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两个舅舅，都当过知青。大舅舅下乡没多久就得了精神病；小舅舅16岁那年自断了一根手指头，自然是再也找不回来了，他现在跟着小舅妈去了她的家乡上海，在那里打工。
我上小学的时候，学校经常开忆苦会，请来一些人讲旧社会的苦，总是什么讨饭到了财主家门口，财主家放出恶狗，说到这里，演讲的人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并且挽起裤腿，露出被狗咬过的伤疤。听完忆苦报告，老师会交代我们回家让家长讲家史。我也曾要外婆给我讲讲我们家的家史，外婆摇摇头，默然。
我知道我妈妈是她们家的老大，我还有两个姨两个舅舅。外公去世后，外婆没有了生活来源，去了一家制衣厂做工，但仍很难养活5个孩子，小姨两岁时就送了人，小舅舅生下来不久也送到农村一户人家寄养，一直到他9岁才回长沙。外婆家的人皮肤都很白，可是小舅舅从乡下回来时又黑又瘦（现在仍然很黑），妈妈却说他刚生下来时白白胖胖的，可见人的肤色不全是先天的遗传。那时的小舅舅就像一只拴不住的猴子，无心向学，经常站在马路边看汽车。小舅舅小学升初中那年是13岁，他的厌学症一直没有治好，我母亲和我外婆为此十分着急，还有我那书生父亲，也分担起管教小舅子的责任，他们不能容忍家中有一个不读书的人。小舅舅性子刚烈，脾气很犟，对他们的管教产生了逆反心理。初中尚未毕业，小舅舅擅自离开学校，在一家竹器社当了学徒。这件事被发现后，我的父母和外婆都气得头发昏，他们把小舅舅反锁在厨房里，让他写检讨。就是在那间厨房里，烈性的小舅舅拿起菜刀剁下了自己的左手食指。这些事情都是我后来听父母说的，因为我当时还不到3岁。
以后，每当我看见小舅舅缺了半截食指的左手，心里就要颤一颤，对这个只比我大14岁的舅舅十分同情。想他小小年纪便寄人篱下，回城后也一定有很多不适应，也许还有城里人的岐视，那对他来说，是怎样的难堪。
1966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那年仅17岁的小舅舅自己去街道办事处报了名，离开家去了郴州。
我记忆中第一次见到小舅舅是在我大约8岁的那年，几年没有音讯的小舅舅忽然回家了。在这之前，家里人很神秘地在议论这件事，听说小舅舅早就离开了郴州他当年插队的地方，去了云南建设兵团。虽然我曾听我母亲说，我小的时候，小舅舅也照看过我，并被我的大哭大闹弄得措手无策，但我仍然觉得家里新来的这个又黑又瘦的青年是个陌生人。他似乎很有阅历，看过很多书，所以常给我讲故事。现在回想起来我仍然觉得惊讶，我那个只有小学文凭的舅舅竟然知道“尾生抱柱”这样生僻的典故。他在云南的建筑工地做副工，因为有才干，后来做上了施工员。小舅舅常给我们表演一个戏法，他可以将一副扑克牌密密地插在手掌心里，然后将它们提起来。我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样的魔法，很是惊奇佩服。有一次大姨在他变完戏法后突然抓住了他那只断了食指的左手手腕，将手掌翻开，我们看到了别在他手掌厚厚的老茧上的一根大号缝衣针。这就是秘密，他将扑克插在针的两测。知道这个秘密后我有些心酸，想象着小舅舅怎样用他那只伤残的手摆弄着一口一口的粗砖。
