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晋国早期历史概述
关键词：桐叶封弟（唐）；制礼作乐；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晋献嘉禾；改唐为晋；殇叔之乱；骊山烽火；平王东迁；文侯之命。
主要人物：唐叔虞、周公旦、周成王、晋侯燮父、晋殇叔、周幽王、周平王、携惠王、晋文侯、郑桓公。
桐叶封弟的传说
说起晋国的建立，历来相传有一段“桐叶封弟”的典故，说的是周成王年少时，与他的同母弟叔虞玩本色出演的角色扮演游戏，他削下梧桐的一片叶子作为珪（举行典礼时所执的玉器）给了叔虞说，我要把这个封给你。在一旁陪侍的史官佚闻听此言，急忙下拜说：“请天子择日分封叔虞。”
成王一听急了，说干嘛呢？我跟他开玩笑呢！史佚很是不解风情，有板有眼地劝道：天子无戏言，只要您说了，史官就要如实记载，既然史书上要记载，您就得完成分封之礼，就要做歌曲传颂这件事，你看着办吧！成王无奈，只好把叔虞封到了唐国。
这个传说因为年代久远，所以中间细节也很混乱，经过诸子百家及后世儒家的不断修饰，桐叶封弟的故事也越来越找不到了他原本的面目。而且在这场独幕剧中，除了成王和唐叔虞的角色不变之外，一旁劝谏的人经常变换角色，据最早的说法来看，在一旁嘚不嘚的不是什么史官，而是那个摄政当国的周公旦大人。后人或许是为了给正直勇敢、大公无私的周公旦避嫌，因此才一再更改角色。
不过这种做法多少有些多余，向来推崇怀疑精神的现代史家对于这种童话般的叙事，本来是不相信的，因此这个看起来就很儿戏的故事很快就被证伪了。然而这个故事是那么的让人喜闻乐见，以至于在不同的场合人们想到晋国建立的时候，依旧还是最先想起这个典故，可见人民群众还是非常喜欢听故事的。
除了以上的这个故事外，《左传》里还给提供了另外的一种说法，据说武王的元配夫人邑姜——也就是有着神鬼之智的太公望吕尚的女儿——在怀着唐叔虞的时候，就经常梦到上帝对她说：“我为你的儿子起名叫虞，并将唐国赏赐给他，以后他就将在那块土地上生活，在主神参宿的保护下繁衍生息。”等邑姜生出了儿子，果然旧件他手心上写了一个“虞”字，于是在他长大以后，就真的把他封到了唐国。
这两种说法无论多么夸张离奇，都透露出一个重要的讯息：晋国的始祖唐叔虞（字子干），是武王和邑姜的嫡子，按照立嫡立长的原则，他没能当上周王，显然是比成王年幼，因此必是成王诵的弟弟。但后来出土的一个晋国青铜器，却向这种说法提出了挑战——这个被称为“晋宫皿”的铜器上明确无误地写着，唐叔虞“膺受大命，左右武王……广司四方，至于大廷”——也就是说在武王尚在世的时候，唐叔虞便已经是一个出将入相的功臣了，这样的年龄，显然要比继位之处尚需辅佐的成王要年长。有鉴于此，人们不免要提出一个疑问：唐叔虞究竟是不是周成王的弟弟呢？
这个问题可算是难倒了不少研究此类问题的专家，他们穷尽各种资料来验证唐叔虞的身份，却始终都理不清头绪。不少人在推定唐叔虞身份的时候，都是建立在“成王年幼”的这个基础上的，因此他们就认定，唐叔虞实际上并非是成王的弟弟，而应该是其叔叔，也就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兄弟。
但也有不少人对这个前提也提出了质疑，认为人们之所以会以为成王年幼，恐怕多少是受到了诸子百家学说和后世经验的误导。在早期文本的记载中，成王常以“冲人”、“孺子”、“冲子”、“小子”自谦，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误解。而后世的经验也告诉我们，通常都是未成年的国君才需要大臣摄政，既然成王需要周公辅政，那么必定是还未成年。。而战国时期的游士们，只在乎他们的学说能否为当政者所采纳，至于他们所叙述的历史是否真实却并不关心，因此便有意无意地将其理解成了“年幼”之意。
尽管如此，战国时期的著作多少还有保留余地，只是说成王年幼，而到了秦汉时期，则进一步被夸张成了“成王初立，未离襁褓”，这恐怕是完全出于政治目的的曲解。因此，若要判定唐叔虞的身份，就首先要破除对于“成王年幼”这个说法的迷信。现在掌握的很多金文也为此提出了印证资料，在这些金文的记录中，在周公辅政期间的许多战事，成王都是参加了的，可见其继位的时候也并非是什么小孩子了。
这种判断很好地维系了成王与唐叔虞之间牢不可破的兄弟关系，但也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为什么已经成年的周成王不能自己理政，还非要周公来予以辅佐呢？为后人世代传诵的周公旦大人，就真的那么大公无私吗？这一切，还要从头说起。
制礼作乐与封邦建国
大约在公元前1027年左右，历经几代人的艰辛，周武王终于在牧野打败了商纣王，从而建立了以周朝为核心的天下体系。在取得天下之后，周武王将东方部族中的豪强集中迁徙到镐京，把他们放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加以监视控制，同时也让那些部族的遗民群龙无首，以达到强干弱枝的目的。而对于他们的死对手，周武王则给予了极大的宽仁，他并未对商人赶尽杀绝，而是委任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接续商部族的统治。但是为了防止商人造反，他还特意将自己的三个弟弟管叔鲜、蔡叔度、霍叔处，安插在商人的周围，对其进行严密的监视。
安排完这一切之后，武王感到很满意，于是就把天下留给自己的儿子，自己驾鹤西去了。但就在他死后不久，意想不到的麻烦还是出现了。武王走的时候，成王的政治经验不足，还不足以领导整个国家，于是就有了成王的叔父周公旦的摄政。而周公的摄政，与我们通常的理解不同，他不仅仅是辅政大臣，而是要行王命、成王事的。也即是说实际上在武王去世后，周公旦很可能就直接称王了。
这个习惯让如今的人们看来似乎很难理解，但对于当时的人们似乎并不奇怪。比如《春秋》起始时所记载的那位鲁国国君，他真实的身份却并非国君，而是和周公旦一样的摄政。他的父亲鲁惠公在世时，曾将他的弟弟允确立为太子，但父亲去世的时候弟弟年纪太小，鲁隐公便只好以国君的身份暂行摄理国事。在他摄政期间，真正的国君则是在一边凉快着，该吃吃该喝喝，啥事也不往心里搁，就等着有一天长大了，让哥哥把国君的位子还给自己了。
但事情坏也就坏在“摄政称公”这件事上，毕竟大权到手了，退不退位完全要看个人自觉，假如鲁隐公贪恋权位不肯让位，真正的国君还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于是乎在他摄政十几年后，一个隐藏的猜疑链莫民奇妙地打破了鲁国的宁静，鲁隐公在大夫家中被暗杀的消息震动了朝野，他的弟弟允——也即鲁桓公——便踩着哥哥的鲜血登上了国君的宝座。
