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尔是什么？”
“钵扎。”
我脱口而出，孩子啊啊啊的摇着头扑进我怀里。比夏天更热的是夏天的人。
“钵扎是什么？是受伤了吗？”
“是夜晚爸爸带着孩子走街串巷卖的一种饮料。”
孩子明白了些，又问，“那伊斯坦布尔是什么？”
“是麦夫鲁特卖钵扎的城市。”
“钵扎到底是什么呀？”
孩子靠在沙发旁练习压腿，边练习边和我聊天。我索性在一旁的地板上躺下，夏天还是躺在地板上最舒服。
如果有一碗冰豆浆或者绿豆汤，酷暑也会清凉许多。
我告诉孩子伊斯坦布尔是我想去的地方，有时间要和他一起去，他摇了摇头，说不想去。我问原因，他说因为自己不认识麦夫鲁特，也不会说伊斯坦布尔语言。
我说只有去了那里才知道钵扎是什么。妈妈是在《我脑袋里的怪东西》这本书里知道钵扎的。至于它究竟什么样子就无从得知了，也许像酸奶（这是最早我对钵扎的幻想）。但钵扎一定不是酸奶或像酸奶一样的东西，因为有一段时间麦夫鲁特上午卖酸奶，晚上卖钵扎。
后来我又对钵扎有了新的想象，觉得它像加了豆乳的啤酒，颗粒状白色悬浮物在金黄色液体中，既不能混合也不完全分离。
书上说钵扎是一种由小米发酵制成的传统饮料，气味香郁、呈深黄色、微含酒精。在禁酒精、禁葡萄酒的奥斯曼帝国时期视作一种饮料。麦夫鲁特被问钵扎含不含酒精时，会回答，“钵扎不含酒精。”
他明明知道这是错误的，在这个问题上，他爸爸也是这么说的。所以他不是没有别的回答，而是他爸爸也这么说的。
我曾用一个多小时翻阅上海各类美食介绍，尤其是上海的土耳其餐厅。没能找到钵扎的踪迹。为此还遗憾半日。传统食物在丢失，这个事情地球上各国之间都差不多。
记忆中的食物也渐渐成了脑子里的怪东西，翻出来说时，总觉得滋味不好描述，呼愁呼愁。
看着孩子练不到五分钟就想偷懒，我躺着正舒服着实不想起身，便说道，“我给你讲讲上海的钵扎吧。”
“上海也有钵扎吗？”
见他来了兴趣我连忙说，“当然，豆浆、咸豆浆、豆花、豆腐脑、豆腐花、钵扎。”
孩子换了个姿势两只小手抓着脚尖，侧着脑袋催促我，“快说呀，然后呢。”
豆浆，豆花，豆腐脑都像钵扎。不同的是豆浆是甜的，豆腐花、豆花、豆腐脑也许是一种东西，至少都是咸的（前几年才知道有些省吃甜的豆花）。只是这东西我自小就不吃，直到最近几年才吃过几次，算不上熟悉。
这些食物中最先让我联想到钵扎的是豆腐花。豆腐花总是在下午才有卖，到了三点来钟，窗外就传来了吆喝声，“豆腐花，豆腐花。”
这时候外公就放下他的水烟和新民晚报，从抽屉里拿出几毛钱，往印着“上海运输五场”的白色搪瓷碗里一放，开门朝院外走去。出门时还是一只手端着碗，回来时两只手端着碗的两边，呼噜噜跑回来。水烟也不抽了，碗橱里拿出勺子搅拌两下便吃起来。
我看着嘴馋，却不想尝试，这东西闻起来怪怪的，还有些小虾爬在上面，黑不溜秋的汤水里泡着白乎乎的豆腐。最不可忍受的是整个碗里挑不干净的葱段。
外公吃了几勺又不情愿地起身，到碗橱里翻来翻去，最后喊道，“老太婆，辣油呢？”
“吃什么辣油啊？”
外婆在门外的厨房里准备晚餐，两人隔着门喊话。
“辣油哪？”
“要什么辣油啊。”
“辣油哪？”
就这么喊了几个来回。外公找着一个几乎见底的瓶子，喊声也就停了。对着瓶底连敲带拍一阵忙乎，最后心满意足，一口气把豆腐花吃得干干净净。
“这东西很好吃的，下次给你打一点。”
“我不要。”
“不要算了。”
外公前几年不在了，这些年也再没见到吆喝豆腐花的小贩。要吃一碗豆腐花倒是方便，不少店里都有卖，价格也还公道，十块钱足够。只是这吆喝声再也听不到了。
我对豆腐花没有什么可以评价的地方，因为它的味道在记忆里根本不存在。远不能像普鲁斯特描写玛德琳蛋糕那样细致入微。说起钵扎时我想到的那些食物里确是豆腐花和它最像。像在走街串巷的人，和那父辈到孙辈都不变的叫卖声——“豆腐花，豆腐花。”
咸豆浆我是不吃的，碗里悬浮着颗粒，不能混合也不能分离，像化学实验室试管里的液体。
这东西，闻起来透着酸味。
很长时间里我只喝豆浆，小时候爱喝，现在也一样。豆浆也许是形态上最像钵扎的。小时候爱喝加糖的豆浆，加了一勺还偷偷跑到糖罐子里再舀一勺。外婆总是当没看见，把我惯出一口蛀牙。现在我只吃不加糖的豆浆，经常是不加糖也能吃出甜味。不知道豆浆里除了豆子和水还混入了什么。
喝了几十年的豆浆，真到动笔时却连半句味道也写不出来。好像一直在变，从没有个固定的味道。
搜肠刮肚，想到夏天午后装在不锈钢茶杯里的冷豆浆。读小学时，奶奶家有个小石磨。有一阵子奶奶每天用它磨豆浆，上午煮完晾着，下午放学回来捧着杯子喝下大半杯，沁凉甘甜的感觉。
后来家里买过豆浆机，怎么也做不出那时候的味道。
豆浆一直是上海人早饭的主角。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流行夜里吃早餐，夜市豆浆油条生意兴隆。夏夜晚上吃过几次，吃完胀得睡不着。
孩子说他喜欢喝豆浆，我说那是当然，谁会不喜欢豆浆呢。
他又说，麦当劳的豆浆甜甜的，很好吃。
我说那是用粉冲的。
他又说他知道，和奶粉一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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