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20日 ，纳西姆·塔勒布的新书Skin in the Game正式出版，万维钢建议把书名译为《利益攸关》。

作者简介

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当前最令人敬畏的风险管理理论学者。曾写过《随机漫步的傻瓜》、《黑天鹅》和《反脆弱》三本书，讲的都是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社会里，我们应该怎么面对风险。这本新书和前面三本书一脉相承。Skin in the Game说的是风险的对称性，意思是参与者在这个游戏里得有一点切肤之痛，也就是出了事儿得承担一点责任。

1 现代社会和利益攸关

3800年前的《汉谟拉比法典》是现存最早的一部法典。一共有282条法律，刻在石头上，在巴比伦的广场上公开展示。它的核心思想是：交易双方要对称地承担交易的风险。比如规定，建筑师给人造房子，住户搬进去，如果房子塌了，压死了住户的大儿子 —— 那么建筑师的儿子就得死。 这就是古人一直以来的精神。你要做一件事，你就得承担这个事的后果。

古代军阀打仗都是自己带队上前线。你决定发动战争，你就得上阵冒险。古罗马皇帝只有不到1/3是死在床上的，大部分要么就是死于政变，要么就是死在战场上。 一直到近代也是这样，欧洲贵族得上战场，打仗得冲在最前面，死亡率得比老百姓高。贵族的本义，就是用承担风险换取显赫的地位。

当然现代社会我们不可能要求建筑工人都为房子而死，但是你最起码得有一定的利益攸关。对飞行员来说，如果他飞不好，不仅乘客得死，飞行员得跟着一起死。不能说乘客在飞机上飞，你飞行员在地面遥控。医生要经历很多生死，不可能说病人死了我也跟着死。但最起码来说，如果有医疗事故，病人可以告你。各种专业人士，都有一定的利益攸关。

那现代社会的利益攸关应该怎么把握呢？

一般跟人打交道有两个规则，一个叫“黄金法则”，一个叫“白银法则”。

黄金法则是说，你想让别人怎么对待你，你就怎么去对待别人。 塔勒布认为这个规则并不适合在现代社会对陌生人使用。因为你觉得好的东西别人不一定觉得好。比如你美国人认为民主制度好，你就给伊拉克人民建立民主制度 —— 但是伊拉克人民可能没有到这个阶段，他们不见得喜欢美式的民主。

塔勒布的观点是现代社会应该更多的使用白银法则。 白银法则就是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 你要是不想让别人这么对你，你就不要这么对别人。

换成这本书的语境，就是第一，你不要祸害别人；第二，你要是不想承担这个风险，你就别做决定。 那根据这样的规则，我们普通人应该怎么做呢？

第一，如何对待别人。

 如果没有利益攸关，不要给别人提建议。你要向谁推荐哪个股票，首先你自己得买这个股票。哪怕是希望一起抬高股价，至少你是真诚的。如果是人云亦云，听说哪个好就转发一下，会给社会造成系统偏见，危害更大。 别人给你提建议，首先他自己得相信这个建议，最好他还得这么做过。他得用信用背书。

第二，如何对待自己。

原则是好好学习不要被淘汰。塔勒布不认可“寓教于乐”，他说为了满足好奇心、为了快乐而学习，不如因为痛苦而学习。 比如说财会这个业务，非常非常枯燥一点意思都没有。但是如果这个公司是我自己的，我算错账后会损失钱，那我就会非常小心地去研究。有利益攸关，人们才会好好学习。 系统总要演化，终归会自动淘汰那些不好好学的人。所以真正的学习都是用淘汰的方式进行的。进化要想有效，不行的基因就必须得被淘汰。

第三，如何对待世界。

首先就是前面讲的白银规则。但是如果你还想做的更好一点，想要追求荣誉的话，还有比 skin in the game 更高的一个境界，叫 “soul in the game”，灵魂攸关。 所谓灵魂攸关，是本来这个游戏里没有你的利益，但是你把它当成自己的利益。 比如说工匠精神。很多工匠完成一个作品并不仅仅是为了挣钱，他觉得只要是我的作品，就必须得是个好东西。有工匠精神的人认为投机取巧是可耻的，他们比不卖假货、认真负责更高级。