对于执掌天下权柄的周公旦来说，摄政称王显然也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于是天下间便有了传言，说周公旦想自己坐天下，不想还政给成王。一时间众议斐然，最气愤不过的自然就是周公的那几个还在监视商人的哥哥了。当然他们气恼并不是因为有多爱护关心那个小侄儿，而是说王位若要在武王的兄弟当中传承的话，那首先轮到的也是我们做哥哥的，你一个弟弟凑什么热闹？而武庚也看中了这个时机，马上找人联络这三兄弟，举兵造反了。
流言起于何处现在已经是不得而知了，有人说是武庚趁机造谣，也有人说是因为三监嫉妒，所以才放出这些谣言。但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们已经反了，殷商旧部连同监视他们的三监，整个中原全都开始反叛了。中原发生叛乱也引发了连锁效应，东方原本与商王朝不对付的淮夷、徐、奄这些部族，趁着西周王室无力控制局面的时机，也都纷纷自立。晋南夏朝故地的封国也都开始磨刀霍霍，跃跃欲试；北方与商王朝有着或远或近关系的戎狄部族，也抱着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心态摩拳擦掌，作壁上观。就连宗周国内也不安分，许多与三监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也都蠢蠢欲动；西迁的东方豪强更是与武庚眉目传情，眼见整个天下都不保了。
越是到了危急关头，内部的团结就愈加重要，因为无论是对于成王还是周公，这都是决定生死的战斗，一旦失败了，他们两个谁都别想安逸地坐在这个位置上。于是在经过短期的动员活动后，周王室内部终于达成了空前的一致，周公也用他的诚心又或者是许诺打动了国人，在周公的带领下，周人开始了一次烈度不亚于克商战役的东征。
这次东征规模浩大，包括成王、周公、召公以及唐叔虞在内的周朝核心力量，可以说是倾巢出动；战线也拉的足够的长，南到淮上，北至梁山，兵锋所指，几乎席卷了当时已经开发的整个中原。战争的时间也是旷日持久，相比于克商战役的一日功成，这次战乱历经三年的艰苦斗争，才终于彻底平灭了。最后的结果是武庚北逃，管叔被杀，蔡叔被流放，霍叔处被贬为庶人，淮夷也被平灭，与中原战乱遥相呼应的夏朝后裔所建立的唐国，也在中原战事平息之后被周公所灭。
这次战争给周王朝带来了不小的考验，也给周公本人带来了巨大的震动。我们无法臆测周公本人是不是真的是至诚至信的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即便他有野心，经过这次战乱也让他不敢再有这样的想法了。而当务之急他们需要做的，就是如何稳定人心，彻底巩固周王朝的统治。为此周公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便是制定宪法，确立新王朝的根本制度，以制度约束人心，避免同族相残；第二件事是分割旧朝的土地和人民，彻底消灭他们复国的气焰。
所谓制定宪法，也就是制礼作乐。对于这件事情人们争论很多，但是总体上来看，殷商之前并没有所谓的华夷秩序，商人也没有华夏观念，而周人则是通过一系列的周礼确立了华夏意识，明确了华夷秩序，将周人治下的所有区域内的部族都统一到了华夏民族的大旗之下，形成了坚不可摧的民族共同体，这对于后世大一统观念的形成期到了巨大的助推作用，也形成了中原民族的核心价值观。
这些都是制礼作乐的后世影响，周公恐怕还想不了那么长远，他制礼作乐的初衷，显然是为了应对当时的乱象而采取的有针对性措施。周公对于引发这场叛乱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终于认识到其根本的原因，还是在王位继承制度的不完善。
在周公之前，当时各国的继承制度差异很大，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就拿周王室来说，文王的父亲季历历来就有兄长让贤的传说，但是若抛开道德的外衣，季历的即位是人类社会早期典型的幼子继承制。而刚刚失去天命的商王朝，早年采取的是兄终弟及制与父死子替交错的制度，到商朝晚年，才开始出现了父死子替的单一继承制的迹象。因为继承制度的变化，导致商朝王族——如微子、比干、箕子等人——对于核心家族产生不满，恐怕也是商朝衰落的一个内在原因。顺着这个思路看，“三监”的叛乱便有可能是出自于对继承制度的不确定，使得人们认为原先的制度会在周王朝得到延续，从而引发的暴乱。
有鉴于此，周公认为有必要对继承制度进行一次革命性的改革，在根本上确立父死子替制度的唯一合法性，打消由于原先制度中隐含的危机。因此在周公的制度设计中，处处都充满了确定性：他为天下诸侯按照亲疏远近划定了不同的等级，所有人都必须在这个等级限定的框架内活动。上至天子列侯，下至黎民百姓，在日常生活、宗教祭祀、政治经济活动中，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都有着明晰的界限。任何人都不得超越、或者刻意降低自身的规格，以便用严格的行为模式限制人们的思想，从而杜绝一切可能的反叛。
在制礼作乐之外，周公还开启了周朝立国以来的第二次大分封。周朝初年的那场叛乱，包括殷商遗民、淮夷、夏后氏在内各方势力都有参与，使得周公认识到仅靠自然法和道德规范，很难对这些异族力量进行有效的控制。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利用刚刚建立起的礼乐秩序，将自己的叔伯兄弟、子侄舅甥分封到各地，对不服膺于周朝的异族土地进行军事占领和殖民统治。
这其中首当其冲的便是殷商故地，周公特意将商朝故地分割为若干块，其中以商丘为中心的土地，交由殷人微子的后人统治，封为宋国，维系殷商的祭祀。黄河以北的区域由武王的弟弟康叔所领，统治殷民七族，封为卫国，以监视宋国。徐奄故地由齐鲁两国占据，鲁国由周公旦的儿子伯禽所领，统治殷民六族，防范徐奄旧部反扑；齐国封地由原来的吕地（河南宛西，这也是齐国姜姓吕氏的由来）迁徙到营丘，以防范东方部族。至于蔡叔度的儿子则继续接任蔡国的君位，大概也有着同样的使命。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姬姓和姜姓的诸侯国散布在黄河中下游和淮河流域的战略要地，与蛮夷杂处，共同对周边的民族进行统治。
