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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曾说：“春秋时候有个郑庄公，此人很厉害。”后人心目中的大帝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在他老人家看来也不过是“略输文采”、“稍逊风骚”，却对春秋初期的、名气显然不如这几位大的郑庄公评价这么高，足见这位春秋小霸的过人之处。
细观春秋郑史，详读《郑伯克段于鄢》，觉其心机之深，言语之伪，手段之诈，行事之绝，当时无人能出其右，后世也鲜有人能与之比肩。冯梦龙最终以一首诗评其为千古奸雄：
子弟全凭教育功，养成稔恶陷灾凶。
一从京邑分封日，太叔先操掌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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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郑庄公，还要从他的出生说起。
郑庄公名叫寤生，是郑武公和申侯之女姜氏的长子。为什么会叫这样一个名字呢？据说姜氏是在睡梦中生下他，醒来才知道的（一说难产）。姜氏受了很大的惊吓，认为这个儿子会给自己带来厄运，因此特别不喜欢他。加上后来又生了一个儿子段，段长得粉面朱唇，又多力善射，姜氏就把一腔母爱全部灌注到了段的身上。
要说这姜氏偏心也是偏到家了，同样都是她的亲生儿子，她就一心要郑武公立次子段为世子，让段接掌国家大权。这也为后来的兄弟阋墙种下了恶之根。郑武公认为长幼有序，加上寤生又没有什么过错，哪能随便废长立幼？就坚决拒绝了姜氏，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还故意只给段封了一个小小的共邑。
姜氏不死心，在郑武公死后，又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去和郑庄公哭诉，大意是：你和你弟弟是一母同胞的兄弟，你坐享数百里，而弟弟只能“容身蕞尔”——在小小的共地受苦。这样不行，你要封一个好地方给他。
郑庄公回答得很得体：惟母所欲。既然这么说了，姜氏便一点都不客气，张口就说要制邑。郑庄公不说自己不肯，只推托道：
制邑岩险著名，先王遗命，不许分封。除此之外，无不奉命。
姜氏马上就说，那就要京城吧。这里很有点意思，明明刚才郑庄公已经说了除了制邑之外，其他的任何地方封给段都行。但姜氏提出要京城之后，他却又默然不语。我们无从知晓郑庄公当时的心理活动，只能猜测：也许，后面的种种所为，是因为这件事伤了心？毕竟姜氏的咄咄逼人，让他彻底看清了自己和段在母亲心中的分量。
京城有多重要，在祭足的话中可以得见：“京城有百雉之雄，地广民众。”且更尖锐地指出，如果这样分封的话，就好像国家有“二君”了。话已至此，姜氏的意图，还不明显？对于郑庄公这个一国之君来说，有没有、有多少母爱此时已经并不特别重要，但涉及到国家最高权力，那绝对是寸步不让、你死我活的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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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定好主意的郑庄公先在表面上做足了功夫。
当祭足谏阻他将京城分封给段时，他说：“我母之命，何敢拒之？”抬出母亲，显示自己的孝；
当段率兵攻取了鄢及廪延，两处邑宰逃到郑庄公面前，备细奏闻的时候，庄公居然并不生气，而是“微笑不言”，显示自己的友；
当公子吕嚷着“段可诛也”时，郑庄公依然轻描淡写地说道：“段恶未著，安可加诛？”
这八个字，只有了解了整个事件回头来看，才能看出它的可怕之处。从表面上来看，这是对公子吕的责备：段又没有做什么明显过分的坏事，怎么能杀他呢？但实际上，他的意思是：现在把段抓起来，他的罪名还不足以死。明白了吧？郑庄公要的，是段死。不是吗？如果段不死，有母亲天天这样来闹，焦头烂额不说，搞不好权力真的要被夺了去。到时候，他们母子喜气洋洋地接掌郑国，自己呢？灰溜溜逃走还算是不错的结局，最可能的是被他们给整死了。
而如果段死了，母亲再怎么折腾，也不可能帮别人来整自己，好歹就剩下自己一个亲生儿子了。但现在段只是这样闹一下，就把他捉来杀了，不但母亲那里交代不过去，又怎么继续担任周朝卿士，压服其他诸侯？在那个舆论很重要的时代，他郑庄公，可是很爱惜名声的。
所以，郑庄公在公子吕步步直谏杀段的时候，能够笑曰：
“段乃姜氏之爱子，寡人之爱弟。寡人宁可失地，岂可伤兄弟之情，拂国母之意？”
看吧，这说话的艺术多高超，一个“爱弟”，一个“岂可”，让自己“孝子贤兄”的良好形象在大家面前高高地树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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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聪明的国君也要有懂得领会领导意思的臣子。当大家都称赞庄公的宽容大度，为他受国母、共叔段欺负而鸣不平的时候，祭足很好地表现出了这种天赋。他让公子吕私下去见庄公，必有所得。
就算到了这种时刻，郑庄公还不忘做势：“此事干碍国母。”还在试探公子吕，当公子吕再次强硬地表达态度之后，他终于说出了他的内心想法：
“寡人筹之熟矣！段虽不道，尚未稍显叛逆。我若加诛，姜氏必从中阻挠，徒惹外人议论，不惟说我不友，又说我不孝，我今置之度外，任其所为。彼恃宠得志，肆无忌惮。待其造逆，那时明正其罪，则国人必不敢助，而姜氏亦无辞矣。”
这短短的一段话，看得人是胆战心惊。“寡人筹之熟矣”，意味着郑庄公对于这整个事件，并不像开始他所表现的那样，一味忍让，处处被动，他是有周密的安排和计划的，一个“熟”字，足以说明这绝不是临时起意，而是不知道多少个晚上的辗转反侧、精密考虑而得出的。一句话，郑庄公对于自己一奶同胞的弟弟，是已经必杀之而后快。
这里面最厉害的就是，本来杀同胞兄弟，违逆母亲意愿，都是人伦大罪，都足够让一国之君声名扫地、民心不服。但郑庄公做了这两件事之后，居然声望更高，人们纷纷认为他是孝子贤兄，一切都是姜氏和段咎由自取。且看书中怎么写的：
（公子吕）得了京城，即时出榜安民，榜中备说庄公孝友，太叔（段）背义忘恩之事，满城人都说太叔不是。
舆论是彻底地一边倒。段既被打个措手不及，又失去民众支持，只得自刎而死。郑庄公最后还不忘了表演一番：抚段之尸，大哭一场，曰：“痴儿何至于此！”但下一步的动作，就是马上搜段的身上，将他和姜氏往来谋反的书信，使人拿到郑国，叫祭足呈给姜氏观看：看看，你们那点小动作能瞒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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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自己的弟弟，囚自己的母亲，还让所有人拍手称快，不是“奸雄”两字，能顶得起这份心机吗？人说曹操是奸雄，是因为他权谋机变，懂得找出对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方式，但那是在“乱世”，且曹操终其一生，何尝对自己的亲友下过手？再对比郑庄公的表面伪善，内心狠辣，曹操是小巫见大巫了。
当然，从政治层面来说，不能说郑庄公全做错了，毕竟，如果是庄公败了，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人们所诟病的，乃是因为这件事本来可以不用变成这样兵戎相见的流血样子，比如面对姜氏的无理要求直接拒绝，让共叔就在一个较小的城邑里安居终老；还有如冯梦龙诗中所写，在共叔段刚刚开始肆意妄为的时候及时教育和稍事惩戒，都不会变成后来的局面。郑庄公在这件事中表现得“既孝又友”，但实际上，杀死共叔段的最终结果只能证明他“不孝不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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