按照这个标准，我们可以把事情分成三类：没有利益攸关、利益攸关和灵魂攸关。

普通记者没有利益攸关，胡乱说话有点击率就行。投机者是利益攸关，因为他们是用真金白银在市场上博弈，赌错了就得损失钱。灵魂攸关的是那些调查记者，他们冒着危险把社会黑暗面揭露出来。

2 道德的内外之别

在小尺度之内，人们愿意为集体贡献力量。但是如果系统非常大，那人们就都是为了自己利益而做事，小尺度的逻辑就不好使。

例如，美国政治学家文森特·奥斯特罗姆（Vincent A. Ostrom）提出的“公地悲剧”：如果一片草地是公共的领地，是无主的，那么人们就会无节制地在上面放牧，草被啃光。但是实地考察发现，其实公地悲剧不悲剧取决于社区的大小。小社区的公地并不会悲剧，每个人都会维护公共设施。只有当社区很大，大家互相之间不认识，有便宜不占白不占，这才有公地悲剧。所以解决公地悲剧的问题不一定非得靠私有化，只要让社区足够小就可以。

现代西方政治理念主要有三派。自由主义者主张政府应该给人民谋福利，保守主义者主张政府应该尽量让人民自立自强，而自由论者则主张一切完全交给市场，政府最好什么都别管。 塔勒布的观点是，这三种主张适用的尺度不同：

 * 对家人和朋友，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咱们搞公有制都可以。

 * 对我所在的城市，我是一个民主党人。我要搞福利，我要救助我们本城的人。

 * 对我所在的州来说，我是一个共和党人。我认为人主要得自立，我们照顾不了全州的人，但是可以有一定程度的政府行为。

 * 对整个联邦来说，我是一个自由论者。那就是中央政府的花费应该减少到最小化，每个地区的人管好自己地区的事就行了。

核心思想就是去中心化，本地事务由本地人决定。小国寡民，这差不多也是中国老子的政治理念吧。

3 自由的代价

最重要的往往不是你拥有多少东西，而是你害怕失去什么东西。

现在很多人想“创业”，可他们到底知不知道创业意味着什么。创业的意思不是你说了算。你得跟各方面打交道，应付一大堆事儿，根本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创业的意思是你得独自面对风险。

作为雇员获得了相对稳定，也失去了部分自由。当惯了雇员的人会表现出强烈的服从感。他完全适应了公司的文化，他会依赖公司，哪怕下了班也是跟公司的人交往。他讲的笑话都只有公司的人才能听懂。他退休的时候会依依不舍。IBM 公司以前的规定是必须穿白衬衫，你想穿浅蓝色衬衫绝对不行，西装则必须是深蓝色。像这种规定塔勒布这样的人肯定嗤之以鼻，但对很多人来说，这代表归属感。 科斯说过，雇员在公司内部的价值，比这个雇员对市场上其他公司的价值要高。在这个公司你已经得心应手，换个公司可能就不好适应。所以公司和雇员，这是一个完美的关系。

20世纪的大公司一旦进入标准普尔500强，常常能在这个榜单里待到60年以上。IBM 长盛不衰，IBM 的雇员也都是一干就是一辈子。 但是现在恐怕不行了。最新的统计来看，一个公司入选标准普尔500成员名单，一般只能停留10到15年。时间长了要不就是被别的公司收购合并，要不就是自己变小 —— 这都意味着，裁员。

从风险管理的角度对“雇员”这个身份进行分析，雇员在公司有利益攸关，所以有忠诚度。公司替雇员遮挡了风险，雇员获得稳定，代价是不自由。想要自由，你就得独自面对风险。所以说“Freedom is Not Free”，自由不是白给的。

自由，意味着独自面对风险。风险，决定了你的气质。

4 知识分子

塔勒布推崇那些愿意承担风险的人，因为这些人面对的是真实的世界。

真实世界是有风险的。如果躲在一个大企业、高校或者政府部门里，就等于是有一个机构替你挡住了外面的风险。你被机构化了，你面对的是虚拟现实。

我们特别要说的，是知识分子。书里提到三类知识分子：

 第一类知识分子能发表论文就很高兴了。他们为了论文可能会造假，甚至可能还花钱买论文。有些期刊专门赚这些人的钱，你给我版面费我就给你发表，然后你就可以放在简历里评职称用。