在分封了东方的诸侯之后，周公可能觉得还是不放心，于是就又兴起了一个新的计划——营造东都。按照周人自己的传说，在远古时期他们也算是中原的一个大部族，只是出于各种原因所以才避居戎狄的，因此回归东方沃土大概也是他们心心念念了许久的事情了。但在周公看来，镐京偏处西方，若要统治中原这千里沃野，终究有些鞭长莫及。特别是在经历了“三监”的叛乱之后，周公对于自己的近亲便也有些不放心，也亟需要在东方建立一个政治中心来发号施令，并对东方诸侯进行监视。但出于王室安全的考虑，周公也不敢在根基未稳的情形之下贸然迁入殷商腹地，况且周人经过多年战火的淬炼，大概也有了一些战略层面的意识，因此并没有把自己的政治中心完全搬到中原，而是在离商丘不远的地方建立了一个辅助的行政中心。
建立东都的主持者是周公和召公，可吊诡的是，工程的分配动员则是通过殷商邦国的贵族，运用商朝的行政体系，通过召诰等形式，征集殷商的庶民来建筑的，可见商人的社会组织政治架构并没有完全解体。兴建的新邑据说也是由两个城池组成——东城就是成周，西城是洛邑。周人将殷商的贵族（殷多士）迁到成周，但是并不打算破坏他们的这种完整的结构，而是一再承诺他们原有的社会结构无须改变，所有的贵族依旧领有原来的采邑和属民。就连成周的守卫任务，都是由殷商贵族统帅的殷八师来执行，他们入则守卫王城，出则征伐天下，为周王室立下了汗马功劳。而西城的洛邑，后来也称为王城，则是由周人居住，其主要的职责是对殷商贵族进行近距离的控制。
新邑建设完成之后，周王在成周按照商朝的礼仪进行祭祀，通过这个典礼周王整体接收了殷商的神祇和祖先祀典，算是将天命完全从商王那里继承了过来。殷商的贵族都参与了这次盛典，而且得到了很好的礼遇，主宾双方其乐融融，一片盛世欢歌。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个场景也真是让人感觉滑稽——一个新王朝取代了旧王朝，战胜者在战败者的地盘上用各种仪礼盛情款待失败者，恭敬地说我要夺去你们的天命了，而失败者又并不感到虚伪造作竟然也欣然接受，而不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奉上——似乎很难理解。然而这种难以理解的做法却又的确是双方宗教观念的体现，这样的仪典对于当时的人们是完全深信不疑的，甚至到了春秋时期，殷商后人建立的宋国也始终秉持着“天命不再受”的观念，认为自己就算再努力，也无法再次取得天下，而坦然接受这种天命，从来不曾怀疑。
周公在为天下制定了基本的礼法框架和政治秩序的同时，也给地方的封君以很高的自由度。毕竟当时中原各地民族成分复杂，风俗传统不一，周人以少数统治多数，显然不能采取一刀切的办法，因此分封到各地的诸侯，对于原住民大都采取怀柔与武力并举的措施。特别是卫国和鲁国，他们所统治的区域内大多都是殷商遗民和淮夷旧部，周王在分封的时候，就要求他们要任用当地的贤人和长老，尊重原住民的习惯和传统。他们爱喝酒，喝完酒喜欢闹事，你忍一忍嘛！只要他们不造反，你就由着他们。同时还要求他们“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就是按照殷商的政治制度来约束民众，以周朝的礼法体系来治理国家。这也就是要实行所谓的“一国两制”，旧人旧制度，新人新制度，目的就是要用怀柔的手段逐渐渗透，以达到彻底归化原住民的目的。
就比如鲁国，在祭祀结盟的时候同时存在着亳社和国社两套系统，君主自家人有什么事情就到国社去，当地的贵族和民众有什么事情就到亳社去。你信你的神，我敬我的族，大家井水不犯河水，但是在遇到国家大政方针和对外用兵的时候要按我的规矩来。这种在当时面对不同族群所采取的变通的做法也一直延续到后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文化对异种文明的兼容并包兼收并蓄大概也是受此影响。
鲁卫两国所统治的区域大体上还是殷商的核心区域，文明发展的程度也较高，统治起来相对也比较容易，而齐国面临的则是另一种局面——果然难啃的骨头还是要让外人来干。沿海的原住民族在周初的这个时期大体上还处于原始部落时期，生活习惯和民风习气与殷商核心区域有很大的区别，治理的难度也就自然大的多。据说齐国从中原迁往山东的过程中，大军还没到营丘，莱夷就已经过来抢地盘了，可见齐人所领到的究竟还是个空头支票，所有的地盘都必须要自己拿命来换。但是齐人也只能认命，谁让他姓姜不姓姬呢？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齐国在山东建国之后几代人都没有睡过安稳觉，一直都在与东夷、徐奄、熊盈之国缠斗，过着朝不保夕的苦日子。以至于齐国开国的五代君主死了都不敢葬在自家的地盘上，还得把灵柩送回宗周去葬在周地。也难怪当鲁国的君主还在用三年的时间在封地移风易俗的时候，齐国君主去了刚几个月就跑回来复命了，那种地方真是多待一分钟都有丧命的危险啊。
唐叔虞的受封与晋地局势
绕了半天，总算要说回正题，唐叔虞的受封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产生的决策。唐国也即后来晋国所在的区域，据说一直以来都是夏后氏的地盘，也即是原来夏朝统治的核心区域。按照我们一般的想法，商朝灭掉夏朝以后，按理来说，夏朝故地的部族应该团结在商王的周围，共同建设新王朝才对。但是与我们想象不同的是，商朝大概只是取得了天下共主的尊号，对于夏朝核心区域并没有实行有效的控制，夏后氏的部族在晋南拥有很大的自治权。而王朝控制薄弱，就导致了游牧民族的入侵，也就出现了很多戎狄民族所建立的方国，比如鬼方。夏后氏的部族与戎狄的方国大多数时候也都处于与商王朝对峙的之中，而不是顺服的状态。
这也可以想见，商王朝统治时期的中国，依旧保留着部落联盟时期的政治观念。商王朝可能也只是刚刚步入了城邦制国家的阶段，而周边的部族还或多或少的保留着部落制的社会形态。这种松散的政治结构，也让周人钻了很大的空子，周人在灭商的过程中，首先争取到了夏地方国的支持，进而才从容地经过晋南一线进入中原与商朝决战。
在武王克商之后，夏地依然保留着原有的社会形态，直到武庚与三监发动叛乱，夏后氏中最强盛的唐国也趁火打劫，让周人吃了不少的苦头，这才让周公产生了要整顿夏地政治格局的想法。
说起这个唐国，据说来头很不小。唐国的祖先最早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时期，被尊为上古五帝之一的尧帝所在的部落，据说很善于烧造陶器，故而以“陶”来为部落命名，被称为“陶唐氏”。这其中还有其他的说法，比如有人分析，古时尧读作陶，帝尧很可能就是陶唐氏部落的人格化象征。
