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耶稣
1582年，明朝万历十年，意大利的一位著名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从印度来到中国传教。利玛窦是一位学识渊博而又非常务实的传教士，刚来的时候，他打扮成僧人模样，自称西僧。后来发现中国掌权的是一个信奉孔孟思想的士大夫阶层，于是潜心研究汉语和《四书》，并把《四书》翻译成拉丁文，开启了孔子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他又自称西儒，打扮成儒生模样，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用中国人的语言和思维来解读圣经，以儒释耶。利玛窦对中国传统的习俗保持宽容的态度，容许中国的教徒继续传统的祭祖敬孔。他认为，这仪式只要不掺入祈求、崇拜等迷信成分，本质上并没有违反天主教教义。利玛窦的传教策略和方式，一直为之后跟随他到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所遵从，称为利玛窦规矩。
利玛窦等意大利传教士在中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以至于在清军入关时，明代崇祯帝的皇后曾写信准备皈依天主教,并请求教皇支援，此信仍保存在梵蒂冈。清朝初年仍然重用意大利传教士，耶稣教会在中国发展迅速。据统计，1650年(顺治七年)耶稣会教友达15万人，1667年(康熙六年)耶稣会教友达25万多人，1670年(康熙九年)全国各修会信徒共27万人。天主教的发展，引起了来自中国官吏的排斥，他们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教风潮，其中较大的一次是1664年的“历狱”。
“历狱”起源是一位德国籍的耶稣会教士汤若望。明朝末年，汤若望来到中国，由于精通天文历法，被任命为钦天监。清朝入主中原之后，清庭继续重用汤若望，并将汤若望编订的西洋历法定名《时宪历》，颁布实行。顺治帝和汤若望交情甚笃，为他在宣武门内原天主堂侧重建教堂。1661年，顺治病逝，八岁的康熙登基，辅政大臣鳌拜等反对西洋学说，大臣杨光先说汤若望等传教士有罪三条：潜谋造反;邪说惑众;历法荒谬。1664年冬，鳌拜废除新历，逮捕了已经中风瘫痪的汤若望和南怀仁等传教士。清廷会审汤若望和钦天监官员，翌年三月十六日，将钦天监监正汤若望、刻漏科杜如预、五官挈壶正杨弘量、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中官正刘有泰等皆凌迟处死。除汤若望获得孝庄太皇太后特旨释放外，其他上面列出的从事西学的汉人，还是被斩头。至此，一大批学习西方数学的汉人天文专家，被剪灭干净。
在中国官员同耶稣会斗争的同时，欧洲其他天主教各教会对耶稣教会在中国的成功十分嫉妒。1634年，西班牙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来华传教，对耶稣会允许教友祭祖祭孔，仍然使用中国原有称谓称呼神极为不满。多明我会、方济各会与耶稣会间教派的分歧，在争夺传教权时，更为猛烈地撕扯开双方的神学分歧。礼仪之争由中国国内而扩至国外，由传教团体内部而扩至罗马教廷与清庭的政治性对抗。
1645年，教皇英诺森十世发布通谕，禁止中国教徒参加在孔庙举行的祭孔和在祠堂、家中举行的祭祖礼仪，不准摆设牌位，但允许在死者的灵柩和祭台上放牌位、鲜花、点香燃烛。1656年3月23日，教皇亚力山大七世又发布通谕，指出尊孔“似乎是单纯的社会与政治的意义”，允许教友参加。这样罗马教廷在1645年和1656年先后发布的内容相悖的通谕，分别成为多明我会、方济各会与耶稣会各执一词，互不相让的依据。礼仪之争愈演愈烈。
1704年11月20日，教皇克勒门十一世发布严厉的祭祖祭孔禁约，1721年1月18日才翻译为中文呈康熙帝御览。康熙大怒，朱批“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并指出：“指孔子道理为异端殊属悖理，且中国称天为上帝，大小之人皆一样称呼，并无别说。尔西洋呼天主为陡斯乃意达理亚国之言，别国称呼又异。”直至雍正登基后，实行全面禁教政策，1724年，雍正批准礼部发布禁教令通谕各省：着国人信教者应弃教，否则处极刑;各省西教士限半年内离境，前往澳门。全国教堂300座均被没收，改为谷仓、关帝庙、天后宫或书院。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大门被列强的枪炮打开，西方传教士又蜂拥而至，纷纷在中国建立教堂，充当了列强占领中国的“精神鸦片”，“礼仪之争”演化为一件件血腥的“教案”。在孔子故里出现了当地缙绅和百姓反抗外国传教士的
“巨野教案”、“兖州教案”等，然而由于国家羸弱、清政府屈膝求和，都以中国人的失败而告终。“巨野教案”、“兖州教案”等一系列“教案”成为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
1887年前后，在山东巨野，传教士及其教徒肆无忌惮，横行乡里，敲诈勒索，作恶多端，清朝官吏畏之如虎，敬若上帝，百般袒护。百姓们饮恨吞声，积怨痛恨。11月1日夜，阴云密布。十多个手拿匕首、短刀的人，闯进磨盘张庄教堂，杀死了德国神甫能方济和韩理迦略。能、韩二人原本分别在阳谷和郓城一带传教，因去兖州天主教总堂参加“诸胜瞻礼”，路此天晚而宿。张庄教堂神甫薛田资，主让客先，能、韩二人成了替死鬼。薛田资听到动静后发现情况不妙，仓皇逃往济宁，电告德国驻华大使并转德国政府。11月13日，即教案发生后的第12天，德政府派军舰多艘，强行占领胶州湾，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德胶澳租界条约》。惩办了山东巡抚李秉衡、兖沂曹济道锡良、巨野知县许廷瑞等近十名地方官，赔银20万两，并在巨野、济宁、曹州等地建造教堂及传教士防护住所。从此山东成了德国的势力范围。
兖州教案也是以西方传教士的胜利而告终。虽然经过中国百姓激烈反对的浪潮，到了1895年，德国公使绅坷又出面重提在兖州建教堂的事，当时正逢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失败,总理衙门正式同意了在兖州建教堂的要求。1897年开始营建兖州天主教堂，1899年建成高21米的大圣堂。1901年建成主教楼等一批建筑物。历时十余年的“兖州教案”结束了。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痛定思痛，在各地开办学堂，一些学堂聘请了洋教习，中西礼仪之争依然十分激烈。
中华民国成立后，儒学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结束了，祭孔作为国家大典也被取消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儒学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再一次下降。而基督教经过20世纪20年代“非基督教运动”的冲击，也不得不自我反省，改变传教策略。1939年11月8日，罗马教廷传信部向中国天主教会发布解除“礼仪之争”的禁令：1、由于中国国民政府申明无意发表宗教性的命令，因此尊孔仪式不含宗教意义;2、不应禁止天主教学校悬挂孔子肖像;3、如果信教师生被迫参加公共礼仪，可以用消极的态度参加;4、可以在亡者和亡者的肖像前行鞠躬和其他民间性的敬礼。至此，长达数个世纪的“中西礼仪之争”终于结束了。（杨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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