第二类知识分子要发的是“SCI论文”。SCI是个论文检索系统，它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地收录各种期刊。把 SCI 当指标，最多只能说你做的是严肃工作，（也许）没有造假。

第三类知识分子追求质量，要发顶级期刊，要追求“引用率”。大概名校和正规科研机构才有这样的人。比如在 Nature 或者 Science 上发表了论文，都值得庆贺和吹嘘。

在塔勒布眼中，这三类知识分子大概没有本质的区别。现代科研体系是一个不充分的均衡，研究者在某种程度上是自己人跟自己人玩，目的是名望和经费。有很多该研究的东西和真问题反而没人研究。 塔勒布说，现在这帮知识分子——注意，特别是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 ——是在椰子岛上都找不到椰子的人。他们把自己叫做知识分子，但是他们都无法定义什么是知识——他们认为所谓知识，就是别的知识分子承认的东西。这个游戏就是你引用我的论文我引用你的理论，互相抬轿子。

事实是顶级期刊论文里也有大量不靠谱的东西。心理学研究的可重复率不到40%。营养学研究至今搞不清楚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到底哪个该吃哪个不该吃。经济学更是不堪，基本原理也许还有用，一涉及实际问题经济学家的说法还不如一个普通人。 说白了，他们只是在孜孜不倦地发论文，根本不在乎真实世界。他们就是尼采说的那种受过教育的小市民（educated philistines）。塔勒布把这些人称为“Intellectual Yet Idiot（IYI），有知识的白痴”。

知识界有一种文化——同行评议，IYI们整天想的就是影响同行，让他们给个好评议。他们在乎的不是实践，而是参加各种会议和社会活动，比如说有没有被达沃斯论坛邀请，能不能跟英国女王喝茶。他们说着要拯救世界，但整天干的事儿就是开会。

真正的评议应该是什么呢？应该让时间评议、让波动性评议、让脆弱评议。

塔勒布在《反脆弱》书里讲过一个原理。一个东西或者一个思想，你要想判断它将来还会存在多少时间，最好的方法就是看它已经存在过多长时间。比如说，再过1000年以后，手机这个东西还有没有，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椅子这个东西肯定是还会有的——因为椅子已经存在了超过1000年的时间。 能历经时间考验而存活的东西往往是反脆弱的。这东西经得起折腾，将来也不怕继续折腾。特别新的东西，各种时髦的概念，因为还没有经过多少折腾，将来未必还好使。 当然自然科学、比如物理学是例外。古人没有那么先进的观测手段，古人的物理知识不值一提。但是对于社会科学，关于人的各种学问，尤其是心理学，今天的人做实验能发现的东西，古人可能也体验到了。如果一个心理学原理是古代经典里描写过的，在寓言故事里出现过的，那基本上就没问题。

老百姓可不跟你搞同行评议。他们会选择一个真实的人，而不是一个“成功”的人。

5 代理人告诉你的世界

在这个复杂的社会里，会有各种各样的人试图影响你。那你应该怎么自己判断，到底应该听谁的不听谁的呢？

这就有点像《三国演义》里说的谋士和主公的关系。曹操是一个“主公”，他有很多“谋士”，什么郭嘉、荀彧、荀攸……专门负责给他出各种主意。这些谋士都非常聪明，拿出来可能都能独当一面，可以说是专业人士。曹操特别尊敬和重视这些谋士。但是我们注意到，曹操并不对这些谋士言听计从。他经常违背谋士的建议，自己独断专行。有时候因为不听谋士的劝告，曹操就吃过大亏。那曹操这个做法对吗？他为什么非得坚持自己拿主意呢？

现代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在享受主公的待遇。什么健身、理财、教育，各种各样的专家给我们提出各种建议，有的还有定制化的服务。那我们应该直接听专家的，还是学曹操呢？

塔勒布会建议你做曹操。因为这里面有个“代理人”问题。

所谓代理人，就是替你跟世界打交道的人。买房子不知道买哪的好，有房产代理。出国不知道怎么办手续，交给代理。旅游懒得自己规划线路也有代理。 有钱人身边会有各种代理人，他们会指导你的生活。房产代理人会告诉你，像你这样的富人不应该住在普通的地方，你得搬到一个远离闹市的地方，找个大房子，周围一大片土地都是你的，最好站在你家院子里看不见别人家的屋顶。但是如果家里没有十几号人，自己住那么远，周围一点人气都没有，这算什么意思呢？整个身心健康都受影响。

