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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陈有两道岭，村南有道岙子岭，村北有道牛轭岭。

岙子岭名气不大，倦缩在同样也叫岙子岭的自然村里。牛轭岭就不一样了，在枫湄公路西拓之前，牛轭岭曾经是那样地耀武扬威和咄咄逼人。因为它霸占着枫湄公路大约一公里的长度。

牛轭岭，顾名思义，像牛轭一样的岭。在我们这一代，“牛轭”这个词用不着多费口舌，望文即能生义。但现在不行，现在农村连牛都难得一见，更别说是套在牛脖子上的牛轭了。时代变迁速度之快，在“牛轭”这个词上充分体现了。所以我现在写到牛轭岭时，不得不好为人师，先进行词语解释。

牛轭，耕地时套在牛颈上的曲木，是牛犁地时的重要农具，与犁铧配套使用。牛轭状如“人”字形，约半米长。耕田时候，把牛轭套在牛脖子上。牛在农民的鞭策下，死命地向前挣扎行走，身后的犁铧也随之向前移动。因此，牛轭算得上是农具里最残忍的物件之一，它拖累了牛的脚步，它让牛步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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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行车代步、手拉车（或独轮车）拉货的年代里，牛轭岭就像武松上景阳岗碰到的那只老虎。不知道它曾经让多少路人心生畏惧，也不知道它曾经让多少拉车人像牛耕田一样，步履维艰，挥汗如雨。

以前，枫湄公路穿村而过，就像先后陈的一根大动脉。绕过后陈，就正式进入牛轭岭地段了。牛轭岭从后陈开始蓄势待发，中间曲曲弯弯，缓缓升高，越过岭头，一路蜿蜒，拖泥带水，直到九里村口。

以牛轭岭为界，南是先后陈，北是九里。以前分属两个村，现在则合并成一个了。这样合并也有道理，如果将牛轭岭看作一根扁担，那么它一头挑着先后陈，一头挑着九里。九里毕竟是个小村，所以村庄撤后就成了先进村的一个自然村。

我的小学，是在后陈的一个祠堂里读的，其实就在牛轭岭脚。但那时候其实很去牛轭岭。只有春天采茶，冬天斫柴，因为要去九里，才有机会跟着父母去翻越牛轭岭。可能是眼睛里装的东西实在多了，现在再看到牛轭岭时，并不见得它有多少坡度，但在我童年和少年的记忆里，它竟是危险的代称。譬如我当初骑自行车去牛轭岭，除了要有力气踏车上岭，还要提心吊胆着下岭，万一刹车不灵了，那就只能飞驰而下，横冲直撞。而问题是，那时候的自行车刹车总是不灵。

在接近牛轭岭头的西侧，曾经有参天大树，我记不清是一棵还是几棵。树底下还有一排大队屋，一个小园，我也说不清当初这个场屋派什么用场。但有一件事始终记得，比我年长的人也一定记得，当年我们新庄的绍林，就是死在牛轭岭的。确切的说法，是从牛轭岭的大队屋里摔下来的。因为绍林是泥水匠。关于那天中午的一个画面，依然刻在我的记忆里：堤埂上冒出一群人，他们抬着一块门板，门板上躺着一个死人，他们把门板抬到了新庄，然后我们屋前是一片哭声，因为我家在绍林爷爷的屋背后……

小时候不常去的牛轭岭，现在却成了我时常涉足的地方。牛轭岭没有变化，变化的是牛轭岭的东西两侧。西侧，与枫湄公路之间，新开发了新村，这里聚集了一片别墅，凡村里条件好的人家，都在这里买地建房子了；东侧，是与石敢山相连的丘陵缓坡，这里辟有另一个“新农村”——公墓。我发现这个“新农村”的发展速度很是惊人，我的外公外婆和阿叔阿伯，在最近的四五年里竟不约而同地在这里汇集。

人生其实也是一道岭。以中年为界，之前是上坡，之后是下坡。我现在走的就是下坡。下坡的畅快，不是爬坡之后的休憩，而是时光在加速地飞逝。中年以后，我的长辈们一个个离世而去，让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成长是多么的艰难，那似上坡；而老去是多么的容易，那似下坡。现在我距离死亡，只剩下父母这最后一道屏幛了。

村里当初为公墓选址的时候，一定不会想到，这道牛轭岭，竟是人生大道理的一个隐喻。

下

牛轭岭的名气只停留于附近村民的口头，它的名字不见于经传。

我年少时，也曾听过王冕学画的故事。也曾翻过牛轭岭，站在九里附近一只茶山上时，傻傻地想象王冕，猜想他在哪个荷塘学画，猜想他的老家会是哪个位置。那时候我还不懂，不知道九里是王冕的隐居地，其实他学画根本不在九里。

但是有一天，我竟把九里先生王冕与牛轭岭联系在一起了。因为我看到了王冕一首题为《虾蟆山》的诗。这首诗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春风吹船著牛轭，扶藜直上山之脊。山上老石怪且顽，皮肤皴皱苔花碧。我来不知石有名，拊摩怪状心亦惊。野人指点为我说，此物却是虾蟆精……”

