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静下心来想过老家的乡路，也不曾想过要去揭开深埋在心里的痛楚，总觉得日子是一枚浸了糖的白开水，它让我在坚守中一点一滴地感受生命的坚韧和劳累。然而，当自己以自强的身份孤独地站在讲台上，面对许多真诚的目光时，才知道自己脆弱得如同洒了水的生石灰，经年的往事竟如潮水一样“咕咕”上冒，它浸湿了我的眼睛，毁坏了我的妆容。
我想，没有人愿意将这样的痛苦昭然若揭。一个在亲人眼里慈爱有加，身体健康，5个月前还陪着女儿埋葬了猝然而去的公爹，抚慰了女儿患癌症的婆婆的老人，怎么会突然间与亲人们阴阳两隔？
屋门前是一口100多米宽的池塘，屋右边是与父亲有着手足之情的三叔用砖瓦砌起来的猪栏、厕所，屋左边是与屋檐相隔不到一尺的邻居菜地，屋中间是躺在棺材里的无法说话、无法与我们进行目光对视的亲生父亲，他的眼睛微微睁开着，任我们轻轻抚摸，大声呼唤都始终无法瞑目，难道是，他想亲眼看着他的5个子女用怎样的办法将他入土为安？
15年了呀，为一条路奋斗了整整15年，挣扎了整整15年，却至死都没有如愿以偿！不知道父辈的恩怨起于何时，缘于何因。只知道那年正是我新婚燕尔之时，带着新婚的丈夫，千里迢迢赶到父母身边，本想得到亲人的祝福，却眼见自己的三婶在我家的新楼上梁的那一刻冲上了竹跳板，她双手提着两块砖头怒目圆睁地砸向我的父亲。来不及询问，我迎着横冲直撞的三婶，用自己的身体本能地挡在父亲的前面，一边防止她伤害父亲以及父亲的愤怒出手，一边请求她有话好说。围观的乡邻一个个叠了上来，他们木然地望着这种司空见惯的场景，没有劝慰，也没有嬉笑。而此时，准备炸鞭炮的新房屋梁上突然传来 “噼哩叭啦”的坍塌声和刺耳的尖叫声——即将上梁的新房屋顶上接二连三地掉下了竹跳板、脚手架和泥灰桶，随即掉下来的还有3个帮忙建房的农工。那一刻，所有围观的人都毫不犹豫地冲向新房的楼下，可看到血迹斑斑的现场，听到凄凄惨惨的“唉哟”声时，大家又眉头紧锁，不知所措了。是我的新婚丈夫第一个冲上前去，从碎砖瓦砾和竹跳板下一个个扒出受伤的农工，抱向母亲急匆匆铺好了棉被的门板上，沉着冷静地指挥乡邻帮忙送伤员去医院。从来不爱多言的父亲在那时脸色苍白，浑身颤抖，他大声叫着三叔的名字。可我的三叔，直到他的女人悄悄溜回了家，仍然躲在房子里没有露面。父亲气愤了，他收回了曾经把责任田给叔叔家种菜的承诺，一个人满脸紫胀地跑到菜地里，把郁郁葱葱的青菜连根拔起丢到路边，而这一结果却倒致三叔将我家出门往右经过他家屋前的出路砌成了围墙和厕所，而围墙里的土地则变成了菜园。从此，父亲领着他的家人开始了长达15年的后门出进。
1987年的父亲，尽管已经退休回家，但仍是一名血气方刚的汉子。多年来爱读古书的习惯和国家工人的身份，让他的骨子里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傲气。他可以满怀热心地为那些娶媳妇、建新房、办后事的乡邻写各种各样的对联，帮他们的红白喜事出谋划策，鞠躬尽瘁，但转身回家，又会对他们的斤斤计较和寸土必争嗤之以鼻。可是，面对一家人长时间的后门出进，他茫然了，一辈子与人为善，在外闯荡了大半生的他，好不容易回到生养他的故土，到头来却连一条像样的出路都没有，而且亲手封锁这条出路的竟是与他一母同胞的亲弟弟。
父亲沉默了。乡路迢迢，前路渺渺，一塘之隔的茫茫田野上，迎风摇曳的水稻青了黄，黄了青。那些青黄之间的田地边，有一条隐隐约约的乡间路，那路曾经宽敞，平坦，解放军在上面行军做过拉练；村人们挑着谷子在上面晃晃悠悠哼过民歌；老人们在上面被后辈们抬着送上不归路。鲁迅在《故乡》中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可是，这条路，从最初的两米，到一米，到现在的一只脚板宽，走的人越多，便越成田梗。父亲站在水塘边，望着越来越窄的乡间路，一声叹息：责任田使路两边的村人肆无忌惮地占为己有，他们宁愿踮着脚，一步一滑慢慢挪步，也要挖掉路基多插几株水稻秧苗。就像自己当年建新楼房时，原本想让房子的空间大一点，却忘了给自己留出路一样，一时的失策，终身的悔恨。而恨，只能郁结在心里，慢慢变成自己的血液，悄悄消蚀自己的身体和精神，使他的儿女不得不以跪着的姿势一次次去乞求左边菜地的邻居，请他们借菜地给我们，好让我们经过菜地将父亲的棺材抬上山。然而，那对被父亲帮助过无数次的老夫妻，却始终以父亲的三个弟弟多年来一直在合伙欺负他们为由，不肯做出半点让步，他们一件一件地数落着三个叔叔以及叔叔的儿子们当年做下的事情：说三个叔叔欺负他家时，我的父母从来不站出来为他们说一句公道话，四兄弟都是一个鼻孔出气；说要你父亲当年做灶屋的时候，把外墙砌成圆角，你父亲就是不听；说你们家的三叔都那样绝情，我一个外人凭什么要给你们让路？说你们就是给我金山银山，我也不能让你们从我家菜地上路过，如果你们实在没地方走，那就在我家的菜地上搭一座桥，把你父亲的棺材送上山后，再还原归位，但前提是不能损坏我家菜地里一棵菜！我看见那对我叫了30多年的本家叔叔和婶婶说这些话的时候，嘴边泡沫横飞，似雪花，似雨点，一个劲地向我们扑来。