小舅舅在家呆了不久就又走了，这一走又是4年。这期间他曾写过一封求援信，说他在云南的住处遭火灾，所有的东西全烧光了。家里给他寄了一些钱过去，除此之外，他再也没有向家里要过钱。
小舅舅第二次回家时带回了我现在的舅妈，她是一个上海女知青，长得漂亮可人。当时他们在谈恋爱，正是浓情蜜意的时候。可他们的关系却遭到了我父母和外婆的反对。原因是那几年，知青纷纷在办回城，他们怕女孩子会拖小舅舅的后腿，何况又是上海人，必定是要回上海去的。全家人单独叫上小舅舅开了个会，我在一旁旁听，小舅妈一人呆在另一间屋子里。我听到我的妈妈、大姨在那里痛陈利害，让小舅舅断了和舅妈的关系。小舅舅表情很痛苦，但他没有作任何反驳。后来小舅舅去另一间屋子跟舅妈说话，我忍不住推开一条门缝往里瞧，只见美丽的小舅妈在失声痛哭。这一年我已经12岁，开始有了自己的主见，我成了舅舅舅妈的支持者和盟友。爱情最后战胜了世俗偏见，我的舅妈十分坚定，她放弃了回上海的机会，随我舅舅回到了长沙。
小舅舅回长沙后，顶职进了制衣厂，后来做到了副厂长。以他的学历，实在是难得，可见我小舅舅的聪明才干。可是小舅舅还是离开了制衣厂，原因我也不太清楚，只知道小舅舅当副厂长时，有人在他和另外两人的茶杯里下了氢化钾，他只喝了一口，但神经已受到伤害，至今仍留有后遗症。
我的大舅舅样子活像电视剧《西游记》中的唐僧，气质文雅恬淡。按说大舅舅的命运要比小舅舅好，他是家中的长子，外婆生下三个女孩后才得了这么个男孩，自然是宝贝得很。加上大舅舅从小性格温顺，凡事谦让，学习又好，我外婆和我妈妈、大姨都对他痛爱有加。在我印象中，大舅舅沉默寡言，整天鼓捣他的半导体收音机，我们家大大小小的收音机有好几台，都是大舅舅自己装的。还有，大舅舅从来不盛锅里的最后一碗饭，见到菜不多了，他就不再伸筷子。
1967年，大舅舅高中毕业，也面临上山下乡，家里人舍不得，却也没有办法。那天我坐在父亲的自行车上和全家人一起去给大舅舅送行，我只记得大舅舅胸前硕大的红花和四周震耳的锣鼓声，还有高音喇叭里反复播放的口号。就这样，从小倍受呵护的大舅舅下放去了华容。
没多久，大舅舅从乡下请假回家，哭着说他不想再去。可政策铁如山，谁也不能躲避，家里人只能劝他走。没过多久大舅舅又跑回来了，这次死犟着不走，我外婆急得发了火，大舅舅又只好去了。大舅舅再次回来时，说什么也不肯再去了，他哭着说当地有人要加害于他，总在他挑水的水桶里放农药。这还了得，我妈妈赶紧找人了解情况，同去的知青说，大舅舅越来越怪，老怀疑别人要害他，挑的水前面一桶留着，后面的一桶倒掉。
大舅舅苦苦哀求，终于留在了家中。他仍然鼓捣他的半导体，并且自学木工活。那一阵子，我们家只要一推门，半导体收音机就会自动打开，起初真把我吓了一大跳。大舅舅说这是为了防贼，也不知他怎样设的机关。他给家里做了一张书桌一把椅子，这两样东西用了30多年依然牢固。
可是后来我们不得不搬家。我们家隔壁也有一位与大舅舅年龄相仿的小伙子，因他嗓子沙哑，小名叫做“沙罐子”，他是独生子，没有下乡，在家无所事事。他与大舅舅经常发生冲突，有一次竟打了起来。双方家庭都护着自己家里人，所以弄得很不愉快。为此，我们家从“一路吉祥”巷搬到了南门口。多年以后，我妈妈遇到“一路吉祥”的街坊，问起“沙罐子”一家的情况，那人却说“沙罐子”也住进了精神病院。
