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厉王，姓姬名胡，是西周的第十位王，周夷王的儿子。他在约公元前878年即位，由于他在位期间实行“专利”政策，即以国家名义垄断山林川泽专营，直接损害了“国人”利益，导致国人暴动，于公元前841年把他推翻下台，被迫流亡在外，他在位共37年。他流亡14年后死去，由他的儿子继承了王位，号称周宣王。
周武王是在公元前1046年推翻了商纣王的统治，建立了周王朝，至周厉王即位的时候已经过去168年。周王朝虽然实行的是“土地王有制”，但由于不断地将土地分封给后世子孙，名义上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其实已经是句空话了，土地实际上控制在各诸侯手里，大家口里声称“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其实都已经都是“诸侯之臣”了。此时周王室的地位已经下降了不少。
当时，周王室主要有两大问题：一是分封的部分诸侯不太听话，二是外面的少数民族经常骚扰周王国。周王室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办法很简单，对内就是“杀”，对外就是“打”。早在周厉王的老爹周夷王的时候，各诸侯都来朝贡，但荒服之地的小国不来。失了面子的周夷王于是出兵讨伐太原之戎，攻至俞泉，斩获了一千匹马；对于诸侯，周夷王为了立威，曾把齐哀公给烹了。
到了周厉王，他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在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口钟叫“宗周钟”，又名“㝬钟”或“胡钟”，乃西周厉王自己用的青铜器，高65.6厘米，重34.9公斤，计有铭文123字，是周代青铜钟铭文中最长的作品。根据这篇铭文记载，当时有个南方的小国濮国，大胆来犯周土，周厉王便下令讨伐，直接就打到了他的都城。濮王一看不行，赶紧派他的使者来议和称臣。其他南夷、东夷的二十六个小国也觉得周厉王过于生猛，也都过来朝贡。
记载周厉王事迹的文物还有一件叫“㝬簋”。㝬簋通高59厘米，口径43厘米，腹深23厘米，重60公斤，现如今为陕西扶风县博物馆藏。1978年5月陕西扶风齐村出土。这是簋当中最大的一件，被称为西周“簋王”，宝物上圆下方，象征“天圆地方”。此簋铸于厉王十二年，是周厉王为祭祀先王而自作的一件礼器。
㝬簋的铭文中开头这样写道：“王曰：有（旧）余隹（虽）小子，余亡康昼夜, 坙（经）雝（拥）先王，用配皇天。簧（横）黹（致）朕心，坠（施）于亖（四）方。”意思是说，我（周厉王）虽然是各先王的后辈小子，但我也是昼夜不敢享乐，像先王那样辛苦地工作，这样才能符合上天的旨意，而上天也光美我的心，并施及四方。这句话虽然是周厉王自夸之词，但也表明了他的志向。
㝬簋的铭文中接下来一句是“肆余以（义）士献民，爯（称）盩先王宗室”。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与贤士大夫适当调协先王宗庙之制，也就是说要进行改革。他在后面的铭文中还求祖先们保祐他继续完成伟大的上帝所赋予的而美好的使命，宣导我进行远大的谋划。
应该说周厉王还是很有志向和抱负的。对内立威还好说，从他老爹能把齐哀公给烹了这件事，表明周王室在诸侯当中还是很有威信的，大体上还可以为所欲为。但对外战争可是需要花钱的。于是，怎么才能收罗更多的钱，才是周厉王最为头疼的事。
㝬簋是周厉王即位12年时的作品，从它的铭文中可以看出，周厉王很可能在此之前便开始了改革。不过，周厉王到底进行了什么样的改革，具体有哪些改革措施，历史上没有详细的资料。在《国语。周语》里只是提到周厉王实施“专利”政策，也就是说对山林川泽垄断专营，大概是普通国人捕鱼打猎挖矿等经济活动需要纳税之类，也就是后人实施的“官山海”政策。此外，还有学者猜测，周厉王可能还有关于土地征税相关的改革措施。
西周时期，把居住在都城之内的平民叫做“国人”，把居住在郊外的叫“野人”。一般来说，居住在城里的多是达官贵人、手工业者和商人，而住在郊外的多是农民。当然西周时期人的等级划分比较复杂，就统治阶层来说，左传有“人有十等”的说法，从上到下的顺序是“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国语晋语》中的说法，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分配机制是“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
