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里克之乱、五世昏乱、秦晋之好、河外列城五、七舆大夫、欲加之罪、王子带之乱、泛舟之役、韩原之战、作爰田、作州兵、朝国人大会、陆浑之戎
主要人物：晋惠公夷吾、晋文公重耳、秦穆公、奚齐、卓子、荀息、里克、丕郑、狐突、狐偃、郤芮、吕甥、郤称、共华、秦公子絷、公孙枝、秦穆姬、韩简、庆郑、梁由靡、郤乞、屠岸夷、寺人披
里克之乱
公元前651年，在位二十六年的晋献公自知时日无多，便将他最信赖的大夫荀息叫到了榻前，郑重其事地将骊姬的儿子奚齐托付给他，让他担任奚齐的老师，辅佐他成为一名合格的君主。
荀息原来叫原氏黯，公元前677年，也即晋武公在位的最后一个年头，晋国伐灭了西部的荀国，将其故地赏赐给他，从此以后他就改名为荀息。到晋献公在位时期，荀息一直兢兢业业，为国家征伐大业出谋划策，著名的假道伐虢之计，便是出自他的手笔。但尽管有如此的智谋，荀息对于国君却是万分的忠诚，当许多大夫都卷入到骊姬之乱中并表明立场的时候，荀息却从不表态。他始终坚守着“君立臣从，何贰之有？”的人生信条，从来都不敢违逆君主的意思，即便他明知国君的决策是错的。
荀息知道奚齐幼弱，根本不是他那两个哥哥的对手，辅佐奚齐的事业终究会走向失败，但他还是无法拒绝，慨然接受了这份使命，决定誓死保护奚齐。当献公问起他，如何才能保证自己会遵守诺言的时候，他回答说：“唯有忠贞二字。”
献公不解地问道：“何为忠贞？”
荀息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只要对公室有利的事情，在我能力范围之内，我尽力去做，这就是忠；埋葬逝者，侍奉生者，即便你从坟墓里爬出来，看到我的做法也不会埋怨，这就是贞。”
献公很是无奈的摇了摇头，但并没有再说什么，只是任由眼泪扑簌，谁也不知道他究竟在想些什么。
这年九月，献公去世后，在荀息的保护下，骊姬伙同二五耦等人合力扶植奚齐为君。也就从这一刻起，那个在先君面前唯唯诺诺，态度左右摇摆的里克，终于压抑不住自己的本心，决定发动一场政变。
在政变之前，他念及同僚之宜，曾征询过荀息的意见，说：“三公子的追随者想要杀掉奚齐，秦晋两国的各方势力都将支持他们发难，你究竟作何立场？”
荀息面色凝重，掷地有声地吐出了四个字：“以死相报！”
里克很是关切地问道：“你这又是何必呀？明知道以你一己之力无法改变局面，又何必非要送死呢？”
荀息坦诚地回答说：“我已经向先君许下了诺言，就要以死来践行，岂能因为爱惜已身而食言呢？就算是死的毫无意义，也决不后退！”
二人在往日是亲密的战友，如今却因为立场不同成为对手，这样里克不禁感慨万千。他想尽了一切办法，都无法让荀息回头，只能含着泪看着荀息视死如归的脸庞，心中暗暗地为之惋惜。
里克随后又找到了丕郑，询问他对此事的看法，丕郑听了之后也是一阵感慨，随后便如连珠炮一般，把他的想法全抖露了出来：“局势已然如此，便不再由我们控制了，只能勉力去做，事情谋划得当了就一定能成功。这件事我会从侧面协助你，如果出了什么差错，也不要惊慌，我可以引狄人和秦国的力量来干扰公室，你和七舆大夫只要耐心等待救援就可以了。事成之后你我就有享用不尽的荣华富贵，至于国君，该立谁不该立谁还不是我们自己说了算？也好让人们知道，贵族在这个国家还是有分量的！”
里克听了丕郑的想法之后急忙劝阻，他说：“君子且住！即便是不成功也绝不能引狼入室。我们之所以要杀掉奚齐，并不是因为他这样一个小孩子有多大的罪过，只是因为骊姬蛊惑君主欺骗国人，赶跑了诸位公子，使得人心不服。如今国内派系林立，分化严重，杀掉奚齐只是为了团结国人、一致对外，以免让晋国遭受祸乱。只要我们的做法符合公义，天下诸侯就会主动前来协助。如果为了贪图利益引狼入室，这就是违背道义的行为了，就算是成功了我们也会失去主动、任人宰割，那就得不偿失了。”
丕郑听了汗颜：“你说的没错，都怪我急糊涂了，差点犯下了弥天大错。”
有了丕郑的支持，里克便伺机率领三公子的私属武装包围公宫，在献公灵前将奚齐杀死。这个时候献公才去世一个月，灵柩还未入葬，先君尸骨未寒，嗣君就被里克杀掉了，荀息感到未能保护奚齐的周全，自觉对不起献公的嘱托，便想要自杀。他的家人急忙拦阻，劝说他还可以立骊姬妹妹的儿子卓子为君，也算是遵守了对献公的承诺。荀息无可奈何，只好硬着头皮立了卓子，为了防止里克再次图乱，他对卓子进行了严密的保护。然而卓子还是没能撑过一个月，很快就被里克所策反的东关五门客、大力士屠岸夷杀死在朝堂之上。
里克连弑二君，又杀掉了骊姬，使得荀息无路可走，只能自裁以报君恩。而君位的空缺，又使得晋国上下的空气顿时紧张了起来。原本有着共同的目标团结一致的贵族们，此时自然而然地分野为了两个阵营：以里克、丕郑为首的贵族选择支持公子重耳，以郤称、吕甥为首的贵族选择支持公子夷吾。两派之间剑拔弩张，他们都争先恐后地派出信使前往两公子的驻地与他们联络，以期望自己所支持的公子能够尽快回国夺位。
“五世昏乱”公族关系图
二公子争位
被派往狄国与公子重耳接头的，正是刺杀卓子的大力士屠岸夷，而郤称、吕甥则派蒲城午，前往梁国去寻找公子夷吾。关于重耳和夷吾这几年的下落，我们还需要把视线再拉回到申生自杀的次年，也就是晋献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55年），晋国第二次假道伐虢之年。
当年献公派寺人披到蒲城杀重耳，寺人披得了国君的命令，兵贵神速，不日就抵达了蒲城之下。重耳还没有来得及准备，就被打了个猝不及防，寺人披攻入蒲城，想捉拿重耳回绛都问话。重耳担心自己也步了申生的后尘坚决不从，于是二人刀兵相见，重耳竟然敌不过寺人披，只好在对方的追逐下越墙逃跑。寺人披武功可真真了得，一直追到了城墙边上，手起刀落就砍掉了重耳的一只袖子——要不是寺人披当时手持的青铜的短剑，后来雄霸天下的晋文公同志恐怕早就成了断臂的杨过了。
这件事情让重耳——也就是后来的晋文公——很是尴尬，他在回忆自己的逃亡生涯的时候，并不承认是自己的失策，而是为自己辩解，说自己不愿意违抗父亲的命令，曾下令众人都不许抵抗，谁要敢反抗谁就是他的敌人。这些话恐怕是不太可信的，既然不违抗父亲的命令，那么你乖乖受缚回去交代问题就好了，为何又要跑呢？
这些小事就不说了，总之重耳从蒲城出逃之后，仓皇间跑到了黄河南岸的柏谷（河南灵宝）才停下来。过了许久，他的部众也都陆陆续续赶到，这其中就包括晋文公所谓的“五贤士”——狐偃、赵衰、胥臣、贾佗、魏犨——以及诸如介子推、竖头须等人。重耳将自己的师保私属聚拢起来，一起商量下一步究竟该怎么走。重耳年纪尚小，只知道齐国和楚国是大国，就想算一卦看看到底去哪里更合适。
他的舅舅狐偃就说了，“不用占卜了。齐楚两国离晋国太远，一旦国内有事再往回赶就来不及了。”另一方面，狐偃说：“齐楚两国是大国，他们在中原恃强凌弱，若要向他们朝贡还可以，如果你有难了想要投奔他们，恐怕他们才不愿意出力帮助你呢。”
狐偃所指出的这两点对重耳来说至关重要，因此必须要做出通盘的考虑。他们出亡在外，与公子夷吾存在着竞争关系，夷吾准备要到何处现在还是个未知数，因此必须要近距离地观察国内的局势。一旦国内君位出现空缺要回国争位，时间就是金钱，这就跟齐国的公子小白（齐桓公）和公子纠争夺君位一样，谁能提前赶回国内谁就能占据主动权。
而对齐楚两国态度的分析，这一点和周室大夫宰周公对献公所说的话不谋而合。无论是齐国还是楚国，他们对其他诸侯进行封赏或者扶助，其本来的目的还是在为本国的利益考虑。而且两国当下争夺的主战场在东方，晋国此时与这两个国家之间并没有太多的交集，互相之间的利益需求并不强烈，因此他们也就没有动力去真心扶助其出逃的公子回国争位了，最多是出于不得罪人的态度，对你以礼相待罢了。
但是在分析完局势之后，狐偃却下出了一步臭棋。他建议重耳转道到狄国去，也就是重耳的母国——位于吕梁山区的狐氏大戎。狐氏大戎与晋国和平相处，既无冲突，也无利益往来。如果重耳到了狄国，晋国就会对其有所防备，这样的话重耳就能与狄国结成同生死共进退的利益联盟。在狄人的保护下，静静地观察国内的局势，更有利于他回国争位。
这一步棋在当时看起来似乎还很不错，但是当我们看到夷吾所走的路之后，两者的选择就高下立见了。
我们再说夷吾。晋献公在派人攻打重耳的同时，还派贾华去攻打驻守屈邑的夷吾。因为山高路远，夷吾早就做好了准备，贾华没能攻下。到第二年（公元前654年）贾华重振旗鼓，夷吾抵挡不过，只好在与屈邑国人签订了盟约之后，也匆匆地逃跑了。
这个时候重耳已经抵达狄国，夷吾听说了之后也想跟去，但被他的智囊郤芮（冀芮）给拦住了。郤芮说：“如果与重耳到同一个地方，就坐实了二人合谋的罪名，这很不明智。最最重要的是，一旦国内有事，两个人都想回国夺位，到时候该怎么办呢？来一场现场PK？恐怕不好吧！”
郤芮分析了当前的局势，认为与晋国有交集且能影响晋国内政的国家，目前来说只有秦国，因此只有秦国才是争夺晋国君位可以依靠的对象。小小的狄国，无组织无纪律，想要干涉晋国内政恐怕太难了。夷吾要想占据回国的主动权，就必须抱定秦国的大腿。这种做法虽然从道义上讲不怎么光彩，但是涉及到生死存亡的争夺，道义是不值钱的。你要面子不去抱秦国的大腿，别人就会去抱，即便重耳也好面子不去抱，骊姬可不管那么多。一旦让骊姬抱上了秦国的大腿，这个时候你才想到依靠秦国就很被动了。
但是直接去投靠秦国，就会被秦国操控，也会陷入被动。郤芮便建议采取一种折中的态度，去投奔秦国的附庸梁国。梁国位于今天陕西韩城附近，与晋国的韩地隔河相望，但由于与秦国相邻，且同属于嬴姓诸侯，二者关系更为密切。如果夷吾能够投奔梁国，便既抱住了秦国的大腿，又能与其保持适当的距离。哪怕到最后骊姬稳住了国内的局势，迫于秦国的威势，也不敢讨伐梁国。这是一个多重保险的决策，夷吾因此也在三个公子当中占据了最大的优势。
果然去了梁国还不到两年，骊姬看到献公不行了，就急忙派寺人披带着上好的玉环到梁国去与夷吾结盟。君位的争夺还没有开始，夷吾就占尽了先机，而反观重耳的局势，就很不乐观了。重耳投靠了狄国之后，交通闭塞，文化落后，在各方面很难得到有力的支持。而离秦国路途遥远，在得到秦国的支持上也不占优势。骊姬为了打击重耳，打消其夺嫡的念头，于献公二十五年（652BC）派里克统兵讨伐狐氏大戎，在采桑（山西交城）打败狄军。
但好在统兵的里克心向重耳，他还想给自己留条后路，因此不愿对狐氏大戎赶尽杀绝。当时担任御戎的梁由靡想让里克趁狄军败逃之际掩杀，就被里克拒绝了：“我们就吓唬他们一下就行了，不要因为追击招来更多的狄人。”倒是担任车右的虢射自以为聪明，附和说：“对啊，我们不追击他们，是故意向他们示弱，这样狄人就一定会卷土重来。”狄人果然前来报复采桑之败，虢射自以为预言了这场战事，因此很是得意。但是在里克的心里，他还有着更大的筹谋，是虢射这样的人永远都无法预知的。
这个决策使得重耳在三方的争夺中处于极端的劣势，夷吾因为占据了优势，使得骊姬不得不用重金拉拢夷吾，而对待重耳则是很坚决，直接派兵讨伐。由此可见，郤芮的计谋还是要高过狐偃一筹的，这也是夷吾争夺君位成功的原因之一。
重耳和夷吾得知国内的消息后，都早已是磨刀霍霍，双方都知道此事关涉重大，若是不能及时回国即位，君位恐会被对方抢去，自己就很难再找到机会了。这个局面与当年齐桓公小白与公子纠争夺君位的态势颇有相像之处，但问题是，此时晋国内部矛盾要比齐桓公所面对的复杂得多，有许多重大的冲突需要解决。
首先是国内派系分化严重，重耳和夷吾在申生一事上的立场本来是一致的，在对付骊姬这点上也是有共识的，但当他们把目标都放在争夺君位上时，其中的嫌隙自然也就产生了。特别是在骊姬采用不同的态度对待重耳和夷吾的时候，我们很难说这三派势力之间，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同盟或者敌对关系。但至少在里克之乱发生后，这个关系就再明晰不过了。但由于二公子支持者的势力势均力敌，谁也无法完全占据上风，这也就意味着，无论是谁回国上位，都需要面对一个反对势力坐大的问题。
另外，重耳和夷吾之所以能够得到国人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身上隐含着申生自杀的悲情色彩，并非是因为他们的贤能又或者是聪明睿智。如果想要维持这种优势，在这个时候他们还不能像齐侯小白和公子纠那样自相残杀，否则晋国就会陷入全面内战，甚至是面临解体的危险。
但是这种势均力敌的态势终究还是要打破的，而能够打破二人之间的均势，对夺位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力量，只能来自外部，于是他们纷纷把目光投向了秦国，秦国此时的君主秦穆公，也就成了他们心目中的大救星。
按照《国语》的说法，重耳和夷吾的支持者互不想让，导致君位出现了长期的空缺。为了尽快解决争端，避免国君长期缺位而引来列强趁机攫取晋国的利益，夷吾的支持者吕甥率先提出了请秦国介入晋国嗣君之争的提议。在取得国内贵族的同意之后，吕甥便委派梁由靡出使秦国。
