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29年《陈寅恪致傅斯年的信》第十二、十三封信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七月二十四日下午四点钟，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陈寅恪、赵万里身掛该院徽章至景山故宫博物院分院，他们见有佩故宫博物院徽章者自由出入，就想进入，该门第二队第十七号守护警察大声呵止，形色狞恶。陈、赵出示徽章，门卫不让进。陈寅恪反问以本院专门委员佩有本院徽章，何以不能入内？该警察说徽章为假冒，陈寅恪即出示名片和徽章号码，让门卫查检是否假冒。该警察把名片扔在一旁不看，那架势还要打人。正在争持不下时，该分院门口站立的职员出面调处。陈寅恪即跨进院门，该警察大喊:“那个委员回来！徽章给我！”陈寅恪即回到院门该警察站立之处，该兵用力将陈寅恪所佩徽章扯断，手里拿着扯断的一段徽章于手中，陈寅恪质问以什么理由扯去徽章？该兵亦无理由可答。后来故宫博物院分院职员向该警察将徽章索回转交陈寅恪，陈委员即将扯断的徽章送至故宫博物分院秘书长及总务长处存档备查，以作物证，赵万里及同时目睹之人为人证。后来陈寅恪所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至函故宫博物院分院就此事表示“以为该警如此无理，如不饬革严办，似无以安专门学者之心。”
对这位警察怎么处理不得而知，但这件事是典型的秀才见了兵，当然它发生在解放前的故宫博物院分院。陈寅恪与同僚本是应故宫博物院分院之邀，前去参看景山中陈列清帝画像，却出现了这样的意外。这就提出一个问题，一个人怎样算忠于职守。这些警察本是保卫故宫博物院分院的，陈寅恪是当时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这就应视为该分院的人，可看门警察却如此无礼，横加阻拦。可见该警察不是忠于职守，是以忠于职守之名滥用职权。
下面这些例子堪称忠于职守:
列宁要进克里姆林宫开会，卫兵洛班诺夫不认识列宁，一定要他按规定出示证件。列宁急忙把手伸进衣兜里拿通行证。一位来开会的同志看到洛班诺夫拦住了列宁查通行证，就生气地嚷起来：“放行吧，放行吧！他是列宁！”。但是，洛班诺夫坚持要看证件。列宁把通行证交给洛班诺夫后，洛班诺夫脸红了，举手行礼说“对不起”。列宁却亲切地握着卫兵的手，高兴地说：“你做的很对，小伙子！你对工作很负责任。革命纪律是每个人都应该遵守的，我也不能例外。”列宁因为“拥有特权不搞特权，面对规矩不破规矩”，至今仍让人敬仰。
公元前158年，匈奴大举入侵。汉文帝心急如焚，亲自上门犒劳将士。在古时候，皇帝出行，黎民百姓都是要回避的，因此一路上车队畅通无阻。就是在进霸上军营、棘门军营的时候，门口的士兵也没敢拦，军营里的将帅得知汉文帝来了，赶紧放下手头的工作，骑马列队，高迎远送。但是，车队到达细柳营的时候，汉文帝就觉得气氛有点不对劲了。只见沿途将士们个个身披铠甲，手执利刃，张弓搭箭，面有杀气。更不可思议的是，皇帝车队的先头仪仗队到达营门后，被卫兵拦下了。仪仗队队长高叫：“天子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开门！”守门的都尉回答说：“将军有令，任何人不得随意出入，军中只听将军号令，不听天子诏令！”没一会儿，汉文帝到了，照样进不去。于是汉文帝派人持节诏告将军:“我要进入军营慰劳将士。”周亚夫这才传令：“打开营门！”开营门的同时，卫兵告知车队：“将军有规定，在军营内不得驾车奔驰。”于是，汉文帝及其随从都乖乖的下了车，骑上马，拉着缰绳慢慢地走。来到大帐前，将军周亚夫顶盔掼甲，手执兵器，对着汉文帝拱手作揖，说：“甲胄在身，恕不下拜，请允许我以军中礼节参见陛下。”检阅完部队，举行完慰劳仪式，汉文帝一行人走出细柳营；群臣无不伸着舌头擦脸上的汗，心里面还是通通的跳个不停。汉文帝说：“唉！这才是真将军啊！先前检阅霸上、棘门军，简直就是儿戏。那些人如果遭到敌人的偷袭而被俘虏一点儿都不让人感到奇怪。至于周亚夫的细柳营，谁敢来试试？”
从以上几个实例可以看出，一个人要想做好工作，必须摆正自己的位置，廓清自己职责的界限和边界，依法依规办事，才能做到忠于职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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