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过于真实
［荒岛祭司］四个人思前想后，也没预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这种突如其来的负面感和地震来临那一天的感受，像一对带着诅咒的双胞胎般降临到每个人的生活里，搅得他们内心没有一刻获得过真正的安宁。
告状的人虽然没来，却已经被黑色笔记本亮明了身份，罗素突然想到了那个齐刘海配彩色美瞳的大学辅导员。
学生群体，对于社会来说总是最简单的，甚至简单到透明；但是社会之于学生，却是深浅不一的坑的集合，在前一个坑里吃一堑长一智之后，在下一个坑可能就得对这些经验与教训更新换代。
这到底是罗素从半只脚踏进社会开始掉过的第几个坑，他自己根本就数不清楚。
‘你们四个坐下吧，先把姓名、身份证号和家庭住址报给我，再把事情的来去始末都说清楚。’
这名派出所人员慢条斯理的说着，以看起来惯有的姿势坐在电脑旁，等着记录下他们说的话。
‘我能问问是谁告发我的吗？’
罗素有些不甘心，明明知道是谁，但也想把他的身份真正弄个清楚，但工作人员显然不认账。
‘我能告诉你吗？告诉你了，你还不去打击报复？’
‘我不会的，我保证。’
面对罗素的执拗，对方依旧一副处变不惊的表情，
‘我们从另一个地方的派出所调取资料，知道你在邱天迪去世的当天，作为目击者曾经录过口供，事情已经结束了，为什么你现在又要掺和一脚，还去搅扰他人呢？’
‘我们没有搅扰他，只是想找他了解一些情况，但是他不肯，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就想到先把笔记本给他，看看他知道了会不会改主意。’
路世宁争着回答了问题，态度有些气急败坏。
‘别激动，我只是例行公事。’
罗素观察到，这个看模样不过二十出头的基层工作人员已然有了些职场的老练，却不免有点做作，想必这是他读社会这所大学刚开始的一堂必修课，好在他并不是真的在摆架子。然而傅寒却没端倪出这些，此时，他那副不高兴的表情又直接挂在了脸上。
罗素在内心组织了一下语言，重新开口说道：
‘我们查找邱天迪在世时的信息，是为了一个人。’
他很少撒谎，话却说的面不改色心不跳，令他自己内心都不由的有些惊讶。
‘谁？’
‘邱天迪的表姐，温泽芳老人。他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后来邱天迪离开了，和她几十年都没联系，去世的时候都能见上一面。温老婆婆很想他，也为他的死感到伤心，于是就拜托我们帮他找寻表弟几十年来的生活轨迹。我们一路找下来，发现邱天迪曾经参加过一个组织，就想办法查到了组织总部原来的所在地，就是向你告发我们的那个人的住址。’
年轻的工作人员在电脑键盘上一阵敲击后，继续提问题：
‘你们为什么要帮那个老人的忙？你们应该还在读书吧，这是义务还是有偿的？她能为你所说的提供书面证明吗？’
‘可以，绝对没问题。’
韦都文也加入了撒谎大队，表情不比罗素显得从容，却还算平静。那人拿出笔记本，仔仔细细的来回翻看了一会儿，态度不徐不疾的说：
‘而且...还有一点，根据你们的说法，你们帮助那个老人所找到的信息，我发现在笔记本里也有记载，但有一个疑点：笔记本里写到，老人交代了很多和她的表弟过往的生活细节，但这些内容都是写在后面的，如果你们是帮助者，按理说应该第一时间就知道这些内容，不用写下来；而且如果笔记本上的内容是按照时间顺序来记载的，你们也应该写在前面不是。对此，你们怎么解释？’
罗素发现自己的判断错了，年轻的工作人员并不只是学习必修课，他也专注于专业课，势在将二者全权兼顾。
‘我是按照地点顺序来写的，出发的时候都是在电话上和老人联系，等到了苏州才和她见面，而且她家在杭州，离苏州不远，我们见面之后，她才详细的说了很多细节，作为备忘，我就记在本子上了。’
罗素心里忿忿的想着，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看你还要怎样。但想归想，对方却也不是好糊弄的，他的表情上依旧存留着疑虑。
‘这样吧，报一下那个老人的电话，我向她确认一下。’