巧合的是，恰恰秦国人也有极力想干涉晋国内政的强烈意愿，秦穆公接到了晋国要求调停两公子纷争的邀约，便召集大夫孟明视和公孙枝前来商议对策。孟明视认为公子絷“敏且知礼，敬以知微”，特别适合担当这样的差事。秦穆公认为可行，便让公子絷以吊丧的名义去考察两个公子，以便确认立谁为君。
公子絷先是到了狄国去探访重耳，提出如今正是国丧的关头，自古以来，“得国常于丧，失国常于丧”，如果不趁机回国，恐怕就没有机会了。早先屠岸夷去邀请重耳的时候，也曾表达过同样的意思，但却被重耳的舅舅狐偃给拒绝了。当时狐偃就曾说：“要想坐稳国君之位，必须要先强基固本，如果基础不牢靠，这个位置是坐不稳的。而国家丧乱期间夺取君位，就会把国丧当成乐事，把祸乱视为喜庆，从而道德感松弛，做出违背礼仪的事情。这样还如何教导民众，又如何当的好国君呢？”
重耳对狐偃这个解释显然不满意，就问道：“现在兄弟当中，我是老大，我回去担当君位也是合理合法的啊！况且自古以来新君即位都是在先君的丧期之内，如果不是因为国家动乱了，我也不可能有机会啊！”狐偃接着宣扬他的那一套理论：“丧乱有大小之分，父母之死为大丧，兄弟不和为大乱。如今正是大丧大乱期间，贸然回国会很危险的。”
重耳说不过自己的舅舅，只好对屠岸夷说：“我是一个不忠不孝的人，父亲在世时，未能尽忠尽孝，父亲去世后，又不能回去操办丧事，身负如此的重罪，恐怕是要辜负各位大夫的期许了。重耳不才，没有民众的支持，邻国的扶助和大夫的效忠，恐怕难以担当大任。”
如今公子絷再来考察，重耳依旧是在狐偃“亡人无亲，信仁以为亲”思想的指导下，不断地掩饰自己的欲望，推脱说父亲的丧礼没能参加，已经是不孝了，现在父亲尸骨未寒，怎么敢借贵国的力量回国夺位呢？然后仁啊义啊信啊什么的巴拉巴拉一大堆，以显示自己是一个遵从仁、义、礼、智、信的贤者，绝对不能因私心而废大德，坚决不肯回国即位。
但你要说重耳真就这么本分，还真不见得，否则的话也就不会在外流亡那么多年等待机会了。从当下的情景来看，公子絷名义上是来考察两公子德行的——如果这是他的真实用意、并且他也会严格贯彻落实秦穆公讲话精神的话——在他面前表现至仁至义便是获取秦国支持的有力武器。重耳这种装清高的德行，很符合后世儒家的一贯套路，那些争权夺位的帝王们，在即位之前都会推三阻四，让大家一再劝进才“勉强”同意登临帝位，真是虚伪的不要不要的。
因此从这些表现中，我们很难看到重耳的德行有多高尚，狐偃的谋略有多机智——相反，恰恰表明的是重耳和他的舅舅狐偃在政治上很不成熟。秦国派人前来考察他们两个人，并不是要站在礼仪的角度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贤能，而是要来谈条件的——你能同意我的条件，我就扶你上位，若不能同意，对不起，一边凉快去——可重耳却用道德武器挡住了公子絷，让他根本没有机会与他进行深谈。重耳在选择逃亡地点的失误之后，再次犯下了一个重大的错误，直接导致他与晋国君位失之交臂，最终不得不继续流亡。
当然了，也许有人会说，重耳和他的团队或许并没有那么蠢，这些伎俩他们怎么可能看不出来呢？他们只是认为国内局势动荡，不愿意趟这趟浑水罢了，这恰恰是他的明智之处，足见其深谋远虑。从后来的历史进程来看，重耳此次放弃君位的争夺或许还真是利好消息，但这种判断是我们站在后人的立场上，以一个上帝的全能视角来看问题得出的结论。以重耳当时所处的局势，以及后来流亡的经历来看，他能够回国即位完全都是运气，若不是后来夷吾的儿子晋怀公年幼无知惹怒了秦国，重耳根本就没有机会回国即位，他这十九年的流亡生涯，恐怕也不会在史书上留下半点痕迹。事在人为，尽管此时回国有诸多的不利因素，但只要条件具备了，任何当初的不利的局面都有可能扭转——如果我们还没有忘记春秋初年那场二王相争的故事的话，就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认识。
话说回来，如果重耳真的是看破了这一切，有意放弃君位争夺的话，那也只能说明重耳是一个缺乏担当精神的人，更缺乏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这不应该是一名合格的政治家该有的素养。
我们再来看夷吾团队的表现。公子絷告别重耳后马不停蹄地赶往梁国拜会夷吾，夷吾的谋臣郤芮敏锐地洞察到了秦国的真实目的，于是就劝夷吾说：“你现在在外流亡，能不能回去就全靠秦国了。现在仰人鼻息并不丢人，能够得到真的实惠才是最重要的。所以现在就不要自作清高，该忍的就忍了，该低头的时候就得低头。只要你能回国得到国君之位，一切还不都是你说了算？”
于是夷吾便盛情地接待了来访的公子絷，并就未来晋君归属问题进行了深入而友好的会谈，最终在一系列双方关注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会议在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会后在送别公子絷时，夷吾特意向公子絷致送了大量的财礼，以表达对两国两君友好关系的美好祝愿，并特别委派郤芮为全权大使，对秦国进行了回访。
夷吾向公子絷赠送财礼，委派郤芮访秦的安排，都是为了趁热打铁，尽快促成与秦穆公之间的交易，那么他们之间究竟做了哪些交易呢？
尘埃落定
在介绍这场交易之前，我们不得不提一下秦国的发家史。我们知道秦国原本只是周朝的附庸，得益于骊山烽火造成的混乱局面，平王东迁时将整个宗周的地盘打包成一张空头支票，许给了秦襄公。当时周平王的打算或许本来就是想要丢弃宗周故地的，因为以他自己的能力，是完全没有办法收回来的。既然已经是一块弃地，做个顺水人情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秦国人能不能活下来，就完全要看他们的造化了。
可出乎人们意料的是，秦人不仅顽强地在宗周站住了脚，还极大地扩展了其领土的范围，成为西方世界的一个超级大国。最晚到晋国七十年内战的中期，秦国的势力范围便已经扩张到了黄河沿岸。比如在公元前708年，也就是晋小子侯在位的那段时间里，秦国就曾先后侵袭芮国和魏国，并干涉芮国的内政。这里的魏国，便是半个世纪后，也即晋献公十六年（661BC）带领赵夙、毕万所伐的魏国，其位置就在山西芮城县北部，而芮国就位于魏国的西南方向，大致在芮城到陕西大荔之间，已经与晋国的传统势力范围有重叠了。
到了晋献公时期，秦晋两国的冲突便更加显现，比如晋国伐郦戎的当年，也即晋献公五年（672BC），秦晋之间便有了第一次的交锋。当时秦国已然是第一梯队的大国了，而晋国还只是所谓的“偏侯”，根本不是秦国的对手，于是便有了秦晋战于河阳，晋国战败的记载。
到了献公十九年（前658年），晋国第一次假道伐虢之时，秦国正在征伐茅津之戎，作战的地点就在虞、虢附近。也正是因为如此，晋献公才为伐虢一事寝食难安，其所忧虑的不仅仅是虞虢之间的联盟，更包含着与秦国抢时间的焦虑。秦国加快了东扩的步伐，与晋国争夺虞虢所占据的战略要地只是时间问题，晋国不得不图谋抢在秦国之前占据虞虢，堵住秦国的东进之路，这才是晋献公的忧虑所在。
那么问题来了，虢国的地理位置有什么特殊性呢？我们知道，虢国的政治版图大致在山西平陆到河南三门峡一带，对于这样一个地理位置，或许我们没有太多的概念，但若是提到函谷关，熟悉先秦历史的人或许就会恍然大悟。函谷关位于晋陕豫三省交界处，是沟通陕西关中与河南平原地区的重要枢纽，如今重要的铁路陇海线便从此通过。而崤山和函谷关的险要地势，也让它成为后世兵家必争的要塞，特别是在战国时期，无论是秦国东进还是六国合纵攻秦，函谷关都是一个绕不开的关口。而函谷关所在的位置，距离虢国的直线距离，只有不到三十公里。
尽管春秋早期的国家形态，大都是以都鄙构成的城邦联合体，并没有据守关隘的习惯，但占据虢国，对于遏制秦国的东进依然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对于秦国来说更是如此，他们在西垂戎狄混杂的环境中艰难求存，如今终于成为称霸一方的强国，免不了就会产生东进参与中原事务的野心。可他们的土地基本上都在黄河以西，其东进中原的道路被秦岭、黄河所阻绝，若要想突破地理限制东进，打通黄河谷地狭长的崤山通道就成为他们的不二之选。因此，对于崤山和函谷关周边区域争夺，实际上可以看做是两国争夺中原霸权的一场预选赛。这场争斗的胜负，是决定着秦晋两国未来命运的重大问题，就算他们都是倡导和平主义的圣贤，恐怕也遏制不住内心的冲动，从而诱发一场巨大的冲突。
正是有这么一个认识，两国可以说都是秉持着“只争朝夕”的劲头，铆足了劲在崤函通道布局，经过多年的竞争后，终于还是让晋人占据了先机。晋献公先在十六年（661BC）伐灭了位于函谷关西北方向的魏国，其后又趁着秦国君位频繁更替（极有可能涉及内乱）的机会，先后于十九年（658BC）和二十二年（655BC）两次出兵伐灭了函谷关东北方向的虞、虢两国，等到秦穆公控制了国内额局势，崤函谷地早已被晋人牢牢控制在手中了。
看到这个结果，才刚刚即位不久的秦穆公简直恨的要死，真想趁着年轻气盛跟晋国打上一仗。可晋献公这个老滑头还真就不给他机会，他不失时机地把自己的大女儿——也即太子申生的同母姐姐——伯姬嫁给了秦穆公，并把被他视为不稳定因素的虞国俘虏一起打包，作为嫁妆送给了秦国——这其中就包含被称为“五羊大夫”的百里奚老前辈——以安抚秦穆公那颗暴躁的心。
秦穆公一手抱着晋献公的女儿，一手拉着贤明远播的五羊大夫，眼睛里却流露出凶狠的光芒，狠狠地盯着他的老丈人。但出于不可描述的原因，秦穆公始终没有办法跟自己的岳父撕破脸，只好咬牙接受了这桩联姻，以维持秦晋两国表面上的和气，算是为“秦晋之好”的千古佳话开了一个好头。
但所谓的“秦晋之好”，是建立在妥协的基础上的，这也就意味着这种和好的关系并不稳固，很容易被突发情况所动摇。而仅仅四年之后里克之乱的爆发，就成为撼动“秦晋之好”神话的第一颗重磅炸弹。因此当晋国的两公子纷纷求助于秦国的时候，秦穆公喜出望外，他知道，夺取崤函通道的机会终于来了。
秦国人不是活雷锋，公子絷也不是教导处主任，因此他在访查两公子态度的时候，身上肩负的最大使命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德行考察，而是提出交换一个会严重损害晋国利益的条件：
割让河外列城五。
河外列城五具体是哪五座城池，史书上没有给出详细说明，不过我们可以根据一些零碎的记载来探求大概。比如《烛之武退秦师》的段落中，烛之武提到晋国曾“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说的就是晋惠公许诺河外列城五的事情，可见至少焦、瑕这两座城池是包含在内的。焦邑的位置就在虢都上阳附近，也就是现在的三门峡西南部的某地，瑕的位置就在今天的陕西省潼关县以东，河南省灵宝市境内，地处山西、陕西、河南的交界处，这两座城池恰好就位于崤函谷地的两端，由此也可以看出秦穆公的用心。
在和秦国使者的对话中，夷吾就说的很明白：“君实有郡县，且入河外列城五。岂谓君无有，亦为君之东游津梁之上，无有难急也。”也就是说，秦穆公不缺的就是土地，如今他之所以着急忙慌地介入晋国内争，为的就是以后东游黄河——也即向东方经略——的时候，没有什么能让他跳脚的难事，而解决这个问题的药方便是取得河外列城五的主权。
这个分析显然会伤害秦穆公的粉丝，让他们心目中那个善良仁慈的美好人设被毁于一旦，但实情恐怕就是如此，秦穆公正是以此作为筹码，对两公子进行要挟，来干预晋国君位之争的。对于秦穆公来说，得到了夷吾许诺的河外列城五，就等于打通了秦国进入中原的通道，从此就可以在中原叱咤风云，这才是他想要的。
这样苛刻的条件，恐怕不仅仅是重耳，就连夷吾也是无法接受的——这或许也有助于解释重耳为什么一见到公子絷就开始装，其用意大概就是想堵住公子絷的嘴，以免让他提出这样一个让大家都尴尬的问题。在他看来，既然这个条件夷吾也无法接受，从大概率上应该不会成为影响君位归属的决定性因素。但他终究还是失算了，他显然低估了他这个弟弟的无耻程度，他很爽快地就答应了秦国方面提出的要求——而且按照儒家对夷吾黑化的人设，甚至这个条件都是他主动提出的——既然如此，秦国还有什么理由不支持夷吾呢？
公子絷回到秦国以后，就把自己的谈判成果和所见所想都汇报给了秦穆公。《国语》在这个事情上还是不老实，按照其中的说法，秦穆公认为重耳既然这么贤能，就应该立重耳啊——好像秦穆公还真就是一个老好人似的。然后公子絷就说，重耳这么贤能，夷吾这么愚蠢，我们应该立个不争气的才好控制啊，然后秦穆公就同意了。
秦穆公之所以选择支持夷吾，除了他敢于许诺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便是夷吾故意使用心理战法，让秦穆公感受到一种强烈的紧迫感。在双方会见的时候，夷吾就曾经透露过一个消息，说他已经重贿国内的贵族，策反了不少重耳的支持者。他有意透露这样一个消息给秦国的使者，实际上是在说我并没有被动的等待，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们的身上，而是已经开始在国内布局了，不论是你们最终选择支持重耳，还是故意拖而不决，都会让你们丧失即将到手的利益。
