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邪不压正》谈起：往左的张北海，往右的姜文

料到《邪不压正》会移用古典音乐，理由有二：一是从处女作开始，姜文就喜欢挪用古典音乐来加持自己的银幕力度，马斯卡尼的《乡村骑士》、莫扎特的《A大调单簧管协奏曲》、格里格的《索尔维格之歌》、理查·施特劳斯的《查拉图斯拉如是说》、普契尼的《贾尼·斯基基》，等等；二是，由王菲演唱的宣传曲，选用了英国作曲家埃里克·柯慈的作品《宁静的湖泊》来填词。

但是，我没有料到，《邪不压正》会选择这部作品。

1938年，肖斯塔科维奇32岁。为他带来厄运的歌剧《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已是6年前的作品，艺术生命极富弹性的肖斯塔科维奇开始夹缝里求生存，寻求作品多样化的途径。爵士乐，在1920年代的苏联，是一个禁区，肖斯塔科维奇却对这种来自美国的曲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34年，他尝试创作了第一号《爵士组曲》。作品完成后，取得了很好的演出效果，也就是说，用爵士乐的音乐元素创作的作品还是能在他的祖国开花。4年以后，他再度尝试这一曲风，完成了更为著名的第二号《爵士组曲》，留下了脍炙人口的《第二号圆舞曲》。作品旋律优美，典型的华尔兹节奏里荡漾的，是奔放的俄罗斯风情，所以，《第二圆舞曲》完成以后，被多部俄罗斯题材的影片用作配乐，如奥黛丽·赫本版本的《战争与和平》。《第二圆舞曲》最近一次被用作电影配乐并广为人知，是在英国电影大师库布里克的谢世之作《大开眼戒》里，汤姆·克鲁斯和妮可·基德曼扮演的角色在欢快的乐曲中翩翩起舞的同时，夫妻间的猜忌越来越强烈，这让我们意识到，肖斯塔科维奇这首短章，也可以配合与自由欢快和奔放对立的情绪。

尽管如此，读过张北海先生原著《侠隐》的读者走进电影院欣赏姜文的新作《邪不压正》，放映厅暗场以后，片头开始在银幕上腾挪，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圆舞曲》在耳畔响起，会不会感到诧异：怎么改编，《侠隐》都不会是一个欢快的故事或者充满狐疑的故事吧？

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圆舞曲》曲终，大幕拉开，我们看见银幕上出现了最美丽的北平：粉雕玉琢的门楼和温情涌动的胡同及四合院。呈现出了黄金十年最好的北平，是众多赞誉张北海先生《侠隐》的理由之一。多年前在图书馆遇到《侠隐》抱着试读的心态将其从书架上取下来，继而手不释卷地一口气读完，就是因为张北海先生用最漂亮的汉语将1930年代的北平还原得叫人神往：“晒在身上暖乎乎的太阳，一溜溜灰房儿，街边儿的大槐树，洒得满地的落蕊，大院墙头儿上爬出来的蓝蓝白白的喇叭花，一阵阵的蝉鸣，胡同口儿上等客人的那些洋车，板凳上抽着烟袋锅儿晒太阳的老头儿，路边儿的果子摊儿，刚才后天跟着的那几个小子，秃头流鼻涕的小伙子……他觉得心中冒着一股股温暖”，然而，姜文先生志不在于将张北海先生笔下的北平完美地呈现在银幕上，所以成片以后先睹为快的高晓松会追问：“为什么原著的乡愁情结所剩无几”。

“乡愁和旧韵留给别人拍吧”，是姜文给高晓松的答案，更是给所有《侠隐》读者的“预警”，因为，坐在电影院里观看《邪不压正》，我们很快发现，说是改编自张北海先生的《侠隐》，李天然、蓝青峰、朱潜龙、关巧红、唐凤仪倒还是原著中的姓名，马凯医生变成了亨德勒医生，朱潜龙的帮凶、日本人羽田变成了根本。改变人物的姓名，是《侠隐》到《邪不压正》后最可忽略的变化，那么，哪些变化忽略了就不能理解姜文先生对原著所做的取舍呢？