帝尧之后陶唐氏逐渐衰落，有虞氏兴起，虞舜就取代了帝尧成为了部落联盟的首领。这时的陶唐氏部族飂（刘）叔安的后裔形成的一个分支，在整个部落联盟中仍旧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部族首领董父在联盟中担任重要职务，据说很善于驯养龙（有可能是鳄鱼），其部落也被人们称作是“豢龙氏”。
飂（刘）叔安后裔形成的另一支号称“御龙氏”的部族，因为其首领刘累偷学了养龙的手艺，渐渐受到夏后孔甲的重用。但是不久之后，刘累又因为养死了一条龙，因而得罪了孔甲，只好偷偷地带着部族迁到鲁（河南鲁山县）。
之后经过部族之间的兼并整合，御龙氏改头换面以豕韦氏的面目出现，随后逐渐北迁回归故地，建立唐国。武王克商时唐国归附周人，但是三监之乱中他们趁火打劫，结果被周公打败。周公将唐国整体搬迁到杜（陕西长安县），放在周王的眼皮子底下看管起来，因此又被称作是唐杜氏。唐杜氏虽然被打败了，但其土地人口仍然不容小觑，在周王室仍旧有一定的地位。一直到西周后期，周宣王杀死唐杜氏子孙杜伯，杜伯的儿子隰叔逃回故地避难，在晋国担任大理一职，他就是晋国贵族范氏的始祖。到春秋后期，陶唐氏在晋国的后裔范匄，曾夸耀自己的家族“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便是由此而来。
除了唐以外，散布在整个地区的许多大小方国，如陶、刘、董、黎等等，单从国名上看，便与陶唐氏有着不少的关联，整个陶唐氏在夏朝故地的影响力可见一斑。为了能够制约陶唐氏的力量，对夏朝故地进行有效控制，武王灭商前后就分封了一些姬姓诸侯国。三监之一霍叔处所封的土地就在这片区域内，虞国则是武王的堂兄弟虞仲的封国。后来虞国与当时的方国芮发生冲突，周王将芮迁到离自己近的地方以便于控制，而在芮国故地则又新封了一个姬姓的魏国。尽管如此，还是没能制止唐国参与周朝初年的这场叛乱，为了平定这次叛乱，周王朝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于是在搞定了商朝故地的权力分配之后，夏朝故地的权力制衡也就提上了议事日程，而叔虞封唐便是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安排。
从这些细节中都可以看出，唐叔虞受封唐国显然不是如儿戏那般轻率。如果开头的那个梗是真实存在的话，那情形可能是正当周公不知道让谁去担当此重任的时候，突然叔虞跑过来说天子要给他封地，然后他灵感闪现，觉得面前的就是绝佳的人选，干脆顺水推舟，走你！
于是这事就这么定了——谁说大人就不能开玩笑呢？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大体确定唐叔虞的受封时间，应当是在周公归政成王的那段时间前后。但由于西周早期历史记述的残缺，我们无法确知这个受封的具体年份，只能推测唐国——也即后来的晋国——建国的时间大体在公元前1000年之前的十几年间，是为晋国历史的上限。
叔虞封唐时，举行了隆重的授土授民仪式，周天子赐给叔虞怀姓九宗，职官五正作为其治下的百姓，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之甲，沽洗之钟这些礼器作为授命唐叔虞征伐不臣的象征。周王对唐叔虞的叮嘱和对鲁卫的嘱托是一样的，都是要怀柔与武力并举，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同样都是要采取“一国两制”的大政方针。具体来说，就是考虑到唐地的特殊情况，夏人和戎狄混杂，让他“启以夏政，疆以戎索”。这个政策比鲁卫的“启以商政，疆以周索”还要宽松，不仅要按照夏朝的政治制度来统治人民，还要以戎狄的风俗习惯和法律规制来治理国家。
其中的“夏政”和“戎索”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形态和法律制度，由于手头缺乏相关资料，因此不敢断言。唯一可以确证的是，晋国沿袭了夏朝时的历法，与“启以夏政”的鲁、宋等国采用的殷正，和周王室采用的周正是有区别的。这三种不同的历法，都采用十二地支作为各个月份的标记，以冬至日所在的月相周期作为建子之月，此后如无闰月，便依次是建丑之月、建寅之月……建亥之月。不同的是：夏历以建寅之月——与现行农历大体相似——为正月；殷历提前一月，以建丑之月——冬至日的次月——为正月；周历在殷历的基础上再提前一月，以建子之月——也即冬至所在的月份——为正月。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春秋》及《左传》，虽然是鲁国的史书，但其记述事件时又是以周历为依据的，因此相应的春季也就是从冬至月开始计算。如果对比今天西方国家使用的天文四季的话，就会发现周历的四季刚好错开了：也就是说周历的春季，刚好是寒冬腊月大雪封山的时候，秋季又恰好是酷暑难耐的炎热季节。当然了，也有人对此持怀疑态度，他们引用《诗经》中的一些词句，认为周时的四季与我们现在通用的四季并无二致，这些在这里就不作讨论了。
至于周王赐给唐叔虞“怀姓九宗”，和赐给鲁、卫的“殷民六族”、“殷民七族”，其性质是一样的。这些部族其实都是常年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原住民，本来就不听王室管教，根本算不上是什么周王的赏赐。唐叔虞要想稳固统治这块土地，就必须要实行武装殖民，只不过为了体现周王的权威，履行了一下“授民”的手续还是必要的。至于“怀姓九宗”的具体构成——据很多学者考证，认为所谓的怀姓，其实就是鬼方的隗（wei）姓部族，因为隗和槐字近似，因此被讹为怀姓——都是一些处于游牧状态的所谓“蛮夷”。
想要与这些“蛮夷”和平相处，就必须要遵循他们的风俗习惯，因此不得不给出特殊宽待政策“疆以戎索”才能制服这些游牧民族后裔。但不管怎么说，唐叔虞乃至于后来晋国的历代国君，对于国内的原住民族的政策始终是比较宽松的。这种对于周边部族的宽松和解态度，成为了晋国与周边戎狄相处的基本方针，一直延续到了春秋中后期。可以说晋国能够成就霸业，实际上是离不开这些戎狄的支持的。
跟戎狄打交道的时间久了，让他们身上沾染了不少戎狄的习气。唐叔虞死后，原来的唐国也一分为二，唐叔虞的嫡子燮改唐为晋，继承其衣钵继续发展，而另一个儿子另立炉灶建立贾国——这种现象被称作是“藕国”，据推测这也是因为受到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在草原文化的传统中，未继承王位的成年王子都会分领人众外移立帐，而即便是一般贵族家庭，成年的儿子也会分产外住——这恐怕是另一种形式的嫡长子继承制。当然，受到戎狄文化影响的并不仅有晋国，当时作为天下共主的周王朝，在确立分封制和嫡长子继承制的时候，恐怕也多少受到了游牧部族文化的影响。