罗素看了看三个同伴，傅寒还是老样子，韦都文面有难色，路世宁一副倔强的样子。本来今天出行的目的是帮大家缓解紧张的情绪，减少分歧，但现在计划明显已经失败。
他抑制住内心的不安，开始念电话号码，余下的注意力全部用来想了一句话：成败有时候全靠运气。
他一个数字接一个数字的念，年轻的工作人员在座机上一个按键接一个按键的摁。随着一声短暂的嘟音过去，熟悉的声音传来。
这次，是老太太本人接起了电话。和电话告知罗素时所讲的如出一辙，派出所人员先是表明了身份，接着简单而清晰的描述了黑色笔记本的事，
‘这本笔记本的主人说，您是他们此次行为的委托人，但现在的问题是，他们的行为涉及到威胁他人人身安全，笔记本里的内容就是物证。我们需要您提供您和逝者的亲属关系证明，以及委托证明，才能给他们的行为一个最初的解释。您看可以吗？’
他始终将话筒挂在耳边，罗素四个人坐在办公桌对面，根本无从知晓温泽芳老人从电话那头传来的话，只是看到他一个劲的点头，应承。
分针取代了时针的地位，时间被主观的拉长了。在苏州见面的时候，除了照片，老人没有提供更多可以证明自己和邱天迪互为亲属的物件，如果她真的只有那一张照片，怎么办？而另一方面，要是她知道了罗素贴在笔记本前页的纸条上的地址，知道了那是邱天迪留给的信息，而罗素对她隐瞒了这件事她又会作何反应？罗素想着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形，脑子逐渐变成了一团纠结缠绕的毛线。
通话终于结束了，罗素等待着裁决，但已经在心里把后果无限放大了。
也许是嗅到了气氛的不安，工作人员重新看向四个人，面色变得缓和了些，
‘你们也别太紧张，我们还没下定论。说说，你们今天都在做什么？’
罗素发现，他的问话又变得带有了一丝随意性。
‘我们去看了场默剧。’
韦都文代替罗素开了口。其实，她更想说出的话是，他们没有做任何违法乱纪的事。在派出所这样一个颇具显性职能的地方，再简单不过的问题也会被打上特殊的烙印，也就被想当然的认为应该给出特定的回答。
‘哦，也就是说，你们今天没有继续搜寻？或者开展和邱天迪相关的任务？’
‘没有。我们就是去看了一场表演而已。’
‘能描述一下内容吗？’
‘就是描绘四个人排除隔阂，齐心协力抵御外部危险的故事。’
韦都文无心多说，在她看来，这些问题已经不算重点了，对方作为派出所的公职人员，一定又在例行公事。
‘我想问一下，我们做了什么威胁他人人身安全的事？’
她试探性的问了一句，毕竟这才是重点。
‘你们能不能保证，这个笔记本以及上面的字迹是你们的？’
‘这是我的本子，字也是我写的。’
罗素隐约感觉这个问题后面还牵涉着无数个问题，他赶紧作出了回答，尽量不把三个同伴的处境和自己的不良预感放在一块。
‘那么，这些话也是你写的了，对吗？’
工作人员翻开笔记本的末页看了看，调转方向递给了罗素。罗素接过本子，定睛望见了一行陌生的黑色字体，上面写着这样的内容：
‘如果你不配合我们，我们就放火烧了你家的房子。’
罗素内心咯噔了一下，不是因为这句话，而是在于这个字体。这几个字的书写风格和他的几乎毫无二致，他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只是很生硬的说了一句：
‘这不是我的写的。’
‘对方已经提供了实实在在的证据，表明你和你的同伴在威胁他，而你对此就一句空口大白话，没有证据，就算你们是清白的，也不足以为信。’
‘不是我们，只有我，和他们没有关系。’
罗素看了看三个同伴，为自己当初的贸然行径感到有些后悔。但说到底，谁又能想到，弄堂里的那个人会倒打一耙。
他不知道，其实，这个突如其来的事件还是给一个人的内心蒙上了阴影，那个人就是韦都文，已经整只脚踏进职场的她，在实习期的某次经历和这件事从根本上来说，非常相似。
在她工作的支行里，有一个工龄长达十余年的业务主管，是一个头顶地中海、身怀大肚腩、年过五旬的中年男。由于工作涵盖的内容不同，韦都文在平时和这个人几乎没有任何工作上的往来，然而，在她来到银行两周后不久，有一天十二点过，前来办业务的客户很少，同事们也大多外出吃饭，韦都文独自一人留在单位，打电话叫了份外卖。当她从正门前送餐的人手里接过外卖，走回隔间，正准备坐下来吃饭时，那个业务主管突然出现在她面前。他一句话也不说，用一双狭长的小眼睛直勾勾的盯着她，一边盯一边走，把她几乎逼在了角落里。韦都文下意识的想要躲开，然而他还在越发的靠近，整个人几乎凑了过来。