让没多久就从马凯医生家搬出去单干的李天然，驻扎在了亨德勒医生的家里直到剧终。如此变化，让纯粹的马凯医生变成了七七事变前夕北平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中的一支，他被蓝青峰推出城墙摔死，也就顺理成章了。

让李天然从杂志编辑变成妇科医生，与唐凤仪的交往也就可以直接软玉温香了。70岁的唐凤仪纵然是沉鱼落雁，依然不能让李天然动一动凡心，为什么？因为，关巧红。

姜文先生舍弃原著中的乡愁和旧韵的同时，也将武侠不足文艺有余的《侠隐》中不足的那一部分处理成了影片的基调而不是主旋律，就是为了渲染李天然与关巧红之间的浪漫故事。为了让这个浪漫故事的分量足以抗衡夹缠进了民族冲突的复仇故事，从《侠隐》到《邪不压正》，变化最大的，是关巧红。

原著中，这个丈夫和儿子被日本兵汽车轧死的寡妇，只是在胡同里借了一间房靠手艺吃饭的小裁缝，虽也清丽可人，最多也只是与李天然心意相通的异性。后来帮助李天然完成复仇计划，顶多是助一臂之力，哪里像电影里，假如没有关巧红的循循善诱，眼睁睁地看着师傅一家被朱潜龙和根本残暴杀害却无能为力在李天然心里堆叠起来的魔障，就无法消解，李天然也就无法完成从男孩到男人的蜕变。

世纪文景在《邪不压正》上映之际重版的《侠隐》，比我以前读到的版本，多了一些内容，包括一篇《（侠隐）作者张北海答客问》。回答中，张北海说了这样一句话，“这部《侠隐》，除了带动故事情节的报仇主题之外，尤其对我个人来说，还有一个也许更重要的主题：老北平的消失，侠之终结”，一语道出了《侠隐》与《邪不压正》的“分歧”。

写作《侠隐》，张北海先生是为了纪念已然消失的过往；被《侠隐》打动继而将其拍成电影，姜文先生只是想借助小说的背景和人物关系，完成一个永远的银幕浪漫故事，也就是说，张北海先生和姜文先生都以《侠隐》为起点，前者回到了从前，后者去到了未来。从《侠隐》到《邪不压正》，张北海先生往左，姜文先生往右。喜欢被岁月尘封后愈加醇厚的乡愁的读者，尽可以在《侠隐》里找到慰藉；更愿意随电影摆脱地上血雨腥风的羁绊在四合院的屋顶上自由翱翔的，就去看《邪不压正》，去看关巧红成就李天然的故事。他俩似是而非的爱情，在埃里克·柯慈的《宁静的湖泊》、莫扎特的《A大调单簧管协奏曲》的第二乐章和格里格《培尔·金特》组曲中《索尔维格之歌》的陪衬下，美得叫人艳羡。有意思的是，《A大调单簧管协奏曲》第二乐章和《索尔维格之歌》都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姜文的电影里，尤其是后者，几乎成了《一步之遥》的主题音乐，《索尔维格之歌》到底吟唱了什么？生活放荡不羁、行为荒诞不经、浪迹天涯的农家子弟培尔·金特，又不知道冶游去了何方，初恋的爱人索尔维格始终初心不变，她在茅屋前一面纺纱一面唱起了这首《索尔维格之歌》，想用耐心唤回浪子的心，并坚贞不渝地等待培尔·金特归来……此曲意思显豁，再一次让其出现在自己的电影《邪不压正》里，姜文先生用了唐尼采蒂的歌剧《爱之甘醇》中的名曲《偷洒一滴泪》来回应，“我怎能离开她？她爱我，我看得出”。在姜文看来，他的“民国三部曲”演绎至《邪不压正》该有个完美结局了。

哪里会有完美的结局呢？七七事变后日本军队进了北平城，张北海笔下的老北平和侠消失了，姜文在银幕上营造出来的浪漫故事，又怎么能永恒？没有一个古典音乐乐迷会不知道，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爵士组曲》创作于乌云压境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