从另一方面讲，唐国国内尚且有这么多鬼方后裔，周边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建国之初的晋国基本上就被戎狄包围了，这些游牧民族不论是战是和，总会不时地在唐都城外晃悠，冲着他们秀肌肉、露獠牙，斗争形势和姜姓的齐国有一拼，想必唐叔虞每日也睡得不安稳。局势是如此的复杂，戎狄就在家门口表演胸口碎大石，可是又山高皇帝远，一旦遇到什么事，远在千里之外的天子亲戚是压根都指望不上的，一切都只能靠自己。尽管唐叔虞有克商灭唐的征战之功，有“射兕于徒林”的神功护体，但也架不住对方没日没夜的侵扰。看到如今的这番情景，不知唐叔虞在寂寞的夜里，会不会想起那个“桐叶封弟”的故事，早知今日如此艰难，又何必当初要跟小成王开那样一个玩笑呢？
晋侯燮父改唐为晋
唐叔虞就封之后，一手抓生产，一手抓国防，把唐国这个地方治理的井井有条。在他死后，他的儿子晋侯燮父（单名一个燮字，父是尊称）继承了他的衣钵，并改国号为晋，从此便开始了晋国长达六百年的光辉历史。
而关于改国号这个事情，也算是很无厘头，现在的人们已经搞不清楚究竟是为什么了。通常的说法是，唐国临近晋水，又或者晋侯燮父将国都迁徙到了晋水一带，因此而得名。但是现在很多人认为，唐国受封的地方在晋南，而班固写汉书地理志所说的晋水则是在现在的太原一带，距离太远。今天的太原在西周初年的时候还是戎狄这些游牧民族盘踞的地方，这中间必定有哪个环节搞错了。
更有人考证班固所说的太原和晋阳的位置或许根本不在我们今天所说的太原附近，而是就在晋南临汾一带（可参考王玉哲的相关论文）。现在我们所认为的太原在两周时期属于并州，到了秦代才把太原之名北移到此。后来人们渐渐地就忘掉了（汉朝的时候就已经将两者混淆了）原来太原这个地名的真实位置，以至于后来把很多发生在晋南太原的事情移植到了现在的太原，也让这段历史的很多细节都显得错综复杂。
另一种说法，还要追溯到唐叔虞的时代。据说早年唐叔虞在他的封地发现了一株嘉禾，这是一颗非常奇特的禾苗，“异母同颖”，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两颗庄稼的茎干上长了一个穗子，算是极为罕见的。唐叔虞认为这是一个祥瑞，就把它献给了成王，成王一看不错，就又转送给了周公。周公得到嘉禾之后作了一首诗来赞美它，就跟爱养花的人得到一株名贵的兰花就想要把它供起来一样，可见这颗禾苗是何其的珍贵。于是这么一个小小的禾苗历经辗转，以光辉的形象被人记录了下来，作为一株植物，也算是名垂青史了。此时的周王朝刚刚平定天下，政局板荡，仍然有倾覆之忧。这颗嘉禾也算是给他们吃了一颗定心丸，看来天命还是在周啊。成王一高兴，就对他的侄子燮说：你父亲有晋献嘉禾的功劳，以后你就改国号为晋吧！
当然了，这些猜测到底是不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没人能够说的清楚。最近就又看到另一种说法，说“异母同颖”并不是什么祥瑞，而是凶兆。因为这象征着流年不利，两颗禾苗才能长一个穗子，这不说明减产了吗？唐叔虞明知这意味着什么，还要把它献给成王，这不是给自己找不痛快吗？
还真不是这样。按照当时的说法，周公是摄政，而摄政的周公很可能是以天子自居的，并没有史料上所说的那般谦和。而这个嘉禾又象征着什么呢？两颗禾苗共享一个果实，显然是在暗示周公与成王共享天下。成王当然知道这个意思，早就苦于没办法跟周公提起，在得到嘉禾之后立刻转手给了周公，给他打了一个哑谜：你看着办吧！
周公这么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在见到这颗禾苗的时候，瞬间就明白了侄子的意思。周公摄天子位毕竟名不正言不顺，即便是可以通过武力征服让人顺从，也难保他们心里会有微词。于是周公索性顺水推舟，让出天子之位，自己到成周镇守，留得一个贤名，也算是没损失什么。周成王得偿所愿，唐叔虞也志得意满，一来一去改国号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史料中还说了一件晋侯燮父为自己争取爵位的事情，唐叔虞受封唐国的时候据说是伯爵爵位，到晋侯燮父的时候有些不满足于自己的爵位，于是盖了一座华美的宫殿，超出了伯爵所应享有的规制。周康王派人来指责他追求奢靡之风，此事最终不了了之，反而是晋国的爵位由伯爵升格为侯爵，可见其中多少是使了一些手段的。
燮父死后，他的儿子晋武侯（名宁族）继位，再之后是成侯（名服人）、厉侯（名福）、靖侯（名宜臼，又名喜父，前857-前841在位）、僖侯（名司徒，前840-前823在位）、献侯（名籍，又名苏，前822-前812在位）按着一成不变的规则相继继位，一切也都相安无事。
这六代国君就只留下了一个名字和谥号就没有然后了，到下一代晋穆侯费壬（弗生，前811-前785在位）的时候迁都到绛。可是晋国初封的都城在哪里还真没人知道，绛在什么地方似乎也不甚明了，到春秋的时候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都城又改成翼了（很多证据可以证明翼和绛是同一个地方）。
这些都是糊涂账，但是大概可以猜测的是，晋国先前的都城很可能是在一片山地上，交通不太便利。经过长期的经营之后，晋国逐渐在当地站稳了脚跟，都城的位置就成为了一个瓶颈。与此同时，晋穆侯时期戎狄活动猖獗，周宣王多次征讨都失败了，迁都到平原地带更有利于对抗戎狄的侵扰。晋国的几次迁都，大体上都在现在的翼城县附近一百公里以内的地方，考古发掘的很多墓葬也都在这一区域。
晋穆侯死后，晋国出现了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内乱。公元前785年，晋穆侯的弟弟发动政变，夺取了晋国的君位。四年之后，也即公元前781年，晋穆侯的太子仇带人攻杀了他的叔叔，夺回了政权，即位为晋文侯。
这个发动政变短暂获取君位的叔叔在历史上并没有留下名字，人们只记住了晋文侯给他的谥号“殇叔”。这次的内乱虽然没造成什么大的混乱，但是却隐隐的开启了晋国内乱模式的潘多拉魔盒，给晋国后世的政治变革带来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西周历史概略
