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通各种书体，奠定成功基础

《宣和书谱》中云：

“大抵书效羲之，诗追李白，篆宗史籀，隶法师宜官，晚年出入规矩，深得意外之旨；自谓‘善书者只有一笔，我独有四面’，识者然之。……好事簪缨之流，出其所有奇字，以求跋语，增重其书而芾喜之，即为作，古纸临仿，便与真者无辨。”

米芾晚年在谈论自己学书经历时也说：

“余初学颜七八岁也，字至大一幅，写简不成。见柳而慕紧结，乃学柳。久之，知出于欧。久之，如印板排算，乃慕褚而学最久。又慕段季转折肥美，八面皆全。久之，觉段全铎展，遂并看法帖，入晋魏平淡。”

我们从中大致可以梳理一下米芾的学书道路：

米芾七八岁就开始学颜（真卿），这是它日后行书的基础。
“见柳而慕紧结，乃学柳《金刚经》。”这为他日后“沉着痛快”书风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久之，知出于欧，乃学欧”。这里所说的“欧”就是欧阳询。欧体法度严谨，笔力险峻。
米芾早年学欧，但不久他就认识到欧楷“印板排算”的弊病，“乃慕褚而学最久”。可以看出，他学褚最长，“褚”就是褚遂良。可见，在唐人书家中，对米芾影响最大的就是褚遂良。褚书用笔变化最为丰富、结体极为生动，这令米芾十分倾倒。清吴德旋在《初月楼论书随笔》中引恽南田说：“褚、米一家书，学米先需从褚入”，正是对此的一个总结。
后来，米芾“又慕段季转折肥美，八面皆全。”这里的段季展，是中唐人，我们似乎对他了解不多，其书法到宋代也几乎失传，学他书法的人更是寥寥无几。但米芾却对他情有独钟，显示出他在学书上超越常人的胆识。
最后我们看到，米芾“久之，觉段全铎展，遂并看法帖，入晋魏平淡。” 米芾在元丰五年（1082年，这时他32岁左右）特地到黄州拜谒了苏轼，在苏轼的点拨下，他开始转向晋人法帖，甚至将自己的书斋改名为“宝晋斋”。他初涉《怀仁集王圣教序》，又习《中秋帖》。在他之后的代表作《苕溪诗》、《蜀素帖》及尺牍《李太师帖》、《张季明帖》、《向乱帖》等作品中，我们都能看到这一痕迹。

《方圆庵记》，米芾书。原石于北宋元丰六年（1083年）刻。书法腴润秀逸，乃米芾”集古字”时期佳作

能入“晋魏平淡”，为他日后书风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他拜谒苏轼一年之后（也即宋元丰六年1083年），他就写出了《方圆庵记》，从中可以看到学习二王的风格极为明显。《方圆庵记》可以看做是米芾集古字阶段的代表作品。他从此步入晋人之道，并沉浸在晋人法帖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

米芾在32岁之前，几乎以临摹唐人为主，精通各种书体，这是他集古字的重要阶段。他临习法帖十分认真，能达到形神兼备、以假乱真的境界。这为以后米芾的集古出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为各种书体之间笔法相同、技法互补，而真正让他书法腾飞的，则是在苏轼劝其改学晋人之后。

善于观察，精于临摹

米芾是临摹高手，他几乎是学谁像谁，这一点正好说明他精通各体、用笔技术水平极高。

米芾生活的年代，他还能见到很多真迹，而他一生也收集了大量的晋唐名家法书，又目睹了内府及私家收藏的大量法书名迹。这是他的幸运。

《东山松帖》，晋，王献之书，纸本，行草书，纵22.8cm，横22.3cm。传为米芾摹本。

他时时将这些名作加以临摹，几乎能到丝毫不差的地步，很多临摹几可乱真。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晋人的书法，其实是米芾的临摹之作（如王献之的《中秋帖》、《鹅群帖》、《东山帖》等）。米芾的这些临作，笔法功力深厚，气韵直追晋唐，却又独具风骚，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晋唐名迹而受世人珍视。41岁那年，米芾把自己的署名“米黻”改成了“米芾”，笔画由繁而简，这看似是便于书写之势的纵逸，其实却是他学晋人之后钟情于“天然成趣”的反映。

米芾集古字，为他打下了坚实的书学基础。他在临摹之间，领会先人笔法，丰富自己的表现力，融铸古今而幻化出自己“风樯阵马”、“天然成趣”的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