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元二年，实则为孝文帝十九年，他对处理国家周边安全问题进行了思考。他说：“朕既不明，不能远德，是以使方外之国或不宁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畿之内勤劳不处，二者之咎，皆自于朕之德薄而不能远达也。”即说我既不贤明，也不能使仁德远播，因此使中原以外位于边境的一些蛮夷之国不能安息。孤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这些属于四荒之外的地方，也不能安其生；就连属于国都附近的封畿之内的百姓虽勤劳而不能安居；这二个过错，都源于我仁德浅薄而不能远播啊。此言表明孝文帝对周边安全问题思考的基点是以德化边、以德安民。他把边境不稳定、边远甚至中原之民皆不得安生的责任，归于自身德薄才浅；反映出其对边患高度重视、高度负责的姿态，以及欲以德消患的宽广胸怀。其实对屡屡侵扰汉朝的匈奴而言，你孝文帝再有德行，也不能阻止他们的铁蹄；孝文帝未必不知道这一点，但他似乎更相信道德的力量，相信匈奴能回到汉高祖刘邦与之订立的和约的精神上来
他又说：“间者累年，匈奴并暴边境，多杀吏民，边臣兵吏又不能喻吾内志，以重吾不德也。夫久结难连兵，中外之国将何以自宁？”即说多年来，匈奴不时侵并暴乱我边境之地，杀死许多官吏和百姓；而边地的臣属兵吏，又不能晓喻我内心的志向，以此增加了我的失德啊。处于长期的战乱与苦难之中，我中原与地处边境归服我汉朝的蛮夷之国将如何自我安宁呢？此言更明确地表明，孝文帝是以中原与地处边境归服汉朝的蛮夷之国的安宁为出发点，来考虑处理边患问题的；也体现了他的以战促和的思想。反击匈奴入侵的战争不是为了解一时之恨，不是为了使其臣服于汉朝，而是为了保障百姓的和平生活；其中实际也包括匈奴国自身百姓的安宁。因为战争无定数，胜败都要付出代价；它不可能不对入侵者本国的百姓不造成伤害。但孝文帝的这种思想未必得到臣属的理解或赞同，所以他才发出“边臣兵吏又不能喻吾内志”的心声。
他还说：“今朕宿兴夜寐，勤劳天下，忧苦万民，为之怛惕不安，未尝一日忘于心，故遣使者冠盖相望，结轶于道，以谕朕意于单于。今单于反古之道，计社稷之安，便万民之利，亲与朕俱弃细过，偕之大道，结兄弟之义，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亲已定，始于今年。”此言即说我现在早起晚睡，为天下人而勤劳理政，以万民之辛苦为忧，为他们忧心难安，未曾一日忘记这些事。所以我派遣的使者冠盖相望，驰骋往还的车辆交错于道。以此把我的心意晓喻给匈奴单于。现在匈奴单于终于返回古时正道，以社稷平安为计，为万民提供便利；他亲自与我抛弃从前的细小怨过，一起走上和解之大道，共结兄弟之义，以成全天下黎民百姓。和亲之事已定，从今年开始。
此言可谓情真义切苦口婆心，可见和平之不易。使孝文帝以德安边、以德化民的主张跃然纸上；令人读之动容。他宿兴夜寐，操劳天下，忧劳万民；派遣那么多使者，前往匈奴晓喻心志，其目的无非就是让单于回到和亲、和平相处的古之正道上来。真可谓仁义致至，这种主张反映了华夏人民爱好和平的心性；尤其是他考虑到战争给“中外之国”百姓带来灾难的情怀，值得广为赞誉。孝文帝对匈奴的态度一直是能和能战，和在前、战在后；所以他不惜一切努力去争取和平，晓喻匈奴单于遵守和约，回到正道上来。这是一项艰苦繁重的工作，甚至会让人不理解，认为他孝文帝刘恒对匈奴存有畏惧心理，而匈奴也可能产生这种错觉，认为汉朝不堪一击。孝文帝刘恒毕竟是政治家，他宁肯顶着压力背上骂名，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争得一个和平的局面。这种和平也许是短暂的，但对于汉朝和老百姓来讲，哪怕是一天的和平都是一种难得的幸福。后元六年的冬天，也即孝文帝将要驾崩的前一年，匈奴又兴兵三万侵入上郡之地，又兴兵三万侵入云中之地。孝文帝立即派兵布阵，命中大夫令勉为车骑将军，驻扎于飞狐即今之上党一带；命原来的楚相苏意为将军，驻扎于句注即今之雁门阴馆一带；命将军张武驻扎于北地，命河内郡守周亚夫为将军，驻扎于细柳即渭北一带；命宗正官刘礼为将军，驻扎于霸上；命祝兹侯徐悍驻扎于棘门即长安以北的横门之外。孝文帝这种全面的部署，显然有大战的准备；但他终究没有下达开战的命令。数月之后，匈奴知趣地撤离了汉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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