晋文侯是有晋国的第十一任君主，他在位期间，历史开始从西周进入了春秋时代，晋国的发展也开始进入了快车道。晋文侯时期的晋国能够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王室的内乱，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烽火戏诸侯。但是随着近年来人们对于这段历史的考证，这个故事虽然符合人们的想象，但却并不切合当时的实际。烽火台是西汉时期的产物，西周时期并没有利用烽火台来传递消息的制度，而所谓褒姒的那些故事，大多数都是掺杂了戏剧化的艺术想象，并不能作为历史的真实。近年来的很多学者，对这段历史也作了不少的复盘。为了能够梳理这段历史，更好地理解这段历史的背景，得出一个逻辑上更加通畅的历史脉络，我们还是要从头说起。
西周共有十二任天王，第一任武王克商使得周部族取得了天下共主的地位，第二任成王时期发生了三监以及殷商旧部的叛乱，有了周公的制礼作乐，进一步巩固了周王室的统治。中原历经多年战乱，民生凋敝，因此第三任天王康王钊时期主要任务就是恢复生产，休养生息。到康王后期，周王室的财富达到极点。康王的儿子昭王瑕趁着国力的强盛，便开始向长江流域攻掠。但也是时运不济，在南征荆楚的时候，可能是遭到了当地部族的暗算，结果在渡过汉水的时死在水中——这件事情在春秋时被齐桓公拿来当成是伐楚的借口之一。
昭王之死，使得刚刚兴盛的周王室停止了南征的步伐，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第一次融合的努力宣告失败，周王室在经历了短暂的巅峰时刻后，开始走上了盛极而衰的不归路。从昭王的儿子穆王满开始，周王室不再具有对外扩张的能力，反而是东方的徐奄、西方的犬戎开始兴起。之后到共王、懿王时更加衰弱，戎狄交侵，一度曾迫使周王室迁都犬丘（陕西兴平）。
懿王的无能给他的叔父孝王辟方叛乱称王提供了机会，这可以说是周王室的第一次内乱。孝王因为靠兵变夺权，较为崇尚武力，因此对戎政策有不少的建树，暂时算是安定了西方。但孝王最大的“功绩”恐怕还是由于这场叛乱，给王室的威胁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在他死后，诸侯扶立懿王的儿子夷王燮复位，中原诸侯对于王室的敬畏之心渐渐地也就不怎么当回事了。诸侯的怠慢让夷王很是感到无力，为了能够重新挽回王室的权威，他做了不少的蠢事，最著名的就是曾经把齐哀公烹杀一事。这些作为对挽回王室权威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反而为自己带来了行为暴虐的恶名。
与晋靖侯同期的是西周第十任天王，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周厉王，周厉王时期大概是为了改变戎狄交侵诸侯不臣的紧张局面，着力增加王室财政收入，使得周王室出现了短期的兴盛。当时南方的楚国不尊王室，其国君熊渠曾把自己的三个儿子封为王，此时也因为害怕厉王，取消了他们的王号。但是厉王在经济上所实行专利政策，触动了贵族的利益，因此引发了强烈的不满，国人纷纷抵制厉王的新政。厉王对国人采取强硬措施，引发了国人暴动，最后不得不出奔彘地（山西霍县）。厉王虽然出奔，但人还没有死，当时的人们大概也不敢另立新王，就推举了共伯和执政。到十四年后，厉王去世，太子静才继位为宣王。
厉王的出奔，使得王室的权威再次受损，第十一任天王宣王继位的时候，为了继续恢复王室权威，也做了不少的努力。在对外政策上，他任命秦仲为大夫，征伐西戎，另外还派人讨伐淮夷荆楚。经过周宣王的一番努力，王室权威略有提升，因此史称宣王中兴。但这个中兴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到了宣王的晚年，王师败绩的记录便开始接连出现。比如“三十一年，伐太原戎，不克”；“三十六年，伐条戎、奔戎，王师败绩”；“三十九年，宣王与姜氏之戎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丧南国之师，料民于太原”等等。而另一方面，宣王屡屡干涉诸侯国政，使得原本就已经不顺服王室的诸侯更加离心离德。比如他杀掉了杜伯，导致杜隰叔逃往晋国，成为晋国的士氏；因为私爱，立鲁武公的少子，导致鲁国内乱。内政搞的一团糟，对外又经常打败仗，使得宣王返晚年时财政日渐紧张，诸侯离散，戎狄愈发猖獗，周王室的颓势已经无法挽回了。
骊山烽火与平王东迁
西周中后期的中原大地正在经历一场小冰期，各地的平均气温都有所下降，气温下降导致的直接后果是降水量的减少和农作物的减产，这些都对王室的经济造成了极大的打击。不仅如此，气候的变化也让游牧地区的水草减产，使得那些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不得不向东、向南迁徙，进而对农耕文明构成威胁。
当时的人们自然不会知晓其中的原委，只是看到了游牧民族的侵袭，于是便屡屡征调大军抵御，其结果不仅不能建功，反而使得本就局促的王室财政更加紧张。到第十二任天王周幽王在位时，就连宗周的局势也开始垂危起来。古人往往把这种局面归罪于天子，认为是周幽王太过昏庸，在虢公石父等奸臣的怂恿下胡作非为，因而引发了诸侯的不满。但所谓的胡作非为，很大程度上还是想要恢复厉王时期的专利政策，以充实王室紧张的财政局面。但是这必然会触动贵族与诸侯的利益，最终的结果不仅无法充实财政攘清戎狄，反而连王畿内的王臣也开始变得不安分，终于酿成了导致西周灭亡的骊山之乱。
按照通常的叙事逻辑，引发内乱的导火索也是因为周幽王的私爱，他本来有王后申后和太子宜臼，但偏偏因为宠爱褒姒，就把申后和太子宜臼都废了，立了褒姒为王后，褒姒的儿子伯服为太子。废太子宜臼感到很是忧惧，就跑到他的舅老爷申侯家里哭诉。申侯与王室有龃龉，一怒之下竟然不顾宗周的天子，愣是把自己的外甥宜臼立为天王，导致西周出现了二王并立的局面。
周幽王当然不能忍，于是乎在他即位的第九年（公元前773年）兴兵伐申，申侯也不甘示弱，联络了缯国和犬戎与王室对抗。战争打了三年之久，到幽王十一（公元前771年）年，犬戎攻破镐京，俘虏了褒姒并杀死太子伯服，幽王自己也被追兵杀死在骊山。辅助幽王实行改革的虢公石父大概在这场战争中也死掉了，继位的虢公翰在临阵扶持了幽王的另一个儿子王子余臣为携王，继续二王对峙的态势。
幽王之死，让天下诸侯都大为震动，于是晋国、卫国、许国、周朝大夫王子友、秦仲这些距离王畿较近的诸侯都纷纷前来勤王。但幽王死后的宗周局势，显然不能与厉王出奔时的局面相提并论了，犬戎攻入镐京之后，镐京附近的戎狄势力犬牙交错，虽然秩序散乱，可要跟地方不足百里的东方诸侯比起来，其动员能力显然更强一些，以至于诸侯的干涉从一开始就变成了笑话。