据说公孙枝就因此表示反对支持夷吾，因为这丫根本就不是一个好控制的人，反而是浑身都是心眼儿，就咱们秦国这些老实人，哪里是他的对手啊？秦穆公也看的很明白，但你不支持他你也找不到别的办法呀！他到现在才发现，介入晋国内争或许是他一生中犯下的最大的错误。从一开始，他就太过于轻视自己的对手，以至于处处陷入被动，生生就把一副好牌给打臭了，最终让自己别无选择，只能被夷吾牵着鼻子走。
重耳给人的印象就是一直在那里装——国内派人去劝他，他装；秦国派人去谈条件，他还是装——本来他就已经处于劣势了，不积极地争取，反而一直在装仁义。如果此时决定拥立重耳，且不说依照重耳的性格，他根本不会给你许诺割让土地的事，就他的这德性，就算是上位了，可能过不了几年还是得让夷吾这小子给坑了。到那个时候，秦国人就真的里外不是人了，还不如从一开始就支持夷吾呢。
在取得国内支持这件事上，夷吾还真不是打空炮。重耳目前最大的支持者便是里克和丕郑，为了策反二人，夷吾也是豁出去了——连河外列城五他都舍得割让，还有什么是他不能许诺的？他向重耳的支持者许诺，只要他们改变立场支持自己回国即位，就同意封给里克百万亩的汾阳之田，给丕郑七十万亩的负蔡之田。
丕郑这个人就不用说了，之前里克拉拢他的时候，就很明确地表达了自己想要荣华富贵的愿望，夷吾的贿赂可以说是正合他的心愿。而里克我们也知道，他是一个意志飘忽的摇摆派，在早年骊姬之乱的一系列事件中，他都表现出了优柔寡断和易被人左右的性格特征。发动叛乱诛杀奚齐、卓子，可以说是里克一生中做过的最勇敢的事情了。里克对于重耳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我们很难判断，但从常理来说，他选择支持重耳很可能是出于对“立嫡立长”观念的执守，因此其态度本身就不坚决。
夷吾为了回国夺位，针对国内国外的各方势力都做过严谨的调查和分析，至少他对里克和丕郑两人的秉性是了如指掌的。正是因为丕郑的贪婪和里克的摇摆，让他看到了可趁之机，用区区百万的田土就轻而易举地瓦解了重耳背后的势力，真真地切中了对手的要害。
因此当重耳还在等待着秦穆公的垂青，等待着里克为他摆平国内的乱局时，夷吾却早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国内国外均取得了有力支持，扫平了自己回国的一切障碍。到第二年（公元前650年）四月，秦穆公派兵护送夷吾归国即位，是为晋惠公。此时距离晋献公去世刚刚过去半年多的时间，一场硝烟弥漫的君位危机，在夷吾等人的周旋下，得到了巧妙的化解，而重耳也在君位的第一轮争夺中，宣布落败了。
背信弃义
能够顺利取得国君之位，自然是可喜可贺的事情，可对于晋惠公夷吾来说，还远不是该庆贺的时候。因为他只是通过贿赂的手段，暂时取得了里克和丕郑的支持，并没有将国内的危机完全消除。他的哥哥还在狄国，重耳的党羽还在国内活动，这些都还是可能会影响政权稳定的不安定因素。
更让惠公忌惮的还有权臣里克和丕郑。里克在献公时期就已经位列为卿了，曾先后以上军主帅的名义讨伐虞、虢，以及收容公子重耳的狐氏大戎。丕郑虽然没有过多的记载，但从里克寻求同盟的立场来看，丕郑也应当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到献公去世后，二人联合七舆大夫，以及三公子的私属，一举铲除了骊姬一党，这对于太子申生的故旧来说，绝对是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也正因如此，不少贵族都对里、丕的为人赞许有加，让他们在短时间内集聚了可观的人望，从而成为晋国政坛上一颗炙热的新星，对君位的归属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惠公若不是取得了他的支持，是断然不可能回国即位的。
按照当时的说法，此时“里、丕之党半国矣”，里克和丕郑二人权势熏天，心腹党羽遍布朝野，只要他愿意，随时都可以跟国君掰手腕，而国君还不一定能斗得过他。外有重耳四处煽风点火，内有权臣在卧榻之侧，惠公又怎么能够睡得安稳？因此无论是谁，坐到了如今晋国国君的位置上，都需要好好思考该如何处理与里、丕之间的关系。对于惠公来说，已然有如此煊赫地位和影响力的里克、丕郑，就算是不除掉，也断然不能依照诺言，将汾阳和负蔡的百万田土兑现给他们。否则真要等到他们坐大垄断朝政的那一天，公室就真的就只能任人宰割而没有还手之力了。惠公继承了其父亲献公嗜杀的执政风格，他当机立断，选择了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斩草除根。
但就算你是一国之君，杀人也要按照基本法，想要除掉卧榻之侧鼾睡的权臣，总得有个像样的借口，而寻找这样一个借口对于晋惠公来说，还真不是什么难事。
我们知道在去年，里克和丕郑连续发动了两场政变，先后杀死了继承君位的奚齐和卓子。齐桓公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帜，其中很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要消灭弑君犯上的乱臣贼子。而就在里克发动政变的时候，齐桓公正在距离晋国不远的葵丘（或在河南民权县）举行盛大的会盟。会盟上一再向诸侯强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话音还没落呢，这晋国就爆发了这样的事情，简直不要太藐视我这霸主的权威。而且按照晋献公去世前，周朝大夫宰周公的说法——“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为此会也”——齐桓公选择葵丘作为会盟地点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不满足于仅仅称霸东方，有意要向西方扩展自己的影响力。这个时候齐桓公或许还正发愁，如何寻找介入西方事务的借口呢，可巧就让里克就给奉上了，真么能放过这样的机会？齐桓公也是当仁不让，在得到消息之后迅速就整点了兵马，直奔晋国而来，声言要讨伐弑君乱政的权臣。
不过别看诸侯军队声势浩大，他还真不至于真的影响到晋国的内政，这些话还是宰周公告诉我们的。他在劝阻晋献公的时候，就表示齐桓公的霸业已经是末日西山，根本折腾不了几天了，哪里还有精力西征晋国呢？
事情的发展似乎正如其所料，诸侯大军刚到高粱（山西临汾东北），就听说秦穆公已经带兵护送夷吾返国了。齐桓公不了解西方世界的底细，也不敢贸然跟秦穆公掰手腕，只好就收兵回国了。但为了维护霸主的权威，临行前，他还是特意委派隰朋前来问罪。周王室的周公忌父、王子党也正是为此事而来。为了维护齐桓霸主的威严和周王朝的秩序，他们都要求晋惠公诛杀乱臣贼子里克以正视听。
彼时晋国已然是一个雄踞一方的大国，若是真心想要维护里克，其他人也不敢置喙强求。但偏偏晋惠公对里克也多有忌惮，一心想要除掉里克，于是在各国来使都默不作声的时候，主动地提出了这个问题，这倒是让在场的使节们都感到有些意外。
惠公心意已定，接下来要考虑的就是该如何妥善处理的问题了。前面我们已经提到，里克和丕郑的党羽占据了晋国贵族的半壁江山，在加上重耳党羽的活动，如果稍有不慎，很可能就会演变成一场全面战争。而惠公的团队中，不缺的就是工于心计的智囊，他们巧妙地利用了国际国内的各种关系，为里克和丕郑布下了一个巨大的圈套。
由于在回国之前曾有过许诺，在惠公即位后，秦国人开始不断催促有关河外列城五的交割问题。惠公便借此机会，把丕郑派到秦国去，让他以国内政局未稳为由，要求暂缓割地。而丕郑前脚刚刚离开国境，惠公的后脚就已经踹开了里克的家门。
此时的里克根本没有任何心理准备，惠公派来的人闯进家门的时候，他或许还真掰着手指头计算着将要到手的封地呢，冷不防地就看见一众士兵猛然扑将过来，将自己摁倒在地。里克嘴里衔满了泥巴，嘴里呜呜直叫，在地上挣扎了半天，最终还是被人五花大绑捆了个严实。
等他平静下来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后，很是无辜地质问道：“如果没有我带人杀死了奚齐和卓子，你怎么可能坐到今天的位置上？”
有人把里克的话带给了惠公，很快就收到了回复：“你说的没错，没有你我就做不了国君。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是一个弑君者，你杀死了两任国君，一个受命托孤的大夫也被你逼迫至死。你有废立君主的权势，让我如何才能安心地做你的国君呢？”
里克冷笑了一声，想不到我辉煌一时，最终竟然落得如此一个罪名，于是仰天长叹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欲加之罪，其无辞乎？”说罢伏剑自杀——这就是成语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来历。
为了平息民怨，更为了稳住反对派的心思，晋惠公在杀死里克之后，上演了一出苦情戏。他做出了一些后悔的姿态，表示自己并不想杀掉里克，并埋怨郤芮说：“里克是寡人的社稷重臣，寡人一犯糊涂就把他给杀了，你当时怎么就不阻拦一下呢？”
郤芮心里想着您老人家可真会装，但他到底是惠公的智囊，很配合地认了个错。据说那个跟太史苏唱对台戏的郭偃听了之后，扭头就在竹简上写了一段话：“郤芮就是这个德行，他知道国君犯了错误，却不为国家打算去好好劝劝国君，他这种做法就是不忠，所以郤芮就该不得好死。”与此同时他还诅咒惠公说：“国君不经深思熟虑就胡乱杀人，是不祥的征兆，恐怕会遭受天谴、断子绝孙，祸乱恐怕就要来临了。”
不管郭偃是如何的义愤填膺，但至少在眼下，面临祸乱的还轮不到惠公和郤芮。除掉里克之后，与里克有同样罪责的丕郑，自然也就成了下一个被放到砧板上的肉。丕郑当时正在秦国出访，其身上肩负的是惠公请求暂缓割让土地的使命。丕郑在接到这个使命的时候，似乎就已经预感到哪里有些不对劲。按理来说派人到秦国去赖账这么大的事情，需要灵活得体的处理，既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也要维护好两国关系，这才是最好的结果。既然如此，国君就应该在临行之前做好相应的对策，并派他信得过的心腹，至少是对之前谈判有所了解的人前往，才显得郑重其事。但是惠公并没有派自己人到秦国，而且也没有具体的策略，只是给了一个笼统的指令，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只要赖掉就好，这也太反常了。
丕郑一路上思来想去，心中的惶恐便越来越强烈。他突然想到，或许国君之所以要求缓贿，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打算把城池割让给秦国。秦国只是他用来打破与公子重耳之间均势的棋子，用完了之后就直接扔掉了，根本就没有想要搭理他。既然如此，那他在回国之前许给自己的七十万亩田土还能作数吗？如果他也打算赖掉该怎么办？如果此事真的发生了，以后君臣之间还如何相处，如何建立互信？
想到这里，丕郑的头皮不禁有些发麻，尽管他不知道惠公接下来会怎么做，但这个细思极恐的猜疑链一旦形成，便没有了转圜的余地。他带着这个心思到了秦国，把晋惠公缓贿河外之地的要求转述给了秦穆公，并向秦穆公表达了自己对这件事的理解。他认为惠公最为倚重的智囊团，是郤芮、郤称和吕甥这三个人，郤芮一直随从惠公在外流亡，郤称和吕甥则是惠公的内主，他们长期为惠公出谋划策。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才使得交割土地的事务变得波折起来，秦国若要想顺利拿到河外列城，首先就应该除掉这三个人。
秦穆公简直要被晋国这帮人给玩坏了：“当年若不是你们贪利，我堂堂西戎霸主何至于被夷吾这小子玩的团团转！如今我刚刚扶植他上位，你们就又来要求我更立新君，到底怎么个意思？还有你们那个国君，他难道不知道一诺千金是什么意思吗？都已经在鬼神上帝面前发过誓了，还带反悔的？我真不知道你们晋国人的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你们这么多鬼心眼到底从哪儿来的，教教我好吗？”
但秦穆公到底还是个有气度的君主，他心中虽然愤怒，可终究还是没有发作，而是冷眼看着丕郑在朝堂之上慷慨陈词。丕郑提出让秦国下重金骗请三人到秦国，在把他们扣下之后，秦国大军东渡黄河，以晋国国内的反对派作为内应，驱逐晋惠公，迎立在当时还不怎么争气的重耳。