你买个大房子，代理人跟着赚钱；你住大房子难受，代理人不承担这个风险。代理人跟你没有利益攸关，他出于自身的利益会告诉你一个扭曲了的世界。 现代社会这种现象很普遍，就算明明有简单粗暴、对技术要求不高的方法能解决问题，代理人也一定会给你折腾各种复杂的方法。因为把问题复杂化有利于他们获得经费。比如“炫耀性医疗”，就是明明简单的办法就能治好，非得用各种炫耀性的办法把事情弄复杂。“科学主义（scientism）”是一样的道理。越是没有真学问的人越爱弄一堆外行听起来很神秘的术语，搞复杂的仪式，强调标准化的论文格式，用图表和数据把内容不必要地复杂化。

塔勒布讲了个小窍门。在同等条件，各种条件都满足的几个候选人中，那个看起来最不像是同类中人的，往往更厉害。

现在想要影响你的人实在太多了。越是在这样的时候，你越得自立，能为自己负责才行。

6 真正的美德

常常有一些名人，整天鼓吹平等、公平和种族多样性的社会活动家，私下场合却是个会欺负餐馆服务员的人。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因为一个电影成了全球变暖的代言人，还因此拿了诺贝尔和平奖，他的使命是号召世界节能减排。但是戈尔家的房子占地一万平方米，有个恒温游泳池，每年的电费是普通美国人的20倍。

这些人是什么逻辑呢？这个逻辑大概是我呼吁的是系统性的改变，我自己怎么做并不重要。

但塔勒布说，这里面有个信号问题——如果你自己都做不到，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呼吁的这个行动根本就不切实际呢？ 这些人鼓吹的是专门给别人看的美德。真正的美德是在没有人知道的情况下，你默默地做了一些牺牲自己的利益去成全集体的事儿。过去的教育从来都是这样的，而现在美德却成了宣传口号。

美国女作家芭芭拉·艾伦瑞克（Barbara Ehrenreich），想了解美国穷人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她没有诉诸书本和媒体报道，她选择假装自己是个穷人，只带很少的钱，去当了一年餐馆服务员。她发现这个日子确实过不下去。她写了一本书叫《我在底层的生活》， 塔勒布有几个朋友也是这样的。一个学者为了了解蓝领工人过的什么日子，自己到汽车厂去当了一年的汽车工人。一个道德家鼓吹道德，而他自己过的就是苦行僧一样的生活。

 所以，行胜于言。

7 我们谈信仰时我们谈些什么

以前读一些有关佛学的书，注意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有些书会先声明，“佛教并不是一个宗教”。比如有人说佛教是“佛陀的教育”。我理解这是因为大家都觉得叫宗教不好听。

 宗教，是你不问为什么、就全盘接受别人给你设定好了的一套世界观——这个态度太不科学了，这是迷信。别人说了你就信，这不是愚昧吗？

但是，如果佛教不是宗教，那别的宗教也不是宗教。

1981年，罗马教皇遇刺，身上中了一枪，然后马上就被送到医院抢救。这件事是不是挺有意思。这可是教皇啊！信仰上帝的人不应该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上帝吗。可是整个救治过程完全是按照现代医学的方法走的，不管是教皇本人还是他手下，没有任何人提出用宗教的办法处理教皇的伤势，没有人说手术前咱们先做个祈祷。

今天大概所有宗教领袖都是这样的。凡是涉及到个人决策和社会道德层面，宗教人士和无神论者的做法并没有本质区别。 那如此说来，你说你是宗教人士，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宗教是个特别容易引起争议的话题，而塔勒布说，争论双方在谈论宗教的时候，常常是各说各话，因为人们心目中的“宗教”有很多不同的意思。

对早期的犹太人和穆斯林来说，宗教首先是一套司法体系。二者的区别在于犹太人还把犹太教当作本民族的标记，而穆斯林把宗教当做一切。 随着历史不断演化，各个宗教都跟世俗功能慢慢分开了。对现在的犹太人来说，宗教就是一个文化族群，既不代表法律也不代表国家。对天主教来说，宗教就是庄严的仪式，你只要定期去教堂就算是教徒。比如你作为一个天主教徒做了违反教义的事情，天主教其实也惩罚不了你。对佛教来说，宗教是一种修行。