空气凝固成一把看不见的刀子，它一点一滴地切割着我们的心灵，让我鲜血淋漓，却感觉不到疼痛。当文明与野蛮，善良与霸道对峙的时候，往往是文明和善良变得不堪一击。时间一天天过去，哀乐齐鸣的时候，我们忘了悲伤。路，那条送父亲进入天堂的路使我们的心撕裂般地绞痛，却只能无可奈何地捂紧伤口。
看到楼上堆了满屋的木板，我不禁泪如雨下，这是父亲在临死前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出工钱请人从老屋的山上搬运回来后，再一块块切割成木板，准备用来在池塘中搭桥铺路用的木料，难道冥冥中他已经为自己做出了无奈的选择？可作为家中唯一男儿的弟弟，却坚决拒绝用搭桥的办法将父亲的灵柩送出家门。夜，如墨绿的地毯将寂静的村庄遮掩得严严实实的时候，他突然跪在父亲的灵柩前嚎啕大哭，声泪俱下：“爸爸，如果我和姐姐不是党员，如果我不是村干部，我一定要为你杀出一条血路，送你出殡，可我们都是呀！爸爸，你叫我们怎么办？！”弟弟的哭声如一首悲鸣的曲子，呜咽起伏，如泣如诉。我们五姊妹齐刷刷跪在父亲的棺材前，泪水长流，痛哭无声。
生命如枯草，转眼成灰。不抱怨过去，也不向往未来，我们只想用七天的期待和真诚，去暖热眼前的麻木，去启开生锈的心扉。也许是我们一夜的悲鸣让邻居的心灵有了些微的颤动，也许是有好心人在中间百般游说。第二天，在父亲的灵柩即将出殡的凌晨，我们用50元钱和一张写了借路的字据，在村人的帮助下，在左边的菜地上将父亲踏踏实实送上了回归之路。
然而，那条路，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病。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在干什么，只要想到那条路，想到父亲为之耗尽了整个心血，最终仍死不瞑目的路，我的心总是不由自主地一阵紧缩，继而疼痛不堪。于是，一次次与弟弟在电话中商量出路的方案，架桥，买地，移墙，或是重新做房子，不论花多大的代价，我们都要想办法将父亲未了的心愿完成。
2003年春天，正是“SARS”肆意横行之时，弟弟来电话说家里要装修房子，顺便把出路的事摆平。我们一家三口守在桌子前，丈夫出点子，儿子画图纸，我用手机短信把我们的想法告诉弟弟，一个个精心策划，虔诚祝愿。末了，丈夫特意跑到妹夫家，劝说这个儿子刚刚满月的父亲与他一起并肩南下，两人在单位医院开了健康证明，一路风尘仆仆，忐忑不安地赶回了老家。
那是一段令人心焦又充满了期待的日子。儿子即将中考，妹妹刚满月的孩子需人照料，我整天奔波在办公室和两个家庭的路上，行色匆匆，步履艰难，却朝气蓬勃，阳光灿烂。孩子是我们的未来，我得竭尽全力张开羽翼，为他们营造出一方生命的港湾。而老家房子的出路却是我这些年来内心的隐伤，它让我时时记起，记起我的父母为此长达15年的屈辱生活，记起自己领着妹妹为死去的父亲在叔叔和邻居面前的长跪乞求。
只是，我没有想到，那个对我们百般刁难，声称金山银山都不肯出让半寸土地的邻居，却在弟妹们为扎脚手架遭阻拦，愤怒地推翻菜园围墙后，不得不在武力的威胁下妥协地让出了2米菜地。那天深夜，当丈夫打电话向我报告关于路的喜迅以及刚刚平息的纷争时，我忽然想，如果我们早就铲平了出路的障碍，也许我的父亲会满脸皱折地多活几年，可我的父亲会同意他的儿女们拿锄头用刀棍开路的架式吗？！
今年中秋节打电话给母亲，母亲絮絮叨叨地告诉我，你二叔和三叔打架了。问是怎么回事？母亲说，二婶去三叔家的码头边洗衣服时，不小心被他家的竹子弄伤了眼睛，一气之下回家拿菜刀砍掉了那根竹子，三婶气不过冲到二婶家摔桌打碗，被屋里的二叔推搡到门口时滚到了地上，三叔见状叫喊着冲了上去，原来关系最好的兄弟俩居然为一根竹子的事大打出手，三叔的女儿打电话到湖南卫视叫来了影视频道的记者。想像我的亲人们对着电视镜头唾沫横飞，互相指责的画面，我羞愧不已。
我知道，即使我走得再远，我仍然无法走出那条乡路，那些情，那些恨，那些悲，那些喜，都会如影子一样随时击痛我的内心，让我在忧伤中遥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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