虽然要付出财礼的代价，但到底要比竹篮打水要强一些，秦穆公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好听从丕郑之言，让大夫泠至陪同丕郑一同回晋国复命。行至绛都郊外，丕郑已经听说里克被杀的消息，于是便找到七舆大夫中的共华询问局势。
里克被杀一事让七舆大夫感到阵阵寒意，但是共华天真地以为晋惠公杀掉里克只是迫于国际压力，而且杀掉里克之后当即表示了反悔，说明他并没有真心想要杀掉里克的意思。另外共华还说，惠公也只是杀掉了里克一人，并没有展开大清洗，七舆大夫至今都没有受到任何牵连，想必也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因此认为丕郑入朝复命也不会有事的。
但是没想到，惠公的智囊团果然还是技高一筹，他们不杀七舆大夫的目的，就是为了引丕郑上钩。丕郑听了共华的话，带了秦国使者去见郤芮，郤芮一看秦国带了这么多的礼物，比丕郑带到秦国的礼物还要丰厚，马上就知道了他们的来意，于是迅速知会晋惠公，杀掉了丕郑。寒冬料峭之中，丕郑心事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计谋还未成行，就追随里克去了。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共华黯然伤神道：“没想到啊没想到，国君的计谋竟然这么深。丕郑前来询问我的时候，我以为国君不会杀他，所以才让他入朝的。没想到国君竟然是撒了这么大的一个网，丕郑是因为误听了我的话才送死的，我对不起他啊！”共华有着重义轻生死的君子之风，他知道晋惠公杀掉了丕郑之后，自己也必然会面临清洗，但是他并没有跑路，而是静静地等着国君前来捕杀自己，就算给丕郑偿命了。
果然不久之后，晋惠公就接连捕杀了包括共华在内的七舆大夫。所谓的七舆大夫，主要是贴身护卫国君，并充当仪仗队的贵族。当时的国君出行时，除了自己乘坐的戎车之外，还有七乘副车跟随，七舆大夫就是负责这七乘副车的官员。因为七舆大夫特殊而敏感的身份，里克和丕郑在发动政变时就率先策反了七舆大夫，以便于谋刺国君。尽管七舆大夫最终并未直接参与刺杀行动，但他们的背叛终究还是让惠公如芒在背，必欲除之而后快。这一年被诛杀的七舆大夫除了左行共华外，还有骊姬之乱时曾奉命攻打夷吾的右行贾华，以及叔坚，骓歂，累虎，特宫，山祁这么几个人。
晋惠公以雷霆之势，在短短半年多的时间内，就把国内的反对势力绞杀殆尽，成功地化解了国内的分裂危机，从中也足见惠公团队政治手段之狠辣。惠公的这些手段从一定程度上很得其父的真传，因此其名声自然也好不到哪儿去。但若实事求是地讲，这或许也是儒家叙事体系的一种偏见，晋惠公为人狡诈不假，但正因为其狡诈，也让它很是善于利用民心，并不像传统史料所描述的那般是个独夫民贼。
丕郑死后他的儿子丕豹跑到了秦国，说什么都要让秦穆公为自己的父亲报仇。秦穆公也因为晋惠公赖掉了河外列城的事情暗自伤神，辗转反侧了好几天都没能睡安稳，但他却并没有讨伐晋国的打算，而是反问丕豹：“如果晋侯夷吾真的不得人心，真的没有民众的拥护，他怎么可能杀掉里克、丕郑这些人而不引起反叛呢？”
秦穆公的问话让丕豹也哑口无言，但看到丕豹哀痛的表情，穆公也不想失去他这样一颗棋子，于是便安慰道：“现在晋国国内局势稳定，反对派不是被杀就是逃亡，单凭秦国的力量是无法驱逐他的，我们还是从长计议吧！”
晋惠公过河拆桥的做法虽然很让人不齿，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对于稳定晋国的政治环境还是大有裨益的。在铲除了里克和丕郑这样的核心人物之后，那些反对惠公当权的利益集团由于群龙无首，很快就作鸟兽散了。其后虽然还有一些死党——比如重耳的外公狐突——总想着兴风作浪，但在经历了骊姬之乱至今多年的混乱局面后，晋国可谓是人心思定，人们对于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倍感珍惜，不想再生枝节，因此这些行动也很难取得大众的支持。
晋惠公除了手段毒辣之外，也是一个善于施恩的人，比如其在位的第二年，特别对故太子申生的灵柩进行了重新安葬，这对于拉拢故太子党羽的效果是不言而喻的。由于晋惠公所施行的安抚政策，使得很多原本颇有怨言的贵族也都纷纷改变了风向，从而都紧密地团结在晋惠公的周围，为其延续献公的集权化改革作出努力。经过这一系列整顿之后，晋国终于结束了多年的分裂局面，重新焕发出了勃勃生机，开始在新君的带领下，昂首阔步向中原的沃土挺进。如果不出意外的话，重耳妄求回国的念头，恐怕从此以后也再难实现了。
然而历史永远都充满了变量，这些变量总能够出其不意地改变历史的进程，让晋国接下来的历史故事更加精彩纷呈，同时也在无形中促成了一场巨大的变革，对整个春秋乃至于后世的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这一切，对于当时的局中人来说，都是无法预料的。
泛舟之役
晋惠公夷吾以口头许诺割让河外列城五为条件，得到了秦穆公的支持，回国夺取了君位，可屁股还没坐稳就赖掉了与秦国达成的协议，这让秦穆公很是恼火。但当秦穆公看到晋惠公一上台就以雷霆之势消灭了国内的反对势力，在短短数月内就将晋国原先的分裂局面恢复稳定，让他讶异于其高明的政治手腕，也不敢向晋国轻挑战端。秦晋两国就是这样，在一种貌合神离的状态下，共同携手走向了中原，维持了数年的和睦局面。
恰在此时，中原的王室发生了一场叛乱，这场叛乱的起因也很俗套，就是因为后妈不喜欢嫡长子想废长立幼造成的。但是考虑到女人经常被用来做背锅侠的可能，这一点还需要谨慎对待，实际上这场叛乱与齐桓公有着莫大的关系。我们知道，齐桓公是通常意义上春秋时代的首位霸主，他从王室手中接过了征讨不臣的大旗，带领着诸侯南征北讨，且举行了多次会盟，这在周王室看来，颇有些喧宾夺主的意味，因此是大有怨言的。
到公元前655年，也即晋国灭虢的那一年，齐桓公在首止举行会盟。会盟期间，当时还是太子的周襄王因为感受到了危机，害怕自己会像晋太子申生那样落个凄惨的下场，便跑去向齐桓公求助。齐桓公也是做人有些膨胀，竟然就答应了太子的请求，将其安置在会盟地的一处行宫里，让诸侯以天子之礼拜见太子，而且还特意为其延长了会盟的时间。
周惠王——也即襄王的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后简直是暴跳如雷：“平时我惯着你让你耀武扬威也就罢了，如今你竟然都欺凌到我的头上、开始干预我的家事了，还让人怎么忍？”他倒是不敢直接去挑战齐桓公的武力，便只好在背后耍耍手段，破坏齐桓公所统领的诸侯联盟。不久之后，原本还对霸主恭敬有加的郑文公就在天子的唆使下，连声招呼都不打，突然就给溜掉了。
这件事情激化了天子与霸主之间的矛盾，也让天子与太子之间的关系紧张了不少。但不管怎么说，周襄王还是顺利继承了王位，而他的弟弟王子带因为没能如愿，一直都对自己的哥哥心存不满。几年后，王子带召集了盘踞在扬、拒、泉、皋四邑的戎族和伊、洛之戎一同反叛他的哥哥周襄王，大军攻入王城，将王城的东门烧毁。
叛乱发生在晋惠公即位的第二年，也即公元前649年的夏天。为了展现秦晋两国坚不可摧的友谊，晋惠公和秦穆公这两个貌合神离的君主，手拉着手进入中原，共同出兵讨伐戎族，介入王室的纷争。到了这年秋天，在晋惠公的主持下，周王室和戎族讲和，但或许是戎族反复，调停未能取得成功，倒是让晋惠公跟戎狄也翻了脸。
这件事到了次年（公元前648年），处于霸业末期的齐桓公也参与了进来。他一方面调停周襄王和王子带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劝和以晋国为主的秦晋联盟与戎狄的冲突。晋惠公因为初入中原，还没有齐桓公的号召力，同时国内发生了连年的饥荒，自顾不暇，只能服从齐桓公的调停，并退出周王室的乱局。
这次的灾荒来的很不是时候，经过晋献公一世的征战，到了惠公时期，晋国已经有了在中原争雄的实力。如果没有这次的灾荒，也许晋国在晋惠公君臣的经营下，就能早几年成为中原的霸主，那个流亡在外的重耳也就没有机会回国称君了。但是也怪夷吾的命不好，老天爷就是这么不配合，生生地就给晋国降下来连年的饥荒。
这个时候的晋国，大概也没有其他可以应急的朋友，因此只好派人到秦国去买粮食。按说秦国有了之前的教训，知道晋惠公这个人不讲信义，就不要卖给他粮食了。秦国的很多大夫比如公孙枝，就持有这样的态度，流亡秦国的丕豹一心为父报仇，更是耸动秦穆公直接趁火打劫，灭了夷吾这小子。
但是百里奚还是劝阻了众人的这个冲动，他认为，天灾对于任何国家都无法避免，晋国会发生灾荒，秦国也难以置身事外。卖粮给晋国这是符合道义的行为，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如果这次你不卖粮给晋国，以后自己遇到了灾荒，就没有人会帮助秦国了。说白了卖粮给晋国的行为本身，还是为了自身的发展考虑，因此秦穆公对百里奚的意见不能再同意了。只不过他说的比较冠冕堂皇：“君是君，民是民。晋君固然可恶，但老百姓是无辜的。还是卖给他们吧。”
黄河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区域，水旱灾害时年发生。因此早在原始部落时期，就有了大禹治水的故事。黄河流域内的部落为了共同抵御灾害，在石器时代就已经形成了稳固的部落联盟。应对频发的自然灾害，需要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组织和调遣部落或城邦的资源，而这也为后来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到了春秋时期，周王室权力衰微导致的直接后果，除了政治上的混乱之外，还有自然灾害治理的失调。从一定程度上说，自然灾害治理的失调也是导致政治混乱的重要原因。因此齐桓公在葵丘会盟时，最先声明的国际准则就是：不准把水祸引向别国，不准因别国灾荒而不卖给粮食。当晋国出现灾荒而向秦国求救的时候，秦国若是视而不见，就会被中原诸侯所诟病，这对于秦穆公的人设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秦国虽然也是大国，但终究还是担心抵挡不住汹汹民意。
晋惠公的这个表现也很有意思，他明知道秦国人恨自己，却偏偏又把这个难题抛给了秦国，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挺不要脸的。但是我们并不能就此认定晋惠公人品就是那么差，毕竟政治上的事情，没有点不要脸的精神是什么功业都做不出来的。
言归正传。在经过一番利弊权衡之后，秦穆公终于还是决定卖粮食给晋国，而且不仅要卖，还一定要加码，让这件事产生轰动效应，用最大的仁义来让秦国获得主动权。秦国人做起事来也是毫不含糊，据说给晋国送粮的船队声势甚为浩大，几千艘运粮船浩浩荡荡地从秦国的雍都出发，沿着渭水、汾水绵延数百里，一直抵达晋国的绛都城下。由于这次的运粮行动发动的人力物力规模都极其庞大，场面蔚为壮观，因此被人们称作是“泛舟之役”。
果然就如同百里奚所说的那般，就连灾荒都能风水轮流转，去年在晋国，今年就轮到了秦国。泛舟之役的第二年，也就是晋惠公四年（公元前647年），秦国也发生了灾荒。秦国人首先想到了晋国，他们心想，我们都已经不计前嫌地卖给你粮食了，现在向你们买粮食，你们不至于会拒绝吧。
晋惠公本来是想礼尚往来，卖给秦国粮食的，但是却被大夫虢射给拦住了。虢射的意思很简单：“反正我们已经赖过一次账了，你就是卖给他们粮食也弥补不了他们对你的怨恨，反而增强了他们的实力，倒不如这次也不给了吧？”虢射的话里透露出来的意思其实就是：秦晋之间迟早会有一战，既然要打仗，那晚打不如早打，不如就趁现在把问题解决了吧！
晋惠公听了虢射的话，马上就会意了。秦晋之间这种表面上和平共处的关系不可能永远保持下去，毕竟利益冲突在那里明摆着，与其和秦国这样半推半就地凑合着过，还不如痛痛快快地打一架。只要打败了秦国，断了他觊觎河外的念想，晋国的南部边境才能彻底安定下来，晋国在中原的利益才能得到稳固的保障。
晋惠公之所以敢这么做，是有底气在的。从史料的种种迹象来看，当时晋国的实力似乎要比秦国稍强一点，晋国在献公时期大力扩张疆域的时候，秦国的政局很不稳定，使得晋国后来居上，实现了对秦国的反超。秦国之所以能够干预晋国君位，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晋献公去世后晋国的分裂局面，一旦晋国复归统一，秦国根本就不是晋国的对手了。比如两年前秦晋联合勤王的时候，在两国组成的联盟之中，晋国是处于主导地位的，秦穆公即便有恩于晋，也只能做晋惠公的陪衬。
现在晋强秦弱的局面使得晋国可以不考虑国际舆论的压力，即便晋国拒绝卖粮给秦国，国际上摄于晋国的武力也不敢怎么样。在弱肉强食的世界里，谁的拳头硬，谁就有更多的话语权。秦国需要考虑中原国家的态度，但是晋国就不需要考虑，这也是晋惠公的底气所在。