这个时候如果对周朝的二王进行对比的话，就会发现携王具有很大的优势。携王余臣为王室正统，是在幽王死后名正言顺地继位的，很容易就获得了东方诸侯如虢、晋、卫等国的支持。而周平王就不一样了，首先是他得位不正，且有联合戎狄弑君杀父的罪行，这是为中原诸侯所不齿的，很难在道义上占据主动。但老话说得好，事在人为，平王虽然处于劣势，但是却有一股不服输——或者说是不要脸——的精神，在此后的十几年间，还真就把局面给扳回来了，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西周王室制礼作乐、封建诸侯的初衷，或者说其礼乐征伐主要的职责，是对内实行严格控制，也即不允许地方诸侯坐大，通过经济、政治等各种手段，将封国的土地、人口、兵力限定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防止地方诸侯对王权构成威胁。携王作为王室正统，自以为对诸侯还有这样的权力，当诸侯纷纷前来勤王的时候，携王却不肯向这些诸侯出让利益。短期之内，诸侯习惯于一直以来的传统，同时迫于其他诸侯的制约，倒也不敢说什么。可时间长了，人们渐渐看清了携王的底细，长期被压抑的不满和野心也逐渐开始暴露。
那个本来就得位不正的平王，却完全没有天子职责带来的思想负担。他手里没有任何可供他傲娇的资源，也没有众多诸侯无条件的服从，若是能用一些空头支票换取诸侯的支持，又何乐而不为呢？平王背后的申侯也深知此中况味，也早已开始着意拉拢那些具有影响力的诸侯了。为了拉拢王子友——也即郑国开国之君郑桓公——申侯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郑桓公的儿子郑武公。晋文侯的妻子叫晋姜，也是姜姓女子，通常人们都认为她是齐国宗女，但是如果考虑到当时局势的话，这个晋姜难保不会是他申侯家的女儿。但申侯显然低估了自己这个亲外孙为获取王室正宗的决心，平王比他预想的走的更远，只要能让他获得天子的荣耀，一切的代价都是可以付出的，也包括曾经保护过他的亲娘舅申侯。
对于周平王来说，勾连戎狄、搅乱宗周、擅自称王、弑君杀父……这种种的罪行都是足以让其身败名裂的罪名，只要人们知晓他的这些罪行，别说是要安稳地坐在王座上，人们不把他千刀万剐、生吞活剥了，便已经是最大的恩德了。但平王不信这个邪，他必须要洗脱这些罪名，并且要名正言顺地成为天下共主，绝对不能背负着这些恶名，屈辱地死去。要做到这些实在不易，骊山烽火的消息早已为天下诸侯知晓，平王没有清除人们记忆的魔力，更没有办法堵住万民之口，唯一能够想到的办法，便是为这十恶不赦的罪名，寻找一个替罪羊，为悠悠众生心中的怒火，寻找一个宣泄的对象。
如此重大的责任，显然是非申侯不能担当。
可如此一来便又衍生出一个新的问题，如果他真的把申侯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以后在宗周是铁定混不下去了，那他将来又该如何自处呢？
寻找避难之所并非什么难事，平王很快就找到了答案，因为在二百多年前，苦心支撑社稷的周公早为他提供了备选的场所：东都洛邑。
最终的目标一旦确立，就需要对具体的实施过程进行细化。天子迁都牵涉甚广，并不是寻常人家搬家那么简单，摆在平王面前的有诸多的困难，其中最突出的有三个问题：
第一，一旦背弃了申侯，缺乏武力护航的平王，如何安全地摆脱申侯和犬戎的控制，得以顺利东迁？
第二，虢公翰扶植携王与自己对峙，如今他们正盘踞在从陕西大荔到平陆三门峡一线，从关内通往关外的必经之路崤山谷地，正是他们的核心控制区，跟随平王东迁的庞大车队，又当如何安全地通过敌占区？
第三，东迁的最终目的地是东都洛邑、成周。早在骊山之乱爆发前，身为王室司徒的王子友为躲避灾祸，自请前往东都镇守，并以东都为跳板，侵占了中原广袤的土地，从而建立了郑国。骊山之乱爆发后，天下二王并立，诸侯无所适从，东都与王室的联系也就被切断了，东都也就成了郑桓公（王子友）的囊中之物，平王又有什么办法让他乖乖地把东都让给自己呢？
周平王虽然没有以正统身份号令诸侯的威信，但是却有毫无底线地以利益交换获取诸侯支持的勇气，从这个角度看，携王的正统身份反而成了他的羁绊。在平王看来，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公卿大夫、东方诸侯，此时虽然都道貌岸然地打着维护王室正统的旗号，对自己进行口诛笔伐，可只要他们心中还有欲望，就都是可以收买的。
最先被收买的便是盘踞在东都的郑桓公。在《史记》的记载中，郑桓公是一个为王室殉道的悲剧英雄，但《竹书纪年》却很无情地毁掉了郑桓公的英雄形象，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大发国难财的窃国大盗。综合各种史料的记载，我们可以大致描绘出郑桓公建立郑国的全过程。
郑桓公是王室近亲，据说是周厉王又或者是宣王的儿子，在幽王时期担任王室司徒。任职期间，他看到王室衰败的景象，便向太史伯询问自保的办法，太史伯为其指点迷津，从而确立了其在东方建国的基本方针。公元前774年，也就是申侯举兵的前一年，他请王命到成周任职，并将家眷财产全部都带到了成周。第二年，郑桓公以暂时安置家人和财产为由，贿赂东虢、郐两国国君，借地寄孥。虢、郐两国的国君收了钱财之后，也顾不得他到底怀了什么心思，便欣然应允，同意让他把家人财产寄存在两国十个城邑中。郑桓公在将家人财产转移到这十个城邑的同时，还派了大量隶属于周王室的商人一同前往，为自己经营家产。
到幽王死难两年后，也就是公元前769年，郑桓公使用借刀杀人之计，离间虢、郐两国君臣，致使两国的战将被君主屠戮。之后他带了成周的驻军，利用职务之便，以权谋私，轻而易举地攻陷了虢郐两国，并将两国土地据为己有，从而建立了郑国。
当周平王为了东迁的事业而逡巡东顾的时候，郑桓公也正伸着脑袋打探西方的消息。因为此时的郑桓公虽然已经占据土地并建国，但他的地位并没有得到王室的承认，也就是说郑国并不是一个合法的国家，他此时亟需得到合法的授权。但有着王室正统身份的携王，对于郑桓公趁火打劫的行为显然是不认可的，这自然就让平王抓住了机会。周平王抢先承认了郑国的合法地位，并任命郑国国君为王室卿士，通过这样的一个举动，周平王与郑国建立了良好的互信关系，使得非法建国的郑国开始转向支持非法称王的周平王为王室正统，为平王东迁洛邑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周平王在他的后方也找到了一个极佳的人选：秦国的开国之君秦襄公。秦襄公名赵开，其祖先原本是商朝旧臣，在武王克商时，其先祖有一个叫蜚廉的人一直都效忠于商纣王，为纣王联络北方的部族抵抗周人的进攻。纣王死后，周武王成为天下共主，蜚廉只能投降周朝。后来三监之乱兴起，四方诸侯纷纷为乱，蜚廉和他的儿子恶来又试图联络淮夷各部举兵反周，结果反叛失败被周公镇压。