单位的隔间处此时别无他人，韦都文着急着不知如何是好，与此同时，内心的一股嫌恶感也慢慢在升起。忽然，中年男停止了脚步，但依旧用不怀好意的眼光打量着他，一阵进门的脚步声响了起来，他像变戏法似的立马转换成平时漫不经心的眼神，气定神闲的走开了。
刚开始，韦都文以为只是一场误会，对方可能有什么话要说，只不过表现的不太自然，可就在她已经不把午餐时的遭遇当一回事时，相同的情形再次发生了。自那之后，她发现，这个年纪大到和她父母辈相差无几的业务主管经常出现在她的视线里，用狭长的小眼睛打量着她，有好几次制造机会，和她产生所谓不经意的肢体接触，甚至下班回家的路上都跟在她的身后。直到这个时候，韦都文才明白，这根本就不是一场误会。
这种持续的行为进一步导致了她对这个业务主管的反感与排斥，她开始有意回避他，也尽可能的不单独呆在单位里，然而，她还是低估了对方厚颜无耻的程度，业务主管丝毫不在意韦都文对他所表现出的厌恶与回避，依旧我行我素。无奈之下，韦都文给他发了一则短信，明确表示了对他这种行为的反感，并且警告了他。
这之后，和罗素一样被倒打一耙的事情出现了。韦都文的一时冲动换来的是腹背受敌，她没想到，这个和自己八竿子打不到一块的老职员不仅厚颜无耻，还道德败坏。他将韦都文发给他的短信作为证据交给了单位的高层领导，并声称自己受到了言语骚扰。
因为这件事，韦都文受到了领导的批评。尽管在听完韦都文关于整件事的叙述后，领导的立场多少偏向了她，但由于韦都文没有直接的证据，而对方却把握着她发来的聊天记录，这件事最终以她理亏而收场。更悲哀的在于，就算找到了证据，这件事一旦闹大，作为传统观念里占弱势的女性，她所遭受的影响反而更为严重。
她现在都还记得对峙时候的场景，面对平心静气的领导时，业务主管再次换上了一副她此前没见过的诚恳嘴脸，显得冷静且大度。他用那副万年不变的贼眉鼠眼盯着韦都文，说：
‘小韦，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误解我，我希望你多用美好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你说对不对？我在这个单位工作十余年了，作为长辈，我把你当成晚辈，我希望你过的开心快乐。而且，我也并没有侵犯你，监控里都能看到，是不是？你这样说我就不太好了吧，我也是有女儿的人。’
这件事给韦都文留下的心理阴影之重，以至于让她在目睹罗素和派出所工作人员之间的对话时，感同身受的体验来的十分之强烈。眼下的罗素和那个时候的她一样，陷入了无法靠自己辨明事情真相的困境里。
韦都文努力走出职场里那段让人反胃的经历，强迫自己为当前的困局想出个办法。但此时的她不比罗素冷静，后者还是率先开口问起了工作人员，
‘请问你刚才打电话时，老人她是怎么说的？’
韦都文明白罗素问这句话的意思，这个时候，除了选择相信温泽芳老人，他们暂时也没有别的办法。
‘她还不能提供相关证明。’
‘需要什么样的证明？’
‘户口本之类的。’
‘那如果是证明我们没有威胁他人呢？’
‘她不能来证明和她无关的事，这点逻辑，你们作为大学生，应该很明白不是吗？’
‘那怎么证明，这句威胁的话确实不是我的写的。’
‘这个就需要你们证明，他和你们现在做的事关联重大，我们再进行取证，否则你们就是无故搅扰他人，以后再有第二次的话，我们就不仅仅是警告了。’
罗素那块压在心上的石头越来越沉了，却也反弹出一丝不服气，停顿了几秒后，他说：
‘能让告发我们的人，和我们当面对峙吗？我们可以证明，他和邱天迪有关系，而且确实是十分密切的关系。’
他显然已经破釜沉舟了。
韦都文的职场遭遇也好，罗素的大学经历也罢，都是镜子的碎片，在折射出社会再真实不过的消极面时，也真实的给毫无防备的他们划上了一道虽不算深且足以渗血的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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