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生总有些十分不堪的日子，一旦迈过去，便不想再回首，不愿再被提及。
我初出社会在老家县城里工作的七年，是我这辈子都不愿再回忆的七年
七年，相对于历史长河，如白驹过隙；而对于我的一生，却如噩梦般难熬。
毕业择业时的一步错棋，把我推进了老国营企业正在改制的漩涡。
在九十年代，国有企业改制倒也没啥，在当时全国上下的经济体制改革大潮中，没有谁能独善其身。
我92年秋季入职，领导只给了我半年时间在公司经营科熟悉业务，半年后我被分流到销售部门最前沿。那些年，正是粮食行业改革最艰难的时期，大部分员工直接面临着能否吃饱饭的问题。
初到业务一线，用领导的话说是让我去体验行业最基层工作，也是考验我的吃苦能力。
在门店期间，我经常为客户送货上门，甚至在大雪纷飞的时候，拉着板车去企业食堂送米送面。县城体育场旁边有一段很长的下坡路，水泥路面封上一层雪之后，板车的两只轮胎很打滑，而且在下坡的惯性作用下飙得越来越快，我明知道那种情况发生意外事故的概率非常高，但想停却停不下来。至今回忆起来，依然是心有余悸。
也许是因为能吃苦吧，两年后我被调到公司另一个成货（过期或临近过期）积压严重的正在亏损的门店去负责。一时间，全公司上下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都想看看一个乡里来的毛头小伙是如何盘活那个要死不活的店，或者就想看我的笑话。
社会上从来就不缺慵懒且妒贤嫉能之人，老国营企业尤甚。
差不多用了一年时间，我以新货带成货、新货盈利补成货亏损的办法盘活了那个难以为继的门店。
也是在那一年，我父亲在县医院被诊断出食管癌晚期。一辈子性子耿直倔犟的父亲知道了检查结果之后，拒绝接受任何方式的治疗，就直接回家了。那年春节，我为了抓住经营旺季（年关前后），想打一场扭亏为盈的翻身仗，居然没回家。春节过后的腊月初八，父亲走了。这是我一生都无法释怀的愧疚，至今回忆起来忍不住流泪。我亏欠父亲的养育之恩这辈子没机会还。
那年，我让全公司上下伸长了脖子想要看我笑话的人都失望了。我首年就扭亏为盈了，接着又继续干了第二年。正当我盘算着要好好赚钱的时候，我又被公司领导安排去接手全公司最棘手的一家超市，当时也是县城里第一家自选超市。
后来我才听说，县城里第一家自选超市是全市粮食系统作为多种经营先试先行的样板店开的，每个县先试点一家店，关注度很高，名气很大，后来亏损也很严重。为此公司领导层开了多次会研究也选过好几位“能人”去掌管，结果要么是浅尝辄止要么是不愿去接手。最终才想到把那个烂摊子推给我。
柿子总是捡软的捏。我一个又穷又偏僻的山沟里出来的人，在县城里几乎是无依无靠，领导想怎么捏想怎么摆布，只是一句话的事。
接下来在那家自选超市里，开始了我血雨腥风的噩梦。
那家自选超市经营初期是由市里统一配货，直到后来陷入经营困境，才发现积压着大量进价高于县城市场零售价的过期和临近过期的食品。公司领导明里是给了我最好的市场最好的发展机会，暗里却给我挖了最深的坑。公司财务把所有过期和临近过期商品都按进货价算作周转金给我，却没有再给我一分钱的流动资金。另外还安排几位其它门店都不敢接也不愿接的难管的员工给我。
那么一个烂摊子，要把那些成谷子烂芝麻处理转换成周转金就已经很难了，换句话说，卖的越多亏的越多。即便那是明摆着的事实，店员每月还要求我按时发工资。
我既无家底又无资金来源，明明是连续亏损，哪来的钱发工资？
公司领导却在关键时刻保持沉默，选择性视而不见，似乎都商量好了要看我是如何憋死在他们挖好的坑里。
我做梦都没想到，就因为不能按时发工资，几位店员明里不吭声，暗里却指示家人在社会上找些流氓混混隔三差五去店里找我的麻烦。
县城小，妖风大。也是在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小小的县城里居然还有黑社会帮派，并且不止一个帮派。时常有“大哥”开着车子带一帮马仔去店里找我的麻烦，甚至公然在柜面拿了最好最贵的红塔山香烟，说是改天给钱，其实跟抢没有区别。
那个时候，唯一让我不至于沮丧透顶的是我的生活里已经有了我的爱人和女儿。我咬着牙忍住了这一切，只是为了爱人孩子，为了经营这个家。
后来，我爱人的几位在市里混的表哥表弟听说了我们在县城里被地痞流氓威胁的遭遇，开始陆陆续续带着他们在“道上”的兄弟来帮我。那种“帮”其实就是这个帮派的老大带一帮人找那个帮派老大沟通，每次都少不了我做东好酒好烟好菜招待。也是在那个时候，我总被一些小混混直呼“眼镜哥”，好像我已入了他们的“帮派”。那帮混混们偶尔在夹克衫下面藏着大砍刀去我店里“罩场子”。从那之后，从县里到市里，“道上混的”有头有脸的人我几乎都见过。
如果非要给那段过往岁月做个鲜明的标记，那就是“血雨腥风的97、98年”。整整两年，我一边在激烈竞争的商场里挣扎着扭亏为盈，一边在与各派“道上人”周旋。
我甚至觉得那两年就是在昏昏沉沉暗无天日中度过。所以，我至今都不清楚最终是否真的扭亏为盈。总之就是隔三差五来了“道上人”就拿店里的好酒好烟招待，店子周边的餐馆老板几乎都认识我，从来没有见我一个人去吃过饭，不是招待这帮人就是招待那帮人。频频花钱还得陪酒烧肝的日子让我和爱人痛苦不堪。
98年年底，我女儿满两周岁，开年就该考虑进幼儿园了。我像猛然醒悟似的跟爱人商量，决定咬咬牙放弃县城里的一切，离开是非之地。我实在太累了，我要换个环境，换个能让我女儿安心进幼儿园，能让我爱人不再担惊受怕的清净生活环境。
99年春节过后，我拎着一箱我认为最值得带的我的全部家当，先行一步到了省城武汉，待找好了落脚之地，再接爱人和女儿过来。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