大舅舅住进精神病院也是几年以后的事情。有一次我大姨忍不住说出大舅舅是不是得了“神经病”的想法，外婆听了很不高兴，妈妈喝斥大姨，说她乱讲。直到大舅舅有一天在家里大喊“打倒某某”，把全家人吓得乱成一团，拿的拿毛巾，捂的捂嘴，大舅舅还是喊，最后大姨将一块“伤湿止痛膏”贴在了大舅舅嘴上。大舅舅脸憋得通红，差点被闷死。至此我们家才不得不把大舅舅送去医院。医院对精神病人的治疗手段无非两种，一是服用镇定剂，一是电疗。大舅舅被电击得浑身筛糠，直伸舌头。外婆和妈妈看不过去，又把他接了回家。
外婆、妈妈、大姨被大舅舅的精神失常弄得不可理喻，她们请来装神弄鬼的人，杀鸡画符，搞得家里污烟漳气。跳大神的让我妈妈托着一只装了一条鱼的玻璃瓶子，一直走到湘江河边去，将鱼倒进河水里，说这样大舅舅的病便会好，但是千万不能回头，否则前功尽弃。我妈妈托着瓶子，从南门口一直往湘江河边走，心中默念“别回头，别回头”，可是就有那么一刹那的松懈，忽听身后有人叫她，回头一看却没有人。我妈妈心想完了，她将鱼倒进河里后回到家，一脸的沮丧。还有人出主意，说要给我舅舅娶个媳妇，说不定一冲就好了。这个主意我外婆倒是没听，她说那不是把人家的闺女给害了么。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只见家里一片狼籍，外婆躺在床上，额头上一个大包；妈妈的下巴脱了臼，说不出话来；大姨的手豁了一条大口子，还在留血；爸爸的眼镜镜片也碎了，眼镜脚也掉了一只。我气愤地问是谁干的，家人告诉我是大舅舅因不肯去医院看病与家里人干开了。我看着全家人可怜兮兮的样子，从厨房里拿起砍柴刀哭着要找关在另一间屋子里的大舅舅拼命。爸爸将我拦住，我一边挣扎一边喊：“我要砍死他！我要砍死他！”全家人都来拦我，妈妈说不出话，嘴里嗡嗡的。爸爸说，大舅舅这是有病，你不要这样对他。这一年我9岁。
这以后，大舅舅长年住在了精神病院，医生说不要轻易出院，精神病人发病时有超出常人的力量，很难控制。我妈妈和大姨还是在年节时分或者大舅舅病情较稳定的时候把他接回家来，住上一段再送回医院。起初，大舅舅还据理力争，说他只是有病，怎么能把他跟疯子和“宝”（长沙方言，意即傻瓜）关在一起。在医院里，他仍然保持他的文雅，家里给他送的吃的东西经常被别的病人抢走。
有一件事情我始终不明白。我外婆去世时没有任何征兆，走得非常突然，她是死于心脏骤停，就在公共汽车上，当时她和我父母一起，想去给大舅舅买一顶冬帽。全家人得信全都去了医院，哭得死去活来，都还没有想到去给大舅舅报信。我们从医院回到家，却见大舅舅立在门口。他说，妈妈死了吧。也不哭。进了家门，大家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是神告诉他的，得了信他就从医院跑了出来。
爸爸妈妈大姨大姨父都老了，很难再接大舅舅出来，每到年节，大家轮流去看他。小姨认回来后，也经常和小姨父一起去看大舅舅，小姨父常说，大舅舅最可怜，一辈子就这样“散伙”了（长沙方言，意即完了）。
今年暑假，我带女儿去上海，顺道去看小舅舅。这位共和国的同龄人，头发已经灰白。两年前，他又从普通的工程监理员做起，现在已做到了监理工程师。他拿出工程师的证件给我看，说，上海办事规范，这都是要考的。我真的为他自豪。他曾被时代的浪潮卷走，几起几落，命运坎坷，但我的舅舅终没有沉沦。
(写于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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