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记录

一个写诗的人是不应该去写散文的。

我拍过一个片子，主角是那些患有不同精神疾病的人。

有个人有严重的强迫症。他是一个婚礼摄影师，但他无法控制自己不在拍摄前检查光圈数值。情况更严重的时候，他因为不停地检查光圈，一张都拍不成。他把照相机拿起来，再放下，反复检查光圈数值。卡夫卡式的噩梦。

我意识到持续的写作对我来说是多么困难，我有了一个概念，然后想了一会儿就停下了。我几乎可以肯定我是有多动症的。我的父亲，姐姐，都有。虽然我姐姐可以在做事情时超级专注，但她专注得停不下来。

所以，摄像这个工作很适合我。这是唯一一个时刻，我可以持续不停地“对焦”。

就像一匹戴了眼罩的马。

我没有去上电影学院。大学毕业后我花了一年周游世界，却在回纽约后幸运地跟随了一个大师做助手。 如果年轻人问我要不要去念电影学院，我会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启动点，如果这个院系够好的话。你会遇见好些和你有相同兴趣的人。你的同班会是你一生里的同行资源。那个课堂上坐在你身边的女人很可能成为下一个法哈蒂，而你可能成为她的DP。现在摄影机越来越便宜了，你可以立马拍摄你自己的电影。所以，不管你去不去电影学院，给自己买台相机，开始吧，不要停止。每一天都拿着相机吧。你在学习如何观看，也会渐渐知道自己是谁。

每个人都在谈论器材、装备。可是你记不记得布列松的话？他拍摄时使用的是心、脑和眼。这就是你最重要的装备。你出生时候就得到了它们，而且这是免费的。虽然它们慢慢旧了，但它们也依然每天在更新。

当你用一种强烈的设置、观点去拍一部纪录片，无论这种观点多么高尚，最终你都会变得像在传道、说教，并把它对立的那一面给离间了。而当你信任你的观众，并让他们自己来慢慢做出结论而不是告诉他们必须要怎么思考时，你的影片却有可能变得更有说服力，而且更接近本质。

成为一个纪录片摄影师，并不是出于什么无私的动机。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我有机会见这么多有趣的人，并第一手地观看了他们的生活。

在我很年轻的时候我曾经想当一个作家，当我成为一个纪录片摄影师之后，我把自己首先看作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的工作具有艺术的、运动的、智力的、技术的、情绪的各种组成部分，每个部分必须同时有所作为。这要求很高，但也令人兴奋。我还能再索求什么呢？更好的日薪、头等舱、周末不工作？你不能什么都要吧。

成功是没有意义的，真正去做才有意义。我今天拍摄的时候在想，自我只是我们自己构筑心灵的一种行为。就像酒里的单宁一样，把所有都归束在一起。这种聚合力，让人感到自我。有时人把自己太当真了。我们是谁？为什么老要问呢？这是一个只对自己有意义的问题。是自己把自己当成一个东西，而不是一个过程。我不是我自己。

以上在我脑海里盘旋的内容，正是人类喜剧的原材料。

我今天不是我自己。（或任一天。）

有一次我带着设备去了墓园。摄像机上装了800毫米的镜头以及两倍增距镜。整个装备超过四十磅，但架在我身上还行。我在这些石头中走着，就像在薄雾之外等待攻击的武士。我的心是空的，身体扎在地上，眼睛扫描着景观，不聚焦，但带有目的。

我拍了一些远处发生的下葬仪式。其实没有拍到什么特别的，但能用上这镜头感觉还不错，因为我想看看这镜头能干些什么。我可以在人们不知道的时候拍下那些悲伤的脸，而且，就算人们看见了远处的我，他们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以及我对他们的观察有多近。当然，我知道，他们的心在别处。我看见巨大的悲伤带来的眼部线条的改变、嘴角的折转，还有孩子们疑惑的双眼。有时他们有种奇异的超脱感，就像他们完全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或者根本不在意一样。