当然晋惠公的作风多少也有他老子晋献公的影响，晋献公就是一个从来不考虑舆论压力的强人。诛杀桓庄之族，驱逐群公子，这些在当时都是很难被列国所接受的，但是晋献公就是这么硬气，随便你们怎么说我也不为所动。用今天的话说，我就是喜欢你看不惯我却又干不掉我的样子。而晋惠公在这方面也是深得父亲的真传，在任性叛逆这方面恐怕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是打仗这种事，必须要找到合适的借口才能师出有名，如果没有借口就要想办法创造借口。而现在这个创造借口的机会就摆在面前，怎么能够轻易地错过？于是晋惠公就同意了虢射的意见，不再卖粮食给秦国。
晋国大夫庆郑是个实诚人，他没有晋惠公那么多的花花肠子，就劝说晋惠公说：“还是把粮食卖给秦国吧。你看着人家秦国好欺负就一而再再而三地耍赖皮，就是老实人也要让你给惹毛了。如果我是秦国人，我一定会报复的。”
晋惠公心里暗笑，“这你就不懂了。其实我就是要等着他们来打我。”晋惠公决计不卖给秦国粮食，为的就是让秦国自己撕破脸前来挑战，而且他对秦晋之间的战争也是志在必得。如果秦国因为害怕晋国的武力不敢前来挑战，晋国也并不会损失什么。而且还可以让秦国知道晋国的用意，以后再借道东进中原的时候就要多考虑考虑晋国的态度了。
庆郑听了晋惠公的话很是生气，于是大骂道：“你就作吧！背信弃义，失去正道，总有你好看的。”
如果站在秦国的立场上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其实秦穆公也不是什么善茬。尽管他一直都很注重舆论工作，总把自己描绘成一个急公好义的老好人，但实际不然。秦穆公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总是在学雷锋做好事，反而是一个工于心计的政治好手。在协调晋国的嗣君纷争的时候，他的目的就不单纯。他利用晋国公子间的矛盾，以支持其中一人继任国君为要挟，想要巧取豪夺晋国河外之地就是明证。而在向晋国买粮这件事情上，他显然也有自己的小算盘。
去年冬天，晋国刚刚因为连年饥荒——《左传》中使用的是荐饥，也即连年饥荒——向秦国去买粮食。仅仅过了一年，晋国这个时候是不是已经摆脱了天灾的影响还未可知，怎么可能有余粮卖给秦国？秦穆公明知道晋国的手头粮食也不宽裕，偏偏要向晋国买粮，就是在使用他的道德武器来攻击晋国。这个计策就跟晋国假道伐虢时对虞国采取的措施是一样的，都是把一个烫手的山芋丢到了对方的手里，让对方在道德的拷问中艰难抉择。
如果晋国同意卖粮给秦国，就可以有效地减少晋国的库存，达到阻碍晋国发展的目的。秦国抓住机会发展几年，就能快速地缩小与晋国之间的实力差距。如果晋国不同意卖粮，这也正好就是宣战的借口，国内的贵族平民都会因为晋惠公的无耻而群情激愤，从而增加秦军的斗志。因为让百姓感受到真实的饥饿感，可以增加人们的仇恨心理，这种切肤之痛比一场有渲染力的演讲管用一万倍。
由此可见，秦国其实也早就摩拳擦掌，想与晋国一决高下了。因此说晋惠公赖账不要脸，秦穆公也不是什么良善之辈，两个君主互相算计，谁也别说谁更高尚。他们的目标也是一致的，那就是争夺河外黄河大通道的归属权，从而获得争霸中原的入场券。
秦国人没有从晋国讨到粮食，也不知道是怎么度过这艰难的一年的。不管怎么说，两国之间算是彻底摊牌了，不需要再遮遮掩掩。从双方的优势上看，晋国拥有更为强大的军力，而秦国则是拥有道义上的主动权，谁能够赢得胜利，就要看接下来的时间里双方的备战了。
首先进入备战状态的就是秦国，秦国由于在武力上处于弱势，就只能在士气和战争策略上下功夫。秦穆公最善于做的就是舆论宣传工作，他给自己树立了一个仁义守信的形象，并把秦国人受过的苦难都归罪到晋惠公的身上，不断地煽风点火增加人们对于晋国的仇恨。
而晋惠公大概是对晋国的实力过于自信，似乎并没有做什么实质性的工作——这一点史料记录不多，因此难以断定。但是从晋惠公对秦国一贯轻视的态度来看，晋国没有积极备战也是有可能的。
韩原之战
在经过两年的准备之后，晋惠公六年（公元前645年），秦国终于发动了对晋的战争。因为是有备而来，秦穆公对于这场战争进行了充分的预演，从战略调度、战术布局、舆论宣传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谋划。
秦晋之间有两道重要的关口，一道是位于陕西韩城与山西河津之间的龙门通道，此地素有“华北入陕第一镇”之名，其得名来源于“大禹凿山导河，鲤鱼竟跃龙门”的传说，是晋秦沟通的重要通道。后来三分晋国的韩氏、赵氏的封地韩、耿两地就是扼守这一通道的重要都邑。但由于此地与白狄相邻，河西又有梁国作为屏障，晋国人在此地的防御主要是针对散兵游勇的戎狄部族。
第二个通道则是位于陕西大荔的王城与山西永济蒲邑之间的黄河渡口，从此地出发向南不远，便是有“鸡鸣一声听三省”的风陵渡口。从风陵渡往东几十公里，便可抵达魏国始祖毕万的始封地——魏邑。当年骊姬劝献公派重耳守卫蒲城，便是要让其抵御可能来自秦国的袭击。由于这一带黄河流速减缓，有不少可供船只穿梭的水面，因此防御体系也更加复杂。春秋时期秦晋之间的大多数战争，都是在王城、蒲城周边渡河作战的，晋国防御秦国的主要精力也大都投放到了蒲城周边。
然而出其不意的是，秦穆公对晋国的第一次攻击，却并没有选择传统的蒲城渡口作战，而是绕道北上，从龙门渡口跨越黄河进入晋地。晋国边防部队本来只肩负着守备戎狄的任务，如今却突然来了秦国的正规部队，自然是打不过的。于是他们便一边派人回去送信，一边延缓秦军的步伐，最后退守韩原（山西河津与万荣之间）。
晋惠公对此完全没有准备，当秦军“三败及韩”，前方告急的士兵纷涌而至的时候，他才感到情况有些不妙，急忙整顿军队迎战。这年九月，晋惠公自领上军，以郤步扬为御戎，家仆徒为车右；由韩原当地的封君韩简担任下军统帅，梁由靡为其御戎，虢射为车右；大军整顿完毕，匆匆赶往韩原应战。由于韩原到绛都的距离只有不到一百公里，且地势平坦，极利车辆驰骋，留给晋国方面的时间并不多，因此他们对于此战的准备可以说很是仓促。
在抵达韩原后，晋惠公曾派韩简前去视察敌情。韩简看到秦军个个都咬牙切齿的样子，知道对方决心很大，回来之后对惠公说：“秦军人数虽然不及我们，但是士气高涨，实在不好对付。”
晋惠公问为什么，他说，“秦国人一直认为国君（晋惠公）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秦国多次施恩与国君，却始终都没有得到回报。因此他们都义愤填膺，斗志昂扬。反观晋国，由于一直轻视秦国，军心懈怠，对这次战争没有做充足的准备。如此对比之下，晋国就这样仓促应战，胜负真的很难预料。”
晋惠公还是满不在乎的样子，他说：“一个人普通人还不能轻易侮辱，更何况一个国家呢。”言外之意就是我知道他们受到刺激之后会斗志昂扬，但是我不care。他派韩简前去约战的时候，口气里还是充满了傲慢的态度。他说，"寡人虽然不敢说自己有多伟大，但是对付你秦国还是绰绰有余的。你若收兵回去，大家皆大欢喜，否则的话寡人也就只能硬着头皮应战了。"
秦穆公听了之后很冷静，他回答说：“晋君你没有回国的时候，我曾为你担惊受怕；回国之后国内局势不稳，我也曾为你辗转反侧。现在你地位稳固了，不思报答，我也只能奉上天的旨意来看看谁对谁错了。”
韩简在两个国君之间来回传话，看到了秦穆公的决心，也看到晋惠公的傲慢，就开始为战争的胜负担忧起来。于是低声叹息道：“但愿这次战争之后我还能活着回来（吾幸而得囚）。”
军队的士气和主将的态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战争的胜负，但在更多的时候还是要凭借实力说话的。特别是在春秋早期，一切战事都有既定的规则需要遵循，诡诈之道还很少为人们所采用，因此军队的人数多寡和器械的精良与否才是战争胜负的主要决定因素。
当时秦国大夫公孙枝就对此战持悲观态度，他在战场上仍不忘劝谏穆公，说：“过去你不接纳重耳而立了夷吾，已经是铸成大错了，如果你现在因为义愤而攻打晋国，假如失败了，岂不是更加让人耻笑吗？”
但秦穆公却有股不服输的劲儿，他反驳说：“当年我之所以未能扶植重耳，是因为他不愿意啊，我有什么办法？如今夷吾对内诛杀里克、丕郑，对我秦国则背弃过去的盟约，他言而无信厚颜无耻，难道这一切上天就看不到吗？如果能看得到，那么我就必定能够取胜。”
尽管秦穆公笃信上天会主持公道，但在战争初期，战事的发展却明显对秦国不利，晋国凭借人数和武器的优势，在战争的大多数时期都处于绝对的优势。下军主将韩简带人已经将秦穆公团团围住，秦穆公左冲右撞还是无法突围，铠甲都被射穿了好几层，眼看着就要被晋人给抓住了，但就在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在韩简大战秦穆公的时候，好死不死的晋惠公拉车的那匹小驷陷在泥潭里出不来了。这时刚好庆郑的战车从旁边经过，晋惠公就吼庆郑过来帮忙。按理说，在战场上国君有了危难，不管你与国君之间有多少不痛快，作为下属的庆郑该马上施救才是。但是庆郑可不这么想，好不容易逮着这么一个机会，他反而幸灾乐祸起来。
这就涉及到在韩战爆发前发生的一个小插曲，说的是晋惠公和他的大夫庆郑之间的矛盾。一开始秦国向晋国要求买粮食的时候，庆郑就劝过惠公把粮食卖给秦国，这样就可以避免发生冲突，但是晋惠公因为一心要挑起冲突，就笑着说庆郑你不懂我的用意。
庆郑大概是觉得惠公笑他笨，自尊心受到了刺激，因此就跟惠公闹起了别扭。到韩战爆发前，晋惠公听说秦军到了韩原，就召集贵族们询问对策。问到庆郑的时候，庆郑还在责怪惠公之前说他们什么都不懂的往事，于是言语不屑地说道：“看我干吗？我什么都不懂！秦国人是你召来的，要不是你坚持不卖给人家粮食至于有今天吗？你问我我能有什么办法？你不是相信虢射吗？你问虢射去吧。”
惠公笑了笑，说道：“看来舅父（国君对异姓大夫或者天子对异姓诸侯的尊称）还是在埋怨我啊。”转头就对旁人说：“庆郑对寡人出言不逊，如此无礼，看寡人怎么收拾你。”
两个人关系不和睦也倒罢了，偏偏不是冤家不聚头，出征前在决定国君车右人选的时候要占卜，结果占卜的结果竟然就是庆郑最合适。晋惠公觉得庆郑总是跟自己对着干，过于心高气傲，待在自己的身边怕他耽误事，就没有让庆郑来，而是选了家仆徒做自己车右。这个选择本身没有什么错误，毕竟两个人脾气不和，到了战场上庆郑很可能会不听国君的指挥扰乱战场秩序，为了保证作战顺利也只能把庆郑替换下来。
但是庆郑就不这么想了，他听说国君不让自己做车右，很是生气，但也没有别的办法，就继续挑惠公的毛病。之前郑国曾献给惠公一匹马（小驷），身材小巧，鬃毛润滑有光泽，走起路来也是步履安稳，晋惠公平时很爱惜这匹马。此次韩战迎战秦国，晋惠公想用这匹马拉战车，庆郑就讥笑他说：“自古以来打仗所用的马都是本国产的，本国的马匹熟悉水土道路，而且你自己调教的马，熟悉彼此的习性也好操控。你现在出去打仗把宠物马带上，一旦发生什么危险，互相之间不熟悉，到时候你就干着急吧。”
庆郑这尖酸刻薄的话把惠公气得不行，但是大战在即也没有跟他生这个气，就这样也带着他参战了。事情就是这么巧，还真让庆郑这个乌鸦嘴给说着了，果然惠公的那匹宝贝宠物马就在这里出了问题。庆郑看了之后笑的合不拢嘴，心说你不是不听我的话吗，看你的小宠物出问题了吧？他停下来乐呵呵地看了一会儿热闹之后，嘻嘻哈哈地说道：“你不是牛逼吗，有本事你自己出来你别找我啊，我庆郑的破车还不够资格载您那千金之躯啊！”说完之后笑哈哈地驾车走了，把晋惠公丢在那里气得直发抖。
庆郑当然不是不考虑国君的安危，毕竟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也并不想让晋国打败仗。只是他看到晋军的形势一片大好，一时半会儿应该也出不了什么问题，就跟惠公开了一个玩笑，无非就是想故意让惠公难堪，也好让自己出出气。
但是这个时候庆郑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在战场上看到韩简之后，就略显得意地朝着韩简吼了一嗓子说：“你还打什么打，你的国君正在烂泥里边出不来呢，你还不赶紧去救。”
这一喊不要紧，韩简知道国君有危险，就赶紧撤军去救。但是最最要命的是秦国人也都听到了，也就一窝蜂地朝着晋惠公的方向奔去了。而韩简这一回撤，秦国人这么一追，给其他人的印象就是韩简战败了，然后其他的人也就跟着溃散。
就因为庆郑这一嗓子，使得战场的局面发生了惊天大逆转，其结果是晋军溃散，而晋惠公本人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的施救而做了秦人的俘虏。本来胜券在握的一场战争就让庆郑这么一搅合，结果完全改变了。秦国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来了一次以弱胜强，轻而易举地取得了战争的胜利，简直太出乎他们的意料了。