古人的宗教信仰，是一整套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而今天的信仰已经不是这样了。你可以把信仰理解成一套仪式、一套程序，至于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已经不重要了。你甚至可以把信仰理解成一种装饰。当一个人说他信上帝的时候，他可能就只是说说，可能他根本就不去教堂。 宗教不一定是关于信仰的，但是真要加入一个宗教组织，最好也得有点严肃的态度。我们知道佛教有很多戒律，你需要牺牲很多东西，才算一名佛门中人。早期基督教会要求人用自残的方法证明对信仰忠诚，后来自残仪式被免除了，教会找了理论根据说耶稣已经替大家牺牲。严肃的宗教，不能随便进。

那说来说去，严肃的宗教到底有什么用呢？塔勒布提出了一个角度。

宗教给严肃对待它的人提供了一个“理性”的生活方式。

现在“非理性”是个非常流行的词。有些人认为相信虚幻的东西就是非理性，这肯定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我们知道，人们平时看到的很多东西都是虚幻的。人的眼睛就有很多错觉，我们主观视角看到的并不是真实世界，那你能说这就是非理性吗？ 塔勒布举了一个例子。古罗马和古希腊人在建筑庙宇的时候，会故意把大殿的柱子向内倾斜一点，不是绝对垂直的——而这样一来，给人视觉上的感觉反而更直。这是一个错觉，可是你能说这是非理性吗？

什么是真正的非理性？按照塔勒布的标准，如果一个东西对你的生存构成威胁，你还相信它，这就叫非理性。但如果你信的东西有利于你的生存，那就算它是不真实的，也可以说是理性。

举个中国人熟悉的例子。佛教中有一条戒律说僧人在野外喝水不能直接把河里的水拿来就喝，必须先用布把水过滤一遍。还有一句话叫“佛观一碗水，八万四千虫”。这是一个信仰，它的底层原理古人理解的肯定不对，但是它能让人喝到比较干净的水。你要是遵循这条戒律，你的生存机会就会提高，那你就是理性的。 这才是宗教的价值。

因为信教，你的生活方式比较健康，你的生存几率比较大。 事实上，研究统计表明 ，信教者的平均寿命和健康状况都比不信教的人高。 这大概就是因为宗教不仅仅是一个信仰，它还提供了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真正信教的人不能太放纵，不能整天喝酒无度或者酒后闹事。更何况宗教还提供了心灵的慰藉。相对于没有任何信仰整天混日子的人，宗教的确给人带来了竞争优势，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就是一种理性，尽管它有偏差，但是它生存下来了。

塔勒布打了个比方。这就好比说打靶。信教者的每一枪都打到了靶心偏上方一点，每枪都是8环，有一个系统的偏差，但是成绩不错。如果你胡乱打，可能很多枪平均下来是在靶心，没有系统偏差，但是你的成绩更差，因为很多时候都脱靶了。 上面的打靶者有系统偏差，但是成绩更好。

从利益攸关的角度来分析信仰，对大多数教徒来说，宗教已经不是关于信仰，而是关于一种组织方式、一种仪式、一种文化传统、或者一套生活方式。信什么、信到什么程度其实不重要。可是要想真的从中得到好处，就得严肃对待信仰。哪怕是错误的知识，只要能让你更好地活下去，能提高你的生存几率，就是理性的，就比什么都不信要强。

8 “遍历性”和“尾部风险”

塔勒布一直鼓励读者要有点利益攸关，要到真实世界中去冒险，而这本书最后强调的确是要避免重大风险。

我们先来看个例子：有100个人去一家赌场赌博，其中99个人赌完了都没事，只有一个人赌到输光了。那请问，这家赌场是不是一个危险的所在？答案似乎是并不危险的，毕竟输光率只有1%。 好。还是这家赌场，假定去一次的输光率真的是1%。那请问，如果是同一个人，连续去了这家赌场100次，请问他输光的概率有多大？ 答案是他几乎肯定会输光。

这个道理就是空间上 —— 也就是同一时间一群人的集合 —— 的数学期望，和时间上 —— 也就是一个人连续去很多次 —— 的数学期望是不一样的。在数学上，这就叫“没有遍历性”。如果空间上和时间上的数学期望相同，就叫“有遍历性”。