也正是因为如此，嬴姓宗族在周朝早期一直不受重用，到周穆王时期，秦国的先祖非子，因同宗族的造父因有功于王室被分封到赵城为诸侯，也开始以赵为氏。后来非子也受宠于周孝王，被封在秦地成为王室的附庸。到周宣王时，为抗击西戎的侵扰，秦仲被拔擢为大夫，为王室抵御戎狄。在这场战争中，秦仲战死，周宣王召集了包括秦襄公的父亲秦庄公赵其在内的五个兄弟，给了他们七千士卒，继续抵御西戎。
骊山之乱后，秦襄公一直统御其部族在宗周以西抗击戎狄，势力渐渐发展壮大。经过多年的观察和联络，周平王便想以秦人的力量护送自己离开宗周，当然这也少不了要给秦人很多的好处。周平王既然已经决计要放弃宗周东迁，就干脆将这些自己已经无力收复的岐丰之地全部封给秦襄公，并册封其为诸侯，建立了秦国。秦襄公自然知道这是个空头支票，而且其中也充满了凶险，但是对于其所统帅的嬴姓族人来说，能够获得诸侯的地位，是他们几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为了能够实现这个理想，再凶险的事情也值得一试。有了周平王的这个许可之后，秦人也都甘愿为周平王赴汤蹈火。
也就是说，平王东迁整个计划的两端只需要开出一个空头支票即可，难点就在中间的崤函要道上。把守这条要道的虢公翰是一个油盐不进的人，倒不是说他的道德情操有多高尚，而是因为他的地位本来就已经很是尊崇了，平王许出的空头支票对他毫无吸引力。但虢公死不松口，不代表平王就真奈何不得他，毕竟各地拥兵自重的诸侯很多，还真不差你虢公一人。周平王很快就找到了目标人选，这其中就包括卫武公，以及晋国如今的大当家晋文侯。
文侯之命
晋文侯起初也算是勤王大军中的一支，其主要的目标是拥戴有正统身份的携王。晋国的本土位于山西翼城县附近，在黄河以西本来并无影响力，但是自晋穆侯时期开始，晋国就常年追随天子征战，与王室之间关系紧密。当王室发生祸乱的时候，当时的晋国国君晋文侯第一时间就赶到了河西勤王，携王继位之后，晋文侯也一直都处在一线，为携王抵挡来自西方的侵扰。
但晋文侯与携王的相处并不愉快，于是当平王在东方物色盟友的时候，晋文侯很快就背弃了携王，转而投入了平王的阵营。按照《系年》的说法，到公元前750年，也即周平王纪元的第二十一年，晋文侯纪元的第三十一年，晋文侯终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攻杀了其原本支持的携王（惠王），为平王东迁扫除了最后的障碍。在攻杀携王后不久，晋文公亲自到少鄂把平王迎回京师，并于三年后伙同秦襄公之子秦文公、郑桓公之子郑武公等人，护送平王穿过崤山谷地东迁到成周。周平王终于得偿所愿，持续了二十多年的二王并立的动荡局面宣告结束，周平王也终于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天下共主。
包括晋文侯在内的众多诸侯，在平王东迁的过程中，都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然而他们的薄情寡义、背弃礼法的行径，不仅没有为他们带来骂名，反而让其真正实现了名利双收。平王在东迁洛邑之后，为了对晋文侯的支持表达谢意，曾赐予了晋文侯美酒、弓箭、车马这些象征着代天子征伐不臣的器物，并特意作了一篇《文侯之命》传诰诸侯，以表彰晋文侯的功劳。
在这篇文诰中，周成王自称“予小子”，将晋文侯尊称为“父义和”，这其中的“父”与郑桓公之名“王子多父”中的“父”同意，皆为对人的尊称，“义和”或许是晋文侯的字。文诰开篇追述了文王、武王的盛德与功业，“因为他们德行高尚，受到了上帝的垂青，因而能够上承天命，下抚黎民。但是，到我这个年轻人即位的时候，受到了上天的责罚，导致国家陷入昏乱，因此才呼吁诸侯为王室分忧。”在如此万般危急的关头，“是您能够继承先祖唐叔的遗风，号召诸侯勤王，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对我施以援手，让我能够保住王位，我怎能不对您予以嘉奖呢？”
在文诰的最后，周平王列举了他赏赐给文侯的器物，包含“秬一鬯卣，彤弓一，彤矢百，卢弓一，卢矢百，马四匹”。这种做法就跟我们现在给人颁发奖状的时候，总喜欢把奖金金额和奖品都写上是一个道理。这些不仅是莫大的荣耀，也是天子授权晋国礼乐征伐的象征，因此平王还特意嘱咐文侯要勤于政事，做到内安百姓，外抚远人，安定国家，成就大业。
所谓“最爱你的人也伤害你最深”，平王此时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受。晋文侯虽然有定鼎王室的功劳，但是从王室获取的利益却也是最多的，对王室权威的损害也最为彻底。晋文侯在这次的勤王行动中，获得了大量的土地，晋国的疆域从原来的绛都周围，沿着汾河谷地向西南方向延伸，一直扩展到黄河以西如今陕西大荔境内。原先位于汾河流域的一些诸侯如倗、霸、先、沈、姒、蓐、黄、韩等国，据说都是在晋文侯时期并入晋国版图的。后来引发秦晋冲突的河外列城，其中有王城、王官等地名，据言也有可能都是携王的驻地，这些土地也都随着携王的被杀而被晋文侯抢去了。这些收益使得晋国摆脱了诸侯“地方百里”的限制，一跃成为一个远超西周礼法约定规模的超级大国。不仅如此，晋文侯还因为有了周王的授权，打着以王命讨不臣的旗号四处征伐，最远曾经征服过南方的淮夷，可以说是开诸侯代天子征伐的先河。晋文侯的种种功业，也就让他成了晋国在春秋时期崛起的头号功臣。
但这些有利于晋国的功业，对于遭遇劫难的王室来说，无异于是在落井下石。至少晋文侯的大规模扩张，为东方诸侯起到了一个极其危险的示范作用，再加上周平王的地位是靠着大量的利益交换获得的，使得西周王室赖以生存的礼制秩序瞬间崩塌。原本受王室挟制的东方诸侯对于平王的合法地位并不认可，从此都对周王室不理不睬，不再朝见天王，更不受王室的约束。摆脱了王室压榨和束缚的东方诸侯，开始了互相之间的攻伐和兼并，经过短短几十年的发展，一批突破了礼法约束的超级大国，比如齐、鲁、宋、卫、陈、蔡、郑等国也都有样学样，在灭掉了周围的邻邦之后开始粉墨登场，轰轰烈烈的春秋时代正式开启。
俗话说，福兮祸所伏，晋国在短时间内国力的迅速上升，也改变了晋国国内的政治秩序和利益格局，为后来内部矛盾埋下了深重的隐患。继晋文侯之后的晋昭侯，因为无法处理新形势下的内部矛盾，在关键问题上出现了重大的决策失误，终于导致了晋国建国以来最为严酷的一场内乱，也让刚刚勃兴的晋国国力迅速的衰落了下去，这些显然也是晋文侯所始料未及的。
西周时期晋国及周朝君主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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