晋国的大夫们看见国君被人俘虏了，知道这仗没法打了，就也都披头散发，跟着晋惠公要到秦国去。秦穆公一看这哪儿行呀，我们秦国可没那么多的粮食，他赶紧派公孙枝传话去劝说那些自愿被俘的晋国大夫们说：“你们别这样啊，寡人带了贵国国君西去秦国，只不过是为晋国实现那个妖梦罢了，真不敢劳烦各位啊。”
大夫们听了这个答复之后，三拜稽首后回答说：“秦君头顶皇天脚踏后土，你说过的话皇天后土可都听着呢，我们就等着您的消息，希望你能够履行诺言。”
狐突的妖梦
上回说到秦国俘虏了晋惠公，晋国的大夫们都要跟着国君到秦国去吃牢饭去，被秦穆公劝止了。秦穆公说他只是要践行晋国的那个妖梦，听到这些之后晋国的大夫们就放心了，那么这个所谓的妖梦又是什么呢？
这还得从晋惠公刚刚即位的时候说起，那时晋国内部派系林立。为了扫清敌对的派系，晋惠公杀掉了支持重耳的里克、丕郑和七舆大夫，而对于原本属于太子申生的私属，则完全采用怀柔的政策。
为了安抚申生党人，惠公即位的当年（公元前650年）秋天，决定按照国君的礼节重新安葬共太子（谥号，又称恭太子）申生的遗体。由于申生去世已经快六年了，尸体起出来以后，便散发出阵阵的恶臭。尸体掩埋数年腐败发臭本来是很正常的，但是重耳的一些死忠粉就借题发挥，说晋惠公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们用尸体的恶臭来形容惠公的品德，说他这样不守信义的人根本没有资格做晋人的国君。
重耳的外公狐突更是大作文章，专门策划了一次“妖梦”事件来煽动舆论。据狐突的说法，有一次他到曲沃的时候，遇到了太子申生的鬼魂。大概是由于在讨伐皋落氏的时候，狐突曾经担任过申生的御戎，并劝谏申生逃离，申生对这段往事念念不忘，在见到他之后还让他为自己驾车。车辆行驶途中，申生悲愤地说道：“公子夷吾对我太无礼了，我已经请求上帝允许，把晋国并入秦国，让秦国人来祭祀我。”
狐突于是劝说道：“您这样做恐怕不妥吧？我听说神明不能享受其他宗族的祭品，百姓也不能祭祀其他宗族的鬼神。如果晋国归秦，恐怕你就得不到祭祀了，要不再好好考虑一下？（作为鬼神，申生怎么连这些都不知道？）”
申生迟疑了一会儿，说道：“你说的也是，那我就再去找上帝问问。这样吧，七天以后你到新城（曲沃）西边，到时候我会派一个巫师在那里等你，他会把我询问的结果告诉你的。”
到了七天之后，狐突装模作样地去到新城西面，果然有一个巫师正在那里念念有词。看见狐突之后，那个巫师就以申生的口吻说道：“上帝已经允许我惩戒有罪之人了，处罚的地点就在韩原。”
从这里很明显就能看到这是狐突故意设下的局，既然他能够见到申生的鬼魂第一次，那么为什么就不能再见第二次，还非要让巫师来转达申生的话呢？这就是狐突的策略了，他之所以是让巫师转达，而不是申生的鬼魂再次降临，其目的就是为了让人知道并且为此做见证。如果没有人见证第二次的会面，光凭狐突的一张嘴说自己见了申生两次，人们显然不会相信。而有人见证了第二次的会面，可信度就会高很多。
但是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如何保证第二次的会面不穿帮，这其中就有许多技术难题需要处理。首先要找到一个跟申生相貌相似的人，然后还要保证这个“申生”有鬼魂的技能，能够突然出现突然消失，如果这两点做不到，就很难让人相信。但以当时的技术水平，这样做的难度也太大了，狐突不是大魔术师，也没有那么多专项经费的支持他的行动，就只能另辟蹊径，因此才指定了巫师的出场，而不是让申生的鬼魂再次出现。
即便是如此，人们对于狐突这个所谓妖梦的说法也并不全然相信，其能够起到的作用无非是在那些没什么见识的底层贵族和平民中传播。能做到这一点，实际上已经足够了，毕竟你不能凭借一个妖梦就把一任国君给推翻了，这事也就到此为止了。
但是这个“妖梦”流传甚远，竟然传到了秦穆公的耳朵里。也不知是巧合还是秦穆公真的相信了狐突的那个妖梦，他果真就从北方通道出兵，并在韩原与晋国展开决战，并且还真的就把晋惠公给逮住了。
关于晋侯夷吾若干问题的决议
这个时候晋国这么多的贵族都一致要求要到秦国去吃牢饭，实际上是在向秦穆公施压，表达的意思就是除非你把晋国的贵族全部铲除，否则你就别想动我们的国君。
秦穆公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你就说晋惠公再坏，他也毕竟是晋国的脸面。你杀掉了晋惠公，晋国贵族还可以迎立其他的公子做国君，但是秦国跟晋国的梁子就结下了。毕竟秦国取胜也纯属侥幸，能够打赢一次，不代表以后都能打赢。
晋国虽然败了，但对秦国也丝毫不惧，毕竟秦国还没有吃掉晋国的能力。常言道，凡是杀不死我们的，都将使我们变得更强大。晋国贵族空前团结一致的态度，使得秦穆公心存芥蒂，不敢把俘虏的晋惠公杀掉，只好说我只是为了实现你们晋国的那个“妖梦”罢了。而那个“妖梦”所提出的只是对其进行惩戒，而不是杀掉，因此从这方面来看，晋惠公或许本来就没有性命之忧。
但问题是，秦穆公没有要杀晋惠公的意思，可不代表秦国的贵族们不会这么想，这也让晋惠公身在秦国的姐姐很是着急。秦晋两国在晋献公时期就缔结了联姻关系，此时晋惠公的姐姐伯姬正是秦穆公的夫人。穆夫人在秦国生活了十年时间，一共生了两双儿女：太子荦、公子弘和公子（公主）简、公子（公主）璧。
秦穆夫人与晋惠公之间曾经闹过不愉快，原来早先秦穆公护送晋惠公回国的时候，穆夫人就嘱咐他要善待自己的闺蜜兼小妈贾君，并且让他把流亡在外的兄弟们都召回国内来。但是晋惠公回国以后连自己姐姐的话也不听，竟然把自己的小妈贾君给睡了，而且也没有把兄弟们收罗回来，使得穆夫人对晋惠公很有怨言。
但是到了这个时候，那一点点的怨言到底比不过姐弟情深。他们这一群姐弟们从小就陷入了政治纷争当中，生活的很是艰苦，因此感情也特别深厚。尤其是现在他们的父母都已经天人永隔，群公子在外流亡，穆夫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依靠的娘家人，也只有夷吾这个不靠谱的弟弟了。
他深知秦国都城的贵族们对夷吾是恨得有多深，一旦夷吾到了雍都，谁也难保他的周全，因此她绝对不能让自己的丈夫把弟弟带到雍都来。为了逼迫秦穆公允诺，她甚至带了这两双儿女，登上高台，踩着柴草，派人捧着丧服给秦穆公带话说：“上天降下灾祸让两国刀兵相见，这我管不着。你们之间有什么勾心斗角的事情，我也管不着。但是如果你敢把我弟弟带到雍都来，我就敢自焚，你看着办吧！”
秦穆公心说我也没想要杀你弟弟啊，你这人怎么这样……但是转念想想也对，还是听从了夫人的指示，在半路上停了下来，将夷吾囚禁在灵台（雍都以东，今陕西户县），然后聚拢了一众大夫，来商量该怎么处置这个已为阶下囚的小舅子。
既然要商量，大家就要各抒己见。毫无意外的是，果真就有不少人联合起来提出了一项议案，要求把惠公带回雍都向国人宣示。这让秦穆公很是为难，他于是就对那些主张虐囚的大夫说道：“你们这不是存心让寡人难堪吗？你们想过没有，我们打这一仗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要从晋国那里得到好处。现在你让寡人把晋国的国君带回雍都，然后夫人就会自焚，夫人自焚了我们还怎么拿这个国君做文章？如果因为处置晋君把我老婆也搭进去了，反正老子是不干的，你们谁要敢干你动个手试试？”
秦穆公看着众大夫都闭口不言，大概是心气还没有理顺，于是又对众大夫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说：“我们处置晋侯夷吾是因为他人品不好，我们可不能学他那样！别忘了我们回国之前晋人的态度，他们一起向寡人施压，用皇天后土来警告我。如果我们只顾着自己的愤怒，一点都不考虑晋人的情绪，他们迟早会来报复我们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寡人如果对他们食言，秦国以后就没有好日子过了，迟早有一天寡人也会成为那些晋国人的俘虏！你们，就会好过吗？”
人们沉默了许久，都没有开口说话。过了一会儿，终于有人忍不住打破了沉默，问道：“那怎么办呢？难不成刚抓住又把他放回去？”
曾经“考察”过晋惠公的公子絷终于忍不住，打破了沉默：“那也不能把他放回去！夷吾这货太不地道，你都不知道他有多少坏心眼，一旦把他放回去，还指不定会出什么幺蛾子呢！我的建议是直接把他杀掉，以绝后患。”
公孙枝急忙劝阻道：“万万不可啊！我们这次打败了晋国，晋国的贵族们深以为耻。如果再杀掉他们的国君，恐怕更会激起他们的愤怒，必然会找秦国报仇的。依秦国现在的实力，很难吞下晋国这样的巨无霸，晋人还可以立其他的公子，到时候他们打着这个旗号来讨伐秦国，免不了又要生灵涂炭。”
公子絷傲然地说道：“这些我当然知道了。所以我的意思是，我们不仅仅是要把夷吾杀掉，还要在晋人之前抢先立公子重耳为君。夷吾的有心眼，重耳可就老实多了。”
公孙枝反驳道：“难道重耳就不会为他弟弟报仇吗？杀了弟弟立哥哥，难道做哥哥的会对我们感恩戴德？再说了，即便你有心，晋国人会支持你吗？晋国的国君你想杀就杀想立就立的，你以为你是谁啊？秦国还没有强大到那种地步。万一晋人拒绝接纳重耳，我们杀了旧君，新君却迟迟无法扶持，到时候骑虎难下，只会让诸侯耻笑！他们会笑我们秦国太过于自不量力，玩火自焚啊！”
公子絷又说道：“那依你说我们的仗就白打了？囚囚不得，杀杀不得，就这样把他放回去？我秦人绝对不会答应！”
公孙枝回答：“未必！毕竟人已经抓住了，我们可以借着晋国人的羞耻心，趁机把河外列城五捞过来。以前他们耍赖的时候，惠公的借口是国内的贵族反对，现在他们的国君在这里，我们就直接向这些贵族要，他们就算是为了自己的颜面也会同意的。”
公子絷突然大笑了一声，扯着嗓子问道：“唉我说子桑，你这叫出的什么主意啊？刚才你也说了，晋国实力远强于秦国，难道他们就不能再打败我们，索回他们的土地吗？恐怕到时候还是会竹篮打水一场空，我认为不妥！”
“这些我都考虑到了，所以我们还要提出进一步的要求。”公孙枝自信地说道。
秦穆公听他们吵闹不厌其烦，听到这一句突然来了精神，“哦？君子有什么计谋，可以说说看。”
公孙枝转向国君，拜道：“首先就是要让晋国把太子送到秦国做人质，有太子在秦国，晋国就不敢轻举妄动。其次，我们不仅要讨要河外之地，还要在晋国腹地占据一座城池作为我们的桥头堡，派驻军队监视晋国的一举一动。有这样一个楔子插入晋国的腹心，就可以有效地控制晋国，不必害怕他们会对我秦国不利了。”
秦穆公拍案而起，惊呼：“此计甚妙！”他喜笑颜开，对众人说道：“就按子桑（公孙枝字子桑）的意见去办吧！”
朝国人大会
秦国通过了与晋国进行谈判的决议，身在秦国的晋惠公终于松了一口气，他急忙派自己的心腹郤乞回国，去找吕甥前来主持与秦国的谈判。
郤乞回到国内之后，把秦国方面的情况告知了吕甥，吕甥听罢沉默良久，对郤乞说道：“国家刚刚战败，国内贵族深以为耻。因此人心浮动，很多人都已经做好了国君回不来的准备。要想把国君接回来，还需要取得更多人支持才行。”
郤乞回应说，“这些国君都知道，要想换取他们的支持，就必须拿出真金白银的利益才行。但是此次战败公室损失惨重，恐怕很难拿出更多的东西来收买人心了，所以国君才让我回来和你商议一下对策。”
吕甥也很为难，“为今之计，也只有把公室的土地拿出来，封赏给贵族们这一个办法了。”
郤乞很是忧虑，“国君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毕竟土地是公室的根本，封赏太多，必然有损公室利益。而封赏过少，很难满足贵族们的胃口，反而会适得其反。”
吕甥点了点头：“是啊。不过有一点，应该还可以利用，但是不知道国君能否同意？”
郤乞坐正了身子，急忙说道：“国君说过了，只要能回去，一切都听从子金（吕甥字子金）的安排。”
“但愿国君不会怪罪我。”吕甥叹息一声，“我的意思是，国君可以放开公室对山河水泽的专利，允许国人自由开发。那些荒野之地要比现在已经开发的土地多的多，只要适当地允许他们自由开发，要比封赏他们现有的土地更加有效。”
“可是这样的话，贵族们可以自己开发土地，岂不就不受君主的约束了？”
“我也知道会有这样的后果，但是现在事态紧急，必须早作决断。国人大概已经知道你回来了，明天肯定会有很多人来找你。如果现在不做定夺，恐怕到时候会慌乱啊！”吕甥俯下身来，悄悄地说，“我们可以先承诺适度放开，人们不可能一下子就把全国的山河水泽全部开垦出来。只要日后逐渐完善约束条款，后果也不会太严重。”
郤乞还是有些疑虑，“如果他们非要逼问有什么限制条件，我们该如何作答？”
“这个好办。我们不要跟贵族单独会面，就以国君的名义召集贵族们，召开朝国人大会，不要给他们单独提问的机会。到时候你就以国君的名义先对他们进行封赏，让大家都感念国君的恩德，都不好意思开口。等把大家的情绪都调动起来以后，再以国君的名义发布罪己诏，这种场面下谁还会不识趣地刨根问底呢？”
两人商议好之后，就向各地的贵族们发出通知，把他们召集到绛都，召开朝国人大会。郤乞在会上说道：“回来之前，国君让我务必把他的话带给各位君子。国君说，‘这次韩原大战君子们都付出了很多的辛苦，寡人虽然身在秦国，但是还要感谢各位的尽心尽力，因此派郤乞回国给予大家封赏’。”
