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半年多，我频频客串老师，才知道当老师的不易。有一次要讲三小时，虽然叫了中场休息，最后还是觉得气短。
象我这样不适合当老师的，大有人在；他们中因为这样那样原因，最终以此为业的，怕也不少。梁敏就算一个。
梁敏是我在华东政法学院时的老师，他给我上过两门课：国际私法和国际税法。这两门课据说都不好教，一个虚无缥缈，玄而又玄；一个初启山林，举步维艰。
梁老师个子高高，戴一副银边眼镜，面色白净，生性腼腆。他说话总象试探着，语调不活泼，声音也不美。有时节奏把握的不好，会忽然停下来，湿润的大眼睛望下来，倒象是望着破碎的山河，春深的草木。
然而这两门课是我特别喜欢的，因为那些不确定性，让我觉的可以不去记忆和复述，而是打破和创造。我因此成了梁敏课堂上最活跃的学生，不仅会回应他的提问，而且经常挑战他。
记得有一次讲美国关于法律适用的新理论，大家听得云里雾里。他也晾在那儿，不知道如何继续。于是问：谁可以把我刚讲的复述一下？
我就站起来，象复读机一样说了一遍。然后说，老师，这样不行啊，你只说了这么那么一步一步的，可是为啥要这样呢？有啥好处呢？
梁敏当时脸就红了，嗫嚅着，哦，你听懂了这一层了。你提的这个问题，我先研究研究，下次课再说。
待到下次课，他果然有回应，而且讲得很好，声音也高了不少。
上国际税法时，我已经大三了。这门课因为荒地更多，我和梁敏的争论尤甚。同学们有时会劝我，别太火爆，让梁敏下不来台。梁敏虽然会脸红，但似乎并不觉得冒犯。最后考试，他给我的成绩最高，还和XYH说，我对这门课是学透了。
毕业后，我行走各处，见世识人，成长老去。有时我会想起梁敏。他生性腼腆，我也向来不屑课后围着老师要小红花，所以我们说的最多的话，就是在课堂上。他望下来，眼神里是宽容、鼓励、肯定；我的目光迎上去，说他不对，说他不明白，说我比你好。
我们相互激发，共生同长。
我之后几次向留校的同学打听，知道梁敏后来移民去了澳大利亚。不知道他是否还在教书，也不知道他能否想到，那个曾经总是迎着他的目光望上去的学生，现在有时也会满怀期待地望下来，象是望着破碎的山河，春深的草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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