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撕春联，去年的，已经裸露在外一年的，异面已久的春联。
我撕春联是为了贴上新的一对，而对于这中国人用来期许一年吉利的红纸黑字来说，年，即代表生命。
为了防止在年中时意外滑落，父亲年年换对联的时候都用了很强力的双面胶，贴完之后又怕不紧，就用手死死按住，上下滑弄几下，胳膊顿了几下，然后离开，站在对联外一米位处仔细端详，也不知是在品读对子还是在看有没有那些地方不平整，需要继续捋平。确定位置方正没有褶皱后，父亲便又开始了另一面的贴整工作，而按照我定义我家春节到来的方式，父亲贴对联一般视为我家春节的开端。
可每次换新对联时，地上便或多或少有着上一对春联的碎纸，如同拼图散落一地，只可惜再也拼不起来了。如果不是打印成型的模范对联，世上本没有一对完全相等的对联，于是每一个对联的换下，就以为着少了一副充斥写对联行客那抱有敬意的祝福，而且独一无二，即便字可能一致，但落笔时的韵味神态，毛笔入纸的洒脱锋芒，都不会一样，甚至，为了给自己中意的一家人写对联时，还会练习数遍裁纸数次，直到自己满意为止，所以说，对联在完成的那一瞬便不再只是普普通通的十八个字①，而是带有一种古代罗曼蒂克的潇洒。而这种独一味的潇洒伴随着新的对联的代替，便意味着一年祝福的祈求落幕，而新的祈福即将到来，新的一年也随之而来。
姐姐曾经写过对联，像他们这样会用毛笔字的男孩女孩，是一种家人的福分，小辈的对联并不显得那么风骨昂然，而有一种不成文的拘束，这种拘束致力于把每一个字写的完美，即便字的内容、句的含义、联的寓意是什么并没有人去深究，但美的字摆在门面上，就能展现文字本身所表达的意味——
新年好，新年快乐，新年新气象。
旧联已木，福旧入土，
新对挂门，人新待发。
——这便是旧联的最后使命。
有一些家具是不得不淘汰的，“不得不”是体现感情的修饰，所代表的是这类家具用的时间很长了，当有一天被新物替换或升级时，所持有者甚至会有一种不舍的情感。
人很奇怪，喜迁新居本带有喜字，可有些人却总忘不掉过去的生活，那种适应了乡村田野空旷豁达的人适应不了高楼耸立狭隘拥挤的生活，那些适应了随心所欲无忧无虑的人也适应不了处处受制烦恼缠身的生活，于是这些人便把思念归于旧家——故乡便成了依靠，哪怕是心灵慰藉也罢，或难面现实也罢，故乡就是如此。
老物件有他们自己的魅力，虽然老物件也只吸引时间对应的“老者”——一个年代的少年少女们，在那些老物件盛行的年代里享受了不亦乐乎的快乐，在它们凋零后便留念过往或痛骂时间，却谁也无法改变，必须接受未来的现实。
过年前母亲给姥爷买了新裤子，按理说新年换新衣是习俗，而老一辈人更爱遵照习俗办事，可姥爷回家时还是穿着自己的旧裤子——黑色棉裤，穿在姥爷腿上像是肿了一圈，有些被空气肿胀的感觉，姥爷有些倔强，只有在弟弟们来的时候才有一种大哥风范，平日里更像个孩子，玩手机网购甚至和我一起看《神探夏洛克》，可好像只有到人老了以后，人心才会变得软了很多，会为一些琐事小物而烦恼，也会充满幻想向往田园。在他眼里，新裤子虽然好看艳丽甚至舒适，却再也无法让这个年近八十的老人接受它了。姥爷可以接受手机平板小度小度，却无法接受一条崭新的裤子，一条价钱可能不及前三物零头的贴身之物。或许在姥爷心中，即便手机平板玩的再多，也终将不是他那一代人的“贴身之物”，属于姥爷的时代终究还是过去了，在那个时代里，在那个时代的印象——或是折磨——或是留念里，在那个还有长辈的春节里，窝窝头、白面与棉裤子才是贴身之物。
而其实世纪青年们也有了属于自己的时代印记，在我的童年，喜羊羊与灰太狼都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童年，而是奥特曼，是迪迦戴拿，是杰克雷欧，诚然这是一个相信光的时代，多多少少看见这个世界的流行又有一丝“复古”的气息，倒也算是开心，但总觉得少了些什么，就像现在看奥特曼，与小时候看的总觉得差了点什么。
差了些什么呢？我有时会看见小霸王游戏机旁还有一些年长我几岁的青年们一打就是一个下午，虽然游戏机旁灰蒙色调与残垣断壁成为了主调，但也并不影响他们的兴致，相反，没有人的世界里，这些二十年前拳皇对决的少年们又一次梦回当时，即便梦会醒，即便当时会变成现时，但并不妨碍那一时享受曾经的快乐。
我明白了，是快乐。
奥特曼还是那个奥特曼，是我变了，我开始要求奥特曼要有深度和广度，就如同曾经那些经典，但我忘了，奥特曼即便不是当年那个我们反反复复强调具有社会价值的动画，可依旧带来了快乐，我所要求的，是我接受了新事物之后的认识，但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旧物件所吸引的对象不再是我，而是那些新的孩子们——游戏机也如此，棉裤子也如此，甚至对联也如此。
这便是老物件的最后使命：
让我们记住那些我们曾经所拥有的一切，然后抬起头面向明天。
by 佐也.
①:七字对联与横批一共十八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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