郤乞当场按照他们事先约定好的数量，从公室的私有土地中划分出一些田土，封赏给了到场的众大夫。封赏细则宣布完毕之后，他又声情并茂地说道：“国君还说，‘这次战败，都是寡人的过错，寡人无颜面对国人。就算是有幸能够回到国内，也是国家的罪人、宗族的耻辱。希望大家能够体谅我这个罪人的用心，选一个良辰吉日，让太子接替我继任国君吧’。”
郤乞这一番演说，又是封赏又是认罪的，竟然把很多人都说的热泪盈眶。吕甥还嫌不够，在台下继续煽情道：“国君对我们真是太好了！他自己正在秦国受苦，不为自己的命运担忧，反而在考虑大家的苦衷，如此深情厚谊，真是难以为报！我们一定会尽自己所能救国君于水火！”
他这么一煽情，连惠公的反对派都不好意思了。于是众人都议论纷纷：“是啊！要尽快救出国君才好啊！要不然我们晋人颜面何存？”
吕甥看到时机已经差不多，就登上台去，用嘶哑的声音说道：“国君身在秦国，我们鞭长莫及，也帮不了他什么。但是我们可以修理国政，辅助太子即位，作为国君的后援。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共度难关，秦人看到我们这么快就重振旗鼓了，就一定会忌惮我们。再加上国君西去秦国，诸侯对我们都深表同情。如果他们看到我们新君继位，君臣和睦，武力恢复如常，就都会站在我们这一边的。秦国人迫于国际压力，说不定据会把国君送回来的。”
“那我们又该怎么做呢？”有人关切地问道。
吕甥回答说：“国君同意放开了部分山河水泽的开发禁令，无论是君子还是士农工商，允许大家在封地内自由开垦土地，扩充大家的财产。但是，有了更多的土地，大家就要让宗族内更多的人填充到公室的军队里来，也要修缮更多的兵甲器械来扩充我们的武力。有了强大军力的保障，诸侯自然不敢轻视我们。”
吕甥的这段话所说的，就是晋国在惠公年间所采取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作爰田、作州兵。关于这两项改革措施的具体细节，史书上没有详细的说明，人们一直以来也都是针对当时的历史细节进行推测，其中有很多争议，至今都没有一个定论。
但是大体上可以认定是，晋国经过长期的改革，在经济上逐步开始确立了土地的私有权，提升了国家的经济活力。在军事上，打破了以往只在贵族中征兵的惯例，扩大了征兵的范围。庶民和野人也逐渐可以进入军队建立军功，以军功来获取政治地位和土地，在一定程度上打通了社会各阶层的流通渠道。
当然这个变化也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通过各国之间的相互竞争渐进完成的，春秋早期的晋国改革还没有那么深入，只是开了一个先例。晋国在内忧外困中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逐渐成为了各国改革的方向，并在战国时期形成了完善的法家思想。可以说，晋国就是在这样危难的局面之下，误打误撞地拉开了春秋列国体制改革的序幕。
人类社会中，无论是具体的个人还是国家集体，都存在着无法避免的惰性，不到危难时刻，谁也不愿意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来做出改变。那些能够做出彻底改变的人和国家，通常都是在面临危机时迫不得已的选择，这些选择也只是在具体的情景之下做出的最优解。因此成功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其他国家和个人的成功与失败，很难对自我的选择带来实质性的启示。
一个国家和个人选择了正确和错误的道路，并不能说明他与别人在智力或道德上有什么高明或愚蠢之处。沿着他人走过的成功路径不一定就能取得成功，走别人走过的失败之路，也不一定就会失败。因此我们在为自己的人生之路做出选择的时候，盲目地照搬或者摒弃都是不可取的。如何选择更适合自己的道路，也只有在不断的试错中逐渐地发现，智慧也只能在实践中得到增长。在面临困难的时候，不要害怕自己走错了路，要知道，裹足不前才是你最大的敌人。
吕甥逆惠公于秦
在安顿好国内局面之后，吕甥于当年（前645年）十月前往秦国，双方在王城（陕西大荔）展开了谈判。谈判的具体细节已经不得而知了，史书上只记载了秦穆公和吕甥之间的一段对话。
秦穆公试探地问吕甥：“晋国国内和睦吗？”
吕甥故意叹了一口气说道：“唉！现在国内的民众都各持己见，怎么可能和睦啊！”秦穆公听了微微有些得意，心想：“既然晋国不和睦，那我就放心了。”
但没想到吕甥接着又说：“小人（底层的士）因为国君被俘，认为这是国耻，扬言一定要踏平秦国。君子（贵族）们懂得忠信礼仪，知道是因为国君犯了错，所以才遭致这样的后果的。但小人可不管这些，他们因为这次战争失去了亲人，所以都很痛恨秦国，宁愿抛家弃产也要立公子圉为国君，极力要求公子圉重整军队找秦国报仇。为了能够报仇，就算是闹得国破家亡投身于戎狄，他们也在所不惜。君子（贵族）们知道秦公对我们有恩德，我们怎么能恩将仇报呢？他们都厉兵秣马等待着秦君的答复。双方一直都标着劲，所以闹的很不和睦。就为了能够调和他们的矛盾，所以我才耽搁了这么久才来的。”
吕甥这一席话看似是一种自我贬低，抬高吹捧秦穆公，但实际上是一种警告。他的言外之意就是，晋国的底层民众都摩拳擦掌，就想找你报仇，可全是我们国内的贵族（君子）在压着呢！君子们都在等你的答复，但也不是空等，他们也是在修缮兵甲的（不惮征缮以待秦命）。所以大家对你的信任是有前提的，你之前答应了我们，只是对国君稍作惩戒，不会杀掉他，我们就姑且信了你，一直等着你的答复。如果你不把我们的国君放回来，那小人们请战的热情我们可就压不住了。
秦穆公一听心想，“哟？你这是在威胁我？可是你的国君毕竟在我的手里，我要怎么做全凭我愿意。我就不相信你们能在短时间内能组织起一支比之前更强大的军队。”因此他问道：“那大家觉得寡人会对你们的国君怎么样？”
吕甥继续用两分的方法回答说：“小人们觉得国君得罪了秦国，肯定是回不来了。但是君子们识大体，知道您是一个忠厚的长者，您把我们的国君抓起来只是因为他有罪。既然现在已经认罪了，就没有必要再关着他了。您以公正无私的裁决来惩恶扬善，简直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包青天呀！有您老在，天下心怀不轨的人都会感到害怕，而那些尊敬服从你的人也都怀念你的恩德，天天为你点赞啊。”
这一番的吹捧让秦穆公很是受用，而且触到了秦穆公的兴奋点。吕甥趁热打铁，又接着说道：“以您的声望威名，在中原各国中那可是数一数二的，以齐侯小白的作为也不敢跟您比呀！现在打败了晋国，您老人家称霸中原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何必还要跟您的手下败将较劲呢？如果您一直都把我们的国君留在秦国，或者干脆废掉他的君位，这会影响诸侯对您的评价的。您的功业都已经做到这一步了，难道还要因为这点小事抹黑了自己的形象，以至于诸侯对您产生怨言，导致无法称霸吗？”
可以说吕甥的这一席话，句句都戳到了秦穆公的心坎上。要不是想要做中原霸主，秦国就不会向东发展，与比自己强大的晋国死磕而赌上自己的国运。这次的军事大捷，让秦穆公的霸主梦更近了一步，这个时候难免会有些难以自制，于是他点头说道：“君子言之有理，其实我就是这么想的。”
因为韩战的失利，晋惠公做了一个多月的阶下囚，一切谈判都结束之后，秦穆公用七牢的待遇来款待他。古代三牲备为一牢，所谓的三牲指的是猪、牛、羊。七牢是侯伯之礼，也就是说为了宴请诸侯国君，就要杀掉七头猪，七头牛，七只羊。秦穆公以七牢之礼招待夷吾，就表明已经恢复了他的国君身份，让他终于重见天日了。当年十一月，晋惠公终于结束了客居生活，回到了他心心念念的晋国。
战后分配问题
这次的秦国之行，被晋惠公视为奇耻大辱。这次战争除了成为阶下囚带来的痛苦与羞辱之外，对他而言，最大的损失莫过于霸业之路从此终结，以及从献公以来晋国集权化政策的失败。韩之战拼光了晋国自献公以来积累的军力和财富，使得锋芒毕露的晋惠公不得不从头开始积蓄力量。而战争造成的心理和生理的创伤让他知道，哪怕拼尽全力，自己恐怕也等不到晋国成就霸业的那一天了。
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那个一直与自己作对的庆郑。庆郑屡次出言不逊，晋惠公只当他是个性张扬，说话有些刻薄，都没有太放在心上，故意冷落他也就罢了。然而庆郑却在战争最关键的时候，在自己陷入泥潭之中的时候不听调令，擅自离开，导致自己兵败被俘，这是永远都不能饶恕的。因此当他回到晋国，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庆郑开刀，以洗刷自己的耻辱。
庆郑也深知自己的这次玩世不恭带来的后果有多严重，战场上晋军占据优势，因此他才故意找惠公的不痛快，让那个一直都看不惯自己的国君吃那么一点苦头，并没有预料到自己的这一时冲动竟然会酿成这样的后果。当晋军因为自己的一声呼啸出现溃退，最后兵败如山倒的那一刻，他就知道自己犯下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而这个错误自己必须要做出补偿。
庆郑一直都焦躁不安地留意着吕甥在秦国谈判的动静，他早就打定了主意，假如谈判失败了，他就亲自带家人去讨伐秦国，誓死把国君救回来。等了一个多月之后，惠公要回国的消息终于传了回来，庆郑一颗悬着的心总算踏实了。这个时候有大夫蛾析就劝解道：“国君就要平安地回来了，你也该放心了吧？既然国君已经无事，现在是该考虑你自己问题的时候了。国君恐怕是不会放过你的，还是趁早出国避难去吧！”
庆郑知道国君回来之后自己将要面临的是什么，但还是决心等着国君回来。战局毕竟因为他而逆转了，因此他也自认为难辞其咎，情愿受死。他甚至还大义凛然地说：“我犯了这么重的罪，国君要杀要剐，只要能让他消除内心的不快，我都认了。”蛾析看他心志如此坚定，也只能言尽于此了。
十一月底，惠公到了绛都郊外，听说庆郑竟然没有跑，就在城外停了下来，让家仆徒去召庆郑。庆郑到了之后惠公咬牙切齿地问道：“你难道不害怕吗？竟然还有脸留在这里！”
庆郑说：“我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也知道自己难逃一死，但是我情愿让国君亲自杀掉我，这样明正典刑，也算是成全国君为我自己赎罪吧！即便国君宽容不杀我，我也会自杀的。”
惠公早就气得咬牙切齿了，听了他这番话之后当即下令要杀掉庆郑。蛾析听了之后急忙劝道：“庆郑自知有罪，都已经认错了，还请国君开恩，放过他这一次吧！就让他戴罪立功，日后找秦国复仇，来洗刷国君的耻辱吧！”
梁由靡一听就不答应了，当初若不是因为庆郑，身陷囹圄被迫割地的可就是秦君了，而自己也会因为擒拿秦君有功而封疆裂土，成为霸主身边的卿士。也就是说庆郑贻误战机导致的溃败，损害的不仅仅是国君一个人的利益，更有晋国上下众多贵族的利益。而梁由靡作为利益受损最为严重的贵族，自然也对庆郑恨之入骨，因此坚决不同意赦免庆郑。
家仆徒在一旁也是犯难，他深知惠公对庆郑的恨有多深，但也知道惠公一怒之下凭自己的好恶杀掉贵族会有很大的反作用。毕竟惠公经过这一次战败之后威信扫地，很难再做到献公时的集权程度。杀掉一个庆郑容易，但要再收拢国内的人心就不那么顺畅了，若能宽赦庆郑，无益于是收拢人心的最好时机。即便是不肯放过庆郑，哪怕是让他自杀，也总好过国君将他杀掉。
于是家仆徒就想调和一下，建议让庆郑自杀，庆郑以死谢罪，国君还可以博得一个不计前嫌宽宏大量的名声，这样对谁都好。但是惠公哪里听得进去，仍然坚持己见，在听了家仆徒的话之后反而又补充道：“绝对不允许庆郑自杀，必须将他当场处死。”
于是司马说召集军士宣读了庆郑的四条罪状：扰乱军阵，违抗军令，其罪一；擅自进退，不听调遣，其罪二；贻误战机，放跑秦君，其罪三；国君被俘，不拼死营救，其罪四。罪状宣读完毕之后，庆郑被斩首示众，这一天是惠公六年的十一月二十九日，晋惠公在杀掉庆郑之后才进入都城。
秦晋之间的这次谈判具体谈了些什么，其中究竟有哪些博弈都不得而知了。我们只能从后来的史料记载中看到，秦国终于从晋国手中把河外列城五抢了过来。
另外史料中还经常出现河西八城的记载，很多人都在争论河西八城和河外列城五的关系。这里不展开说了，只说一下我的看法。河外列城五是秦国一直觊觎的通道，地形险要，不太容易攻取。因此秦国一直都是通过要挟和敲竹杠的手段巧取豪夺，这也是这次战争的主要目的所在。
而河西八城应该是晋国在黄河西岸、陕西省境内的城池土地，是晋国在献公征伐骊戎前后占据的。秦国曾在献公伐骊戎的当年，打败晋国的远征军，但晋国还是在河西占据了大量的城池土地。这些城池可以作为晋国遏制秦国东进、维护晋国西垂安定的前哨阵地。秦晋两国的地盘在这里犬牙交错，实际上也是两国核心区域的缓冲地带。
