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凑巧的，在读完《思闺》后，我顺便略览了一遍《情人》；更凑巧的是我莫名觉得两者格外相似，不知是因前后连读的缘故，还是确有其事。但肯定的是，两者都是女性所作，讲女人的心思。我读《情人》时，曾惑于为何去这样一个名字：全篇有大半都是叙述少时琐事，却偏偏取“情人”之名。读《思闺》也如是，思人也好、归人也罢，在文中都不过蜻蜓点水般一笔带过，而除此外大部分皆是过往经历，也同为年少。两者之间巧合与否不重要，我巧合地接连读了两本如此相似的文章更值得推敲。当然，两者间的相仿不止于此。
读女性为主视角抑或说读女性所写的小说的想法由来已久，知道近期方才因某些需要而开启。如此所为与其说是了解女性视角特点，倒不如说是对一切不同身份视角描述的疑惑。简单言之，即若如所谓“一切小说都是作家的自叙传”的郁氏之言，文学家又如何能写他人之事，言他人之思呢？问题淤积已久，追其滥觞还要到当初的叙述视角疑惑，又或者说第三与第一人称的转换使用。说到此，又不得不回到《情人》来谈人称的转变。
情人移花接木、文思飞扬的结构自不必多谈，先锋派别意识流手法浅尝辄止的使用可初步管中窥豹其技艺之深。但最令我不解的属无迹可寻、来无影去无踪的人称变化——初次眼见，又喜又惊又叹。在文章中不时悄无声息地变换叙述人称，并非变换视角的粗浅之术，而是改变整体的叙述人称，由“我”的第一人称换为“她”的第三人称。若不注意，或糊涂而过，但后面方觉怎么看不懂在讲谁了。这种变化给读者的感觉分外生动，有一种灵魂突然被赶出身体，孤独地漂荡在身体四周，观其所行的一样感受。假若再深入地形容，那便是好像突兀地进入一个人的身体，有忽地跑了出来，看着这刚才还感同身受的人成了画中的人，成了“她”。又像是年近古稀、日暮西山，追望往事，回溯记忆时对过去的“我”的怀旧之感，一言以概之，“当年那个小子啊！”。初见时，惊其所以然；明了时，又喜于过去的想法果真可行，这不正有一个成功的典例嘛！；一切终了时，又不禁哀叹，果然自己的想法往人早就探寻到，还实践了，不免有点不甘无奈。但思其种种，最终还是觉得获益匪浅，也给了我实践人称变换的信心。
再说《思闺》与《情人》。过往所读多为男性所著文章，唯一能在心中留下痕迹的女性作家所作小说只有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呼啸山庄》是众所周知的文学名著，对我的影响也十分巨大。但虽则艾米莉是女性作家，但其文其言却高山仰止，其旷古烁今的情感表达很难能让人分辨作者性别。所以为了系统地了解女性视角，就有意去读了《思闺》和《情人》。由此也可知，两者之所以前后连读绝非毫无缘故，实是因为二者都为女性所著，而至于其中相似倒出乎意料。《思闺》本是写中国古代深闺女性，而《情人》则是写法属越南殖民地的法国白人女孩。两者本相去甚远，但某种共同的情绪却将二者相连，什么情绪呢？对束缚的反抗，对未知的追求。而现实的无可奈何使二者都将夙愿寄寓在男女情感上。这种情感既是一种寄托，更是一种反抗。《思闺》的这种思想是压抑着的，正如女主人公一样，步步受阻，处处被安排，毫无选择，而反叛的描写也是消极的，是死亡，是虚无的寄寓散去后的心灰意冷，无声的，一场新雨洗后，一切荡然无存。《情人》呢？可以说是无意识，取代这种无意识的是本能。说是欲望的本能，是寻求掌控力的欲求，是极端压迫、麻木、死寂后无所顾忌。“我”不在意是否孤独地站着，我不在意亲情与家庭，“恩，你父亲说的对。”，对一切强制力下的分离也是毫不在意的。本是无根之萍，何来所谓在意。杜拉斯在回忆过往时，是那么平淡，心静如水，就像她所用的人称一样，是“她”、而不是“我”。读时我在想，这文字背后酝酿着多剧烈的情绪，“不在沉默中爆发，便在沉默中死亡”，可怜岁月蹉跎下，山盟海誓、海枯石烂都不复存在，又哪来情绪可说。一切的感受，都凝结成一字一句，释放魔盒的钥匙是我们的感同身受。
《情人》又有点像《呼啸山庄》，杜拉斯也是为非同凡响的女作家，想必她的感受与艾米莉的感受定有殊途同归之处吧。那郁积在他们心中的情感被分解为《情人》与《呼啸山庄》，而这些文字也将继续勾动后世每一根相似的心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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