很多人都搞错了这个遍历性问题。他们错就错在把集合的概率和时间上的概率给混淆了。

再来看一个赌硬币的游戏。你投入1元，它50%的可能性会变成0.6元，50%的可能性会变成1.5元，也就是说你或者损失40%或者盈利50%。这么算来，你的数学期望是正的5%，对吧？你是不是应该坚决玩这个游戏？

先别急，这个游戏有两种玩法。 一个玩法是你每次只拿1块钱去玩，假设你有无限多个1块钱，你能够一直玩下去的话，那你长期看来的确是赚钱的。数学期望可以用，你平均每把赢0.05元。这是一个加法的关系。

但是生活中真正的投资，一般不是这么一点一点地玩的。更常见的做法是你把自己所有能动用的资金都押在这个游戏上面，第一把游戏玩完之后，不管结果是多是少，把剩下的钱再次全部押上，这样不断地玩下去。 这种玩法，可就是乘法的关系了。那你最可能的结局是什么呢？是账户清零。

我来帮你算算。比如你玩两把，平均而论你会一赢一输，那么总资产要先乘以0.6再乘以1.5，结果相当于乘以0.9。每玩两把，你平均会赔10%。如果这么一直玩下去的话，玩不了多少把你的资产就清零了。 这就是“遍历性”的厉害之处。

第一个玩法有遍历性，但是赚钱速度太慢实际生活中没人感兴趣。第二个玩法更实际，但是没有遍历性。对没有遍历性的系统来说，“数学期望”没有太大意义。

遍历性这个概念听着挺复杂，其实说白了也简单。如果你在生活中经常去冒一些可能致命的小风险，而且还是 all-in（全压上）—— 比如说高速骑摩托车—— 那就早晚有一天会出事儿。 所以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很多宗教也好、传统习俗也好、老奶奶的唠叨也好，还有各种禁忌，其实说的就是没事儿别作死。

特别是一定要避免所谓“尾部风险”。什么是尾部风险呢？就是在正态分布曲线里面，尾部发生的概率看似很小，但是它对应的后果极其严重，也就是标准的黑天鹅事件。 传统习俗对黑天鹅有非常敏锐的反感，但是现代一些所谓“理性”的人，却看不到这个危险。

比如埃博拉病毒流行的时候，有些记者就说没有必要恐慌，要知道全世界死于埃博拉病毒的人数比美国每年在自己家浴缸中淹死的人都少！这个事实肯定对，但这是不是说埃博拉病毒就不可怕了呢？ 病毒，是“极端斯坦”的事儿，在自己家浴缸里淹死，是“平均斯坦”的事儿。不管世界怎么变化，明年在浴缸里淹死的人数也不会比今年突然增大一倍 —— 而病毒就不一样了，如果没有有效的控制，病毒很容易把死亡人数翻倍甚至增加十倍百倍。病毒是有连带效应的东西，它是一个“尾部风险”。

所以塔勒布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一方面，他非常赞赏那些冒险的人，他认为人应该冒险、要经历反脆弱，要在风险中成长 —— 但这种风险，主要是“波动性”，是不致命的。而另一方面，他强烈反对冒黑天鹅式的风险。

记住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一件事存在尾部风险，哪怕这个风险很小，也应该避免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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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声音

与Skin in the Game同时期出版的，还有史蒂芬·平克的 Enlightenment Now，暂译为《启蒙此时》。 平克写过《人性中的善良天使》等书，与塔勒布都可以称得上是当世之俊杰，但两位的思想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平克认为作为一个现代人，我应该对所有人都好。而塔勒布认为那是不可能的，我应该只对跟我“利益攸关”的人好。

这句话说起来特别简单，但是从此出发，可以涉及现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到个人大到国家，能推导出各种主流的、充满冲突的理念。 当然，两个人的思想各有道理——平克主要是启蒙运动前人思想的总结，而塔勒布更多的是带有他个人的风格。

不读平克，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现代人。不读塔勒布，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实在人。平克引导你仰望星空，塔勒布提醒你脚踏实地。

平克是时髦的学院派，塔勒布是深刻的思想家。 所有这些矛盾，说的都是，怎么在现代社会生存。 平克的书将会给你带来勇气。塔勒布的书则会让你充满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