后的枕头来面对命运。这种需要后来致使那些女人对于我来说越发显得美丽，如果我必须沉静和长久地等待她们。”
《花庭街12号》：“那是在很多小时以后了。此时我们把捆好的东西紧紧地夹在胳膊底下，踏上暮色笼罩的街道。出租马车已经等在楼门前，墙沿和木桩上的雪完好无损，路面上的雪则已经比较浑浊，从绿佐夫河岸传来了雪橇的叮当声。煤气灯一个接一个地亮了起来，指示着点灯人的行踪，他即便是在这个甜蜜的夜晚也必须挑着点灯杆。此时这个城市是如此地为自己陶醉着，它就像一只口袋，由于我和我的幸福而变得沉甸甸的。”
《冬天的晚上》：“冬天的晚上，有时候母亲带我去小商店。一个幽暗而陌生的柏林在煤气灯的微光中向前方伸展着。……不知是由于白纱布的窗帘，透明的窗饰，还是吊灯下的铁丝网罩，那种灯光虽然照亮了房间，然而也保持了房间的神秘。那种灯光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氛围之中。它的魅力令我神思悠悠，并且在我今天的回忆中仍然如此。而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我的一张明信片，它展现了柏林的一个广场。广场四周的房屋是一种柔和的浅蓝色，夜晚的天空中挂着月亮，天空呈现出深蓝色。硬纸板上月亮和房屋的窗户被镂空，要是把它们对着灯光，一片金黄色的光芒就会从云层和楼窗中照射进来。我不认识明信片上的这个地方，它的下方写着：哈勒门 (Hallesches Tor)。于是，城门(Tor)和厅堂(Halle)就汇集一处，构成一个明亮的洞穴，它寄托着我对柏林冬天的回忆。”
《弯街》：“童话中有时提到的那种购物通道和长廊，两边都设有充满诱惑和危险的小商店。当我还是个小男孩时，曾对这样的一条购物街很熟悉，它的名字叫弯街。……我转到商店的橱窗前，让自己在这里被琳琅满目的旧货商品撩拨得热血沸腾。……离游泳池不远的地方是市立阅览室。它虽然有铁制的廊台，但我并不觉得它高高在上和冷漠无情。我预感到了自己命中的立业之所在，我在远处就闻到了它的气味。楼梯间里迎接我的空气又湿又冷，就像笼罩在一层安全的薄幕之中。我挺害羞地推开铁门，但是刚一进入阅览室，静谧的气氛就使我力量倍增。”
《袜子》：“它让我领悟到，内容与形式，包裹和被包裹住的其实是一体的。它指导我从文学中小心地发掘真理，就像孩子的手小心地把袜子从‘兜子’里拉出来。”
《圣诞天使》：“圣诞节中的这些凋敝的窗棂包含了孤独、衰老、贫困以及穷人们闭口不提的所有苦难。……在那里，圣诞树辉煌闪耀，让我感到陌生。当它被人把底座拔掉并扔到雪地里，或当它在雨水里闪闪烁烁的时候，节日就在它随着手摇风琴声开始的地方拉下了帷幕。”
《针线盒》：“白雪公主的母亲做针线活的时候外面下着大雪。这片土地越静谧，这种安静的家务活就越显得高贵。……于是我们小孩每天也会花一个小时盯着一根拖着粗棉线的针。……针在纸样上走过，发出清脆的响声。我禁不住诱惑，不时地去窥视布的背面交错的线条。我在布的正面绣的花越来越有样子了，但是布的背面每缝一针就会增加一分混乱。”
《月亮》：“世界上何以存在事物？何以存在世界？我带着惊异领悟到，世界上没有什么能迫使我承认这个世界的存在。它的不存在对于我，一点也不比它的存在更值得怀疑。存在对不存在眉来眼去。当月光闪亮时，海洋和大陆并不比我的盥洗池更领风骚。我的存在不过是我的虚无的沉积物。”
作为作家，本雅明太理性了；作为理论家，他又太感性了。
在前言里，译者徐小青提到，这本《一九〇〇年前后柏林的童年》是本雅明晚期的作品，创作经历了1932-1938年前后6年时间，首次出版却晚至1987年。本雅明生前虽经多次努力，最终仍未能出版此书。这部书的稿件由本雅明于1940年（自杀的那年）藏在巴黎的国家图书馆，直到1981年才被发现。
虽然不搭边际，我常常感觉本雅明是与特斯拉很相像的人，生前有无数卷帙浩繁的天才之作却穷困潦倒，如特斯拉生不逢时，发明无数却鲜为人知，终身未娶，穷困潦倒，最后孤独地死在纽约一家酒店的房间里。如本雅明，怀揣《德国悲剧的起源》这样的文学批评杰作寻求教职被拒，被委员会评价为“如一片泥淖，令人不知所云”，在世时很多著作都未能刊行。布尔迪厄所说的“被诅咒的艺术家” (cursed artist)大概指的就是他们这类人。
其实本雅明（左）和特斯拉（右）不知哪里还有点像……
我曾经读到过一段据说是特斯拉生前接受的最后一次采访，他说：“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都很喜欢喂鸽子，好几千只。但是有这么一只非常美丽的、纯白色的鸽子——翅膀上有几点灰色：那只很特别，那是只母鸽。我几乎在任何地方都能看见它。不管我在什么地方，它总能找到我。当我想看见它时，我只需要想到它、呼唤它，它就会向我飞来。我想她懂我，我也懂她。——我爱上了那只鸽子。”
在《莫斯科日记》里，本雅明靠出版社资助的路费去到了莫斯科，看望住在精神病院里的前女友，拉脱维亚女导演阿斯娅。阿斯娅的情绪经常失控，并且因为本雅明买不起大衣送她而常常发脾气。与同时期煊赫一时的罗曼·罗兰访苏之行相比，本雅明在莫斯科的生活饥寒交迫，同前女友的现任男友住在一起，两个人常常吵架，吃冷的面包，坐漏风的公车去看免费的戏剧。1940年，48岁的本雅明在法国和西班牙边境的小镇波特博服用吗啡自杀。
这就是世界给特斯拉和本雅明的回报。
在这本《一九〇〇年前后柏林的童年》的最后一篇《驼背小人》里，本雅明写道：“‘笨蛋向你问候。’当我打碎了什么或什么东西掉在地上，妈妈总是这样说。现在我终于明白她指的是什么了。她说的就是那个盯着我看的驼背小人。小矮人如果盯着谁看，谁就会心不在焉。他既不留心自己，也不注意那个小矮人。他神志恍惚地站在一堆碎片前。……他出现在哪里，我在哪里就会变得两手空空。……直到几年后大花园变成了小花园，大房间变成了小房间，大长椅变成了小长椅。它们缩小了，仿佛和小矮人一样长出了驼背。那个小矮人到处抢在我前面，堵住我的道路。他并没伤害我什么，只是这个灰灰的倒霉鬼不时让我重新忆起那些几乎被我遗忘，然而曾经属于我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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