（春风吹送着我的船只，慢慢靠近一个叫牛轭的地方。然后，我下了船，扶着手杖径直往山上爬。山上有一块古老的石头，长得稀奇古怪，牢固不可动摇，它的身上满是皱纹，上面还布满了碧绿的青苔。我因为刚到这里，不知道这块石头还有名字，在抚摸它奇怪形状的同时，心里还生出一些害怕来。这里的农夫告诉我，说这块石头原本是蛤蟆精变的……）

先后陈和九里两个村里的人，但凡看到“牛轭”这两个字，一定也会像我这样，自然地将它与九里联系在一起，并以此证明王冕隐居九里所言不虚。

翻过牛轭岭，现在是低洼的农田，但早在元代却属古泌湖，是湖水而不是湖田。王冕当年撑船来到牛轭岭，再由牛轭岭到九里山，自在情理之中。而王冕所谓的虾蟆山（长得像癞蛤蟆一样的山），就是九里山南面、先后陈东面的“石敢山”了。却原来，早在元代，石敢山上那块黑乎乎的岩石，竟是虾蟆精变的。

但是，当我读了两年的王冕，我发现是我自作多情了。

王冕诗歌《虾蟆山》，原本在诗题下还有一条注，注曰：“在海口，石状如虾蟆，前古传言为太仓之耗，令下凿去石口，其衅遂消然，此怪事非吾儒所道，比兴赋之以记时事云。”此海口不是海南省的海口，而是指海边。王冕是根据蛤蟆石的一个传说来讽刺时事，他诗的后半部分翻译出来很有意思，颇具正能量：

传说蛤蟆精曾偷吃了京师大仓库里的粮食，损耗中原长达整整三百多年。吏部大官员洞察出它在背地里捣鬼，而且性质十分恶劣，于是命令役丁打烂了它的嘴，切断了它的脚，将它变成了一块石头。这块石头至今仍高高耸立在小土山上，让它在雨里淋，在太阳底下晒，也没有人来喂养它。树根穿透它的屁股，毒蛇钻进它的肚子，乌鸦在它背上啄咬，狐狸在他头上拉粪。牧童时时在它身上放野火，农夫和樵夫在它身上愤怒地敲打和砍伐。自从它致残坠落后，就再也不能行走了，从此，人们看见它就朝它吐口水，听见它的名字就在背地里狠狠咒骂。蛤蟆啊蛤蟆，你原本就不是什么朝廷大官，你没有功劳怎能享用上天的厚禄。但如今这个世道，这样的蛤蟆到处都存在，天官为什么不诛杀它的同族呢？你看现在的蛤蟆，它们自以为是，喷发出臭恶的气味，还上天去偷吃天的眼睛（太阳和月亮，指日蚀和月蚀）。吃完了百虫还不想停止，又装模作样地鸣叫，以取悦人们的心情。江南三月，河水上涨，你们或长成青色，或长成紫色，争着在水里上窜下跳。渔夫手持鱼杆对你们敢怒不敢言，猎户拉开了弓箭也只能心生愁闷。老人与孩子禁不住引吭悲歌，田里有无穷无尽的蝌蚪正在生长着啊。

当然，我肯定此“牛轭”非我们村牛轭岭的“牛轭”，还不止原本的一个“注”。还因为，我知道在王冕眼里，他对隐居地的要求还是相当高的，他中意的是绍兴玉笥山一带（香炉峰附近）的幽谷深林，他在诗中不止一次地表达对那里的向往。我还知道，王冕娶妻生子后就卖掉了栎桥的老房子，然后举家迁移到了绍兴，从情理上说，他晚年隐居如果要重返故乡，必然选择栎桥而不是枫桥。如果我们认定枫桥九里是他的隐居地，那就是承认王冕的眼光与智力都出问题了。

如今，枫桥九里就是王冕的隐居地，已然成为民众的共识。但史学界从来没有达成一致的认识。我也身陷其中的争论。但我已经历了由相信枫桥九里到坚信绍兴九里的大转折，其中的原因不是被谁说服，而是我发现了其中更深的“秘密：是《光绪诸暨县志》大“做”文章的结果。史书都是人写的，写书人都是有偏爱的，因偏爱而故意为之更是难免。“枫桥九里是王冕隐居地”即源于此。

我这么说似乎与牛轭岭相距甚远，其实我还是为了这道牛轭岭。既然民众认同我们村的九里是王冕隐居地，那么牛轭岭的文章还是值得一做的。我在《王冕隐居九里山再考》一文中，我写过这样一段话：

“其实，说王冕隐居地在枫桥也可以，说王冕隐居地在绍兴也无妨，承认前者是尊重民意，承认后者是尊重历史。王冕隐居地的争议，说到底，落脚点最终或是为了获得文化旅游上的名人效应，为古镇开发或文化旅游寻找说词。而现实是：时至今日，绍兴并没有做王冕的文章，诸暨枫桥虽暂时没有做大王冕的文章，但做王冕文章的职责非诸暨枫桥莫属。那么，诸暨枫桥在做好王冕故里文章的同时，顺便做好王冕隐居地文章，既是合情合理的，也是深得民意的。王冕去世已经六百多年，他当年隐居的九里山，没有给后世留下任何古迹和遗址。既然是在一座无确切方位、无实证遗址的山上进行开发，那么选择枫桥九里，想必绍兴是不会计较的，而游客更不会在意。”

如此说来，牛轭岭仍然可以与王冕联系起来。这篇文章不做白不做。这篇文章如果做好了，牛轭岭说不定就成了元代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