接着，我走了几个小时，一张也没拍。我坐下来，把相机凑近自己的眼睛，聚焦于不同的东西，但都没有要拍的意思。太阳落下来，一阵冷意钻进风里，我突然看见我感兴趣的东西了：一个男人推着轮椅过草地。通过镜头我发现这个男人大概四十多岁。轮椅上的另一个男人老了，具体多少岁我看不出来，他的脸包裹在围巾内，但看上去也有八十多了。年轻的男人推着轮椅跨越草坪的时候很费力。年老的男人好像是在对年轻的男人吼着什么，并在空中挥舞着他的手杖。我开始拍了。首先是这个男人因为用力推轮椅形成怪相的脸。然后是这个老男人。他的眼睛很疯狂，他的脖子扭动着。他看上去就像要划动他的手杖来抵达目的地。

年轻的男人停下来喘了一口气，并在脸前转着他的手腕。我聚焦在他的手上，让他的脸虚焦，甚至变得有点抽象。老男人把围巾扯了下来，他的嘴变形了，牙齿发黄，并对着年轻的男人尖叫着一些什么。年轻男人弯下身，靠近老男人的耳朵，也尖叫着一些什么。我试着把他们两个人的脸放在同一个构图内。老男人的鼻子和疯狂的眼睛，年轻男人大张着的嘴，和不受控制的舌头。

突然他们停在了一个小的墓碑前。我对着墓碑上的字聚焦。上面写着：Sarah Berliner 1954—1959 女儿，妹妹，孙女。

我把男人的身体作为前景，他们的背冲着我，凝视着墓碑。他们看上去挺安静，事实上，他们也并没有发出声音。我拿起相机，走了一个大的弧形，并找到了一个从侧面看得到他们的脸的位置。我在一些树和草丛后找到自己的位置。从那里再举起相机时，我看见那个老男人到了地上。他从轮椅上下来了，在地上爬行，爬向了墓碑。年轻的男人正在阻止他。

我开始一张接一张地拍。镜头的焦距实在很长，我没有办法抓住每个动作。我只能抓住一些碎片：年轻的男人抓着那件大衣的手，老年人眼睛里的疯狂以及他快跌在土里的脸。这感觉就像是我把远处的场面打碎成一张张拼图，打成最小的一块一块。那个世界好像在镜头里变慢了，每一个快门声都像在我耳边爆炸，就像我在一场电影或者一个平行宇宙里一样。我一张一张拍着。突然这个老男人停下来了，年轻男人放开了他，跳了起来，尖叫着救命。两个墓园的工作人员出现了，一个立刻跑走了，一会儿救护车来了，把老男人抬走了。

我拍了整个过程。天暗了，我几乎看不清楚。就算空气里刮着冷风，我也在出汗。我等着所有人都走完，才慢慢走向墓碑。这两个男人为了这么多年前死去的一个小女孩来到了墓园。我开始构想这个死者：她是谁？她长什么样？如果她还活着的话，她应该已经是个中年女人了。这一切都有点神秘，甚至让我有点焦虑。我不熟悉的那种焦虑。这是一种恐惧的形式，一种在他人身上而不是自身之中感到的恐惧。

我坐进车里，呆坐了一个小时。画面在我的记忆里来来回回。我从未拿起相机，看看我的照片是什么样。然而我开始回想。早先时候的焦虑感慢慢褪去了。现在我被一种兴奋充满了——有点像极端暴力后的那种兴奋，但又不太一样，因为现在还有一种期待，还有一种成就感。我等不及要回家，把照片印出来。

然而我没有动。我在延长这个时刻，让时间降下来，把恐惧降下来。是的，恐惧，恐惧这些照片不会达到我的期待，恐惧我自己的欲望，恐惧我向这个世界要得太多。在物理上持续不停地对焦后，我的精神也向着我的恐惧与欲望持续不停地对焦。尽管很多时候这些都是失焦的。想完这些，我启动车，开回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