韩之战前，秦国多次打败晋国的边城部队，到了韩原才与晋军主力决战。因此河西八城很有可能是秦国通过战争手段获取的，在这次谈判中，晋国因为战败受制于秦国，不得不承认了他们的实际占有权。
秦国还在晋国河内的解梁城暂时驻军，派官吏征收赋税（东尽虢略，南及华山，内及解梁城）。秦国驻军解梁城更多的是表现一个姿态，以此向晋惠公施压。因为秦军驻扎在晋国腹心，使得晋国难以安稳，可以保证土地交割的顺利而不至于再次被赖掉。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晋国不得不将承诺的河外列城交割给秦国以换取秦国的退兵。
到战后第三年（前643年），一系列的交割手续完成之后，秦国还是担心晋国会反侧对自己不利，于是提出让太子圉入秦为质。晋惠公迫于秦国的威慑，只好将太子圉送到秦国，秦国也把他们所占据的河东之地（解梁城）归还给晋国，秦国势力从晋国腹地退出。
说起太子圉，还要提一下晋惠公在梁国流亡时的故事。梁国作为秦国的附庸，本是秦晋之间一个不起眼的小国，有一天突然来了一位大国的公子，很是受宠若惊，因此梁君便把他的女儿梁嬴嫁给了惠公。不久之后梁嬴为惠公生了一对龙凤胎，就是如今的太子圉和他的妹妹公子妾。
两个人的名字寓意都不是很好，圉专指的是养马的奴仆，妾就更不用说了，就是大户人家的奴婢。这两个名字的来源当然不是为了好养活所以起的贱名，而是一次占卜的结果。据说当年梁嬴过了预产期还没有把孩子生下来，于是梁国国君让大夫卜招父子二人为其占卜。
占卜的结果是说他这两个孩子的命不好，男的会做奴仆，女孩儿会做奴婢。晋惠公当时的处境艰难，未来到底怎么样还真难预测，于是就很实诚地给他们取了名字叫圉和妾。这件事情不管真实与否，反正结果是这两个孩子的命也的确不好，太子圉在不到十岁的时候就到秦国做了人质，据说就连公子（公主）妾也随着到秦国做了奴婢。
按照晋惠公流亡的时间来算，公子圉入质秦国的时候可能才十岁左右，还是一个心智尚未成熟的孩子。这么小的年纪就背井离乡客居他国，身旁无人照应，也无谋士献策，其中的孤苦可想而知，但这或许就是他的宿命，他终究是要备尝身处囹圄的艰辛。然而这段经历带给他的是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对他以后的个性塑造和人生选择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也为他以后的失国埋下了伏笔。
秦穆公大概也知道太子圉的不容易，又或许仅仅是为了维护自己仁厚的形象，继续巩固所谓的秦晋之好，在子圉入质不久后，便把自己的一个女儿怀嬴嫁给了他。秦晋之间在和约和联姻的约束下再次进入了和平期，不过这种和平也只是做给外人看的，暗地里双方的博弈和侵夺并没有结束。
韩战后第四年（前642年），夹在秦晋之间的梁国可能是征服了一些蛮族部落，于是在新扩张的领土上开始大兴土木。秦国在一边观望了许久，看见新城建的差不多了，便迅速出兵攻取这些新城，并把新城命名为新里，从秦地迁了很多移民占据。第二年（前641年）秦国又兴兵讨伐，彻底将梁国变成了自己的国土。
梁国位于黄河西岸今天陕西韩城一带，与晋国的韩原隔河相望，一直以来都是两国之间的缓冲带。如今秦国占据了黄河南岸的战略要地，又把自己的势力推进到了黄河西岸，直接与晋国针锋相对，其下一步的目标很可能就是逐渐蚕食晋国的领土。面对秦国如此咄咄逼人的态势，晋国岂能不紧张？
除了要面对秦国步步紧逼的攻势，晋惠公还不得不面对来自内部的压力。
首先是天灾，前面已经提到过，秦晋之间爆发冲突的直接诱因是天灾。晋国早年经历的连续多年的自然灾害，导致粮食歉收，因此向秦国买粮。而第二年，秦国趁晋国还没有恢复的时候，趁机借口自己遭遇天灾而又向晋国买粮，最后导致了韩之战的爆发。
然而晋国这次的天灾并没有结束，如今又逢人祸，境况自然是雪上加霜。晋惠公回国之后发现国内又没粮食吃了，于是干脆就又向秦国买粮。秦国得了那么多的好处，讨到了大片土地，就又打出了仁义牌，同意卖粮给晋国。
这下子秦国不仅得了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实惠，反而又一次施恩于晋，使得秦穆公的形象愈发的高大了。从这里也能看出秦穆公心机之深，在宣传工作上是多么的得心应手，也能看出晋惠公的运气实在是差的狠。
躲在吕梁山区狐氏大戎中的公子重耳，看到晋国国内遭遇了如此的天灾人祸，反而有些幸灾乐祸。于是在惠公回国的第二年（公元前644年），他就鼓动戎族趁火打劫，入侵晋国，希望能够借此回国夺位。戎族从吕梁山区出兵，攻取了绛都以北，今临汾市境内，汾河以西的狐厨、受铎，又向东渡过汾河，夺取了昆都，斩断了晋国本部与北方霍、杨、贾等地的联系。
晋国虽然衰弱，但是对付这些没有组织纪律的戎族还是有一套的，因此戎狄的这次侵略行动并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再次印证了重耳投身戎狄是一个极端错误的选择）。重耳的这一次行动没有取得成功，反而让惠公知道自己的这个哥哥，实在是对自己的位置有太多的企图，留着他在戎狄迟早还会给自己找麻烦。于是战后第三年（公元前643年），惠公派寺人披乔装打扮混入戎狄去刺杀重耳。
重耳再次侥幸逃过了寺人披的刺杀，于是慌不择路地离开戎狄，再次开始了流亡之旅，直到八年后才回国即位。寺人披的这次刺杀行动虽然又没有成功，但晋惠公算是暂时清除了时刻潜伏在自己身旁的威胁，得以安心梳理内政外交。
奋发图强
史料上对晋惠公后来的为政举措没有太多的记载，固然是因为晋惠公屡次失信，不符合儒家仁义君主的形象，但更多的还是他的哥哥后来的霸业光辉将其彻底掩盖了。若要仔细推敲，晋文公重耳即位仅仅九年的时间，即位的第五年就打败了楚国成就了霸业，似乎也太快了。如果没有惠公时期的准备，单靠这几年的励精图治，就把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引向了霸主之路，显然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惠公在韩之战失败之后并没有一蹶不振，反而为晋国称霸做了大量的工作。
首先在经济上，吕甥推行了作爰田的改革措施，在惠公回国后也得到了很好的推行，使得晋国很快就走出了天灾人祸的阴影，为文公霸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军事上，作州兵的措施使得晋国征兵范围迅速扩大。原先晋国军队只有二军，也就是25000人的规模，韩之战导致了军队的大量减员，损失极为严重。而到晋文公五年时，晋国军队扩张为三军三行，比原先鼎盛时期的军力规模还要多两倍，这不能不说是惠公时期作州兵的功劳。
而惠公时期另一个不容忽略的政策，就是秦晋两国经过长途跋涉，迁徙陆浑之戎的举措。晋惠公面对秦国的步步紧逼，并没有选择硬碰硬，而是走了曲线救国的道路。经过多年的策划运筹，晋惠公找到了自己的母族，当时被称为瓜州之戎的允姓部族。
瓜州之戎早期可能是活动在秦晋之间，如今陕北区域的游牧部落。晋献公征伐郦戎之前迎娶了该部族的女子小戎子，也就是晋惠公的母亲。而到了惠公时期，这个部族已经迁徙到了今天甘肃西部的酒泉一带活动了。
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迁徙如此之远也着实让人费解，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是游牧民族居无定所的生活习惯，他们往往会选择水草肥美的区域迁徙，惠公早年山西南部和陕西中北部的天灾，很可能是导致他们长途迁徙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秦国长期经营宗周故地，他们的每一寸土地都是通过驱逐或同化游牧部族而获得的，允姓之戎很可能就在他们的驱逐之列。允姓之戎在秦国的驱逐之下不得不向西迁徙，最后抵达甘肃西部活动也不难理解。
允姓之戎在秦国的一再逼迫之下，开始向自己的外甥晋惠公求援，而这也恰好与晋惠公的需求不谋而合。于是晋惠公同意收容允姓之戎，并开始着手组织这一次规模浩大的迁戎行动，将他的母族迁移到黄河以南的伊川（也就是陆浑，今天的河南嵩县附近）。
伊川距离东周王室所在的成周距离并不远，在早年也是经过开发的土地。西周末年周王室日渐式微，无力控制这片区域，导致田野荒芜，文明颓败，很快就恢复了原始森林的面貌。此时的伊川早已被原始森林所覆盖，成为一片“狐狸所居、豺狼嚎叫”的生地了。
左传上记载了周平王东迁时的一段往事，说周朝的大夫辛有路过伊川的时候，看见有人披头散发在野外祭祀。于是他叹息说，这块地方本来是被礼仪浸润过的地方，如今那些持守礼仪的人们失去了荫蔽，只能在野外祭祀，但是他们又能撑多久呢？或许几十年以后，这里就会变成戎人居住的地方了。
左传上引用这段往事作为附注，认为晋国迁徙允姓之戎到伊川，印证了辛有的预言，但是这个说法并不准确。伊川被戎人占据并不是从允姓之戎开始的，早几年引发王子带之乱的扬拒、泉皋、伊洛之戎就活跃在这片区域。左传把戎狄占据伊川的责任推到了晋惠公的身上，恐怕是故意往名声败坏的晋惠公身上再泼一盆脏水。
事实上春秋以早的时期里，中原各国人口稀少，生产力低下，对田野的开发并不充分。一旦农耕文明退出，原有的耕地很快就会恢复原始森林的风貌，被游牧民族渗入也是迟早的事情。晋惠公迁戎有他的用意所在，因为河外列城被秦国占据，晋国向南扩张和东进中原的步伐受阻。为了牵制秦国东进，并填充秦岭地区的权力空白，防止其他诸侯——特别是秦国——占据秦岭对晋国产生威胁，迁徙一支亲晋的戎狄势力至此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晋国主持的这次迁戎行动，有一个问题不得不考虑，那就是必须要得到秦国的支持。从地图上可以看到，从甘肃西部到河南西部有很长的一段距离，如此大规模、长距离的迁徙，不经过秦国是不可能完成的。
秦国的南北都是山区，沟壑纵横，道路难行，不利于人口和物资的运送。而其中活动了多少游牧部族尚未可知，一旦和哪个部族不和产生了纠纷，行动就只能以失败告终。而秦国境内则不同，经过多年的开发，秦地有很多现成的道路可以通行，戎族的辎重物资可以用少量的兵车运送，从而节省很多的人力物力。
但是秦国能否允许晋国借自己的道路，迁徙敌对于自己的部族到东方呢？要知道戎族迁徙的目的地就在黄河以南的秦岭地区，那也是秦国虎视眈眈的必争之地。而万一戎族与晋国形成合力，对河外列城形成夹击之势，秦国好不容易获取的黄河大通道就会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或者戎族在迁徙的过程中突然生乱，在秦国国内肆意破坏又该怎么办？晋国很可能会鼓动戎族搞破坏，然后袭取河外的城池土地，以晋惠公的狡诈这些不是没有可能。
以秦穆公的老谋深算，这些问题肯定都会有所考虑。以当时的现实考量，秦晋两国都已经把伊洛流域的土地视为自己的盘中餐，都想要争取，但又谁也无法独占。而此时颇为紧要的另一个因素，就在于南方巨无霸楚国的渗透，让两国都感受到了事态的紧急。
楚国地广兵强，让当时的中原诸侯都颇为惧怕。曾经小霸中原的郑国此时已经不得不屈服于楚国；而齐桓公号令诸侯大张旗鼓前去讨伐，最终也因为忌惮楚国的军力改成会盟草草了事。秦晋作为新兴的国家，还难以与楚国对抗，因此在对待楚国的态度上，两国的利益是一致的：既然两家都吃不到，也不能便宜了楚国。
两国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使得秦国为了自身的安全而同意了晋国的要求。于是到晋惠公十三年（公元前638年），晋国终于在秦国的协助下，将允姓之戎迁到伊川（秦岭地区，河南嵩县附近）。此后，允姓之戎开始被称为是陆浑之戎（至今嵩县还有很多以陆浑命名的地方），又叫做阴戎。
陆浑戎是一支非常强悍的部族，他们在秦岭地区披荆斩棘，后来驱逐了散居在伊洛流域的扬拒、泉皋、伊洛之戎，终于立足。晋惠公的这一布局，使得秦岭这一片三国相争的要冲成了晋国实际的附庸，对晋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陆浑之戎就像是晋国安插在秦岭的一根楔子，有力地牵制了秦国的东进和楚国的北扩，在秦晋的利益冲突和晋楚争霸的政治交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从这些影响来看，晋惠公是下了很大的一盘棋，但是他苦心经营的成果却并未被自己的子孙后代所享用，反而被自己的哥哥重耳所窃取，而自己却在历史上只留下了一个背信弃义的骂名，不能不说是他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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