周厉王的这些改革措施毫无疑问是触动了中上层的利益，也就是所谓的“国人”阶层的利益，至少是触动了中产阶层的利益。而他的改革措施如果真如某些学者猜测的那样，还改革了土地税收政策，他触动的可能就不仅仅是“国人”阶层的利益，很可能连士大夫阶层的利益也触动了。
史书上对于周厉王实行“专利”政策这件事记载的比较清楚。为了推行这个政策，周厉王还重用了一个叫荣夷公的人。对此，周大夫芮良夫持有不同意见，他劝谏周厉王说：“难道王室真的要衰败了吗？荣公只知道‘专利’的好处却不知道它的坏处。所有的利都是由百物所生、天地所载，如果被垄断了，害处太多了。这天地间的百物理应归全体老百姓所有，人人皆可取之，怎么可以垄断专营呢？反对的人很多，说不定会带来大祸。作为人民的君王，应该因势利导，把所有的利益合理地分配给全国上下才是。个人搞垄断经营还称他是偷盗呢，大王您这么做，谁还追随您呢？您真的重用荣公、采取他的这套做法的话，周王朝必定衰败下去。”对于芮良夫的苦苦相劝，周厉王并没有听进去，最终他还是任命荣公为卿士，并实施了“专利”政策。
周厉王的改革，引起了“国人”的不满，大家私下里都在“谤王”，指责周厉王暴虐侈傲。这时，周厉王的另一个卿士“邵公”，劝谏他道：“老百姓受不了这样的政策啊”。周厉王当然很不高兴，于是从卫国找来会巫术的人，让他们监视看看到底谁在诽谤周王，如果发现谁敢诽谤周王砍了便是。诽谤周王的人自然是越来越少，不过各国诸侯也不来朝贡了。到了周厉王34年的时候，周厉王的政策越来越严厉，大家只好“道路以目”，走在路上都不敢说话，熟人在街上见面只好使个眼色，权且当作打招呼。
这下周厉王高兴了，把曾经劝谏他的周邵公叫来得意洋洋地说：“你看，我把诽谤给灭了吧，都不敢说话了。”周邵公说：“这是把老百姓的嘴硬堵住了啊。提防老百姓的嘴比提防洪水还要困难。”于是又苦口婆心地向周厉王讲了一通大道理，这时的周厉王哪里听得进去。又过了三年，国人们相约造反，周厉王吓得跑到彘国避难去了。周厉王被赶跑后，共伯和开始代行王政，国号“共和”。
当然，史书对于“共和”也有不同说法，如《汲冢纪年》中就提到“共伯和干王位”，说共和是篡权。确实，如果没有上层人物的参与，确实是很难推翻一个王的，尤其是已经在位三十多年的王。但不管怎么样，共和对周厉王并没有赶尽杀绝，而且过了14年，在周厉王死后还把政权交还给了周厉王的儿子周宣王。
在历史上，史学家们给予周厉王极为负面的评价，司马迁对他的评价是“王行暴虐侈傲”、“以恶习闻”。还有些史家评价更为不堪，如徐宗元辑的《帝王世纪辑存》中对周厉王的评价是“荒沉于酒、淫于妇人”，直接称他是酒色之徒。
其实这些评价都有些偏颇，并没有全面地评价周厉王。他如果真的如史家评价的那么不堪，怎么可能执政长达37年之久？我们从青铜器的铭文中可以看出，周厉王其实是一个有着远大抱负和理想的王，他为了实现其理想和抱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尽管我们并不清楚这些改革措施的细节。但他并没有处理好改革引起的矛盾，最终落得流亡的命运。
回顾周厉王的改革悲剧，对于我们今天的改革也有深刻的启迪。
自古到今，改革是当政者引领国家走向强盛的主要手段，这不仅体现了当政者的个人理想和抱负，但在国家强盛的同时实现国民富裕又何尝不是普通国民的期盼？但改革本身更多是政治措施的改变，是对现有利益格局的重新定位和调整，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多数人获得利益。周厉王的改革只对王室有利，侵害了大部分国人的利益，因而失去了国人的支持。这是周厉王改革悲剧的根本原因。因此，无论进行什么样的改革，只有让多数人获得利益才可能成功。
其次，周厉王对不同意见的压制，直接导致了“国人暴动”。改革既然是对既有利益格局的重新分配，引起既得利益者的反对是必然的，但采用卫巫的监视来消除国人的不同意见显然是大错特错，国人甚至是士大夫阶层的不满情绪无从宣泄，才联合起来推翻了周厉王。这个事件在也许会有高层人物的有心之作，但的确是得到了普通国人的支持。因此，无论进行什么样的改革，均应妥善处理“失利者”所引起的矛盾。对于失利者的反对，一味地进行压制并非上策，有时反而会激化矛盾。如果失利者是多数人，当政者仍采取暴力手段进行压制，改革失败几乎是必然的。
正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发生在两千多年前周厉王身上的悲剧，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其实并未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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