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辞》云:“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
如何理解“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解读这句话,须注意,“变通”与“利”在《系辞》中都有特定含义。另外,“鼓之舞之”是难点,但可以根据“尽神”来推测其涵义。
一
所谓“尽利”,这个“利”非利益之利。如《中庸》分一个知、行,以“利而行之”与“学而知之”搭配。《系辞》曰:“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变通”或“通变”在现代汉语是一个常用词,在《系辞》中却有更深的含义。《系辞》曰:“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中庸》点出“学知利行”,从学而知之、利而行之须体会出“变则通”这层意思。
入于孔门之学,心物内外是贯通的,此即“一阖一辟谓之变”。孔子经常点出一个“恒”来称赞颜子好学,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孔子说自己“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也是“恒”。变则通,通则久,“往来不穷谓之通”,正是在阐释“恒”,能“通”,才能“恒”。
《系辞》言:“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以“通变”来界定“事”,此“事”非事物之事,倒是与《中庸》“不诚无物”之所谓“物”意思接近。只是《中庸》合于“性”而言“道”,合于“诚”而言“物”,而《系辞》点出“事”与“神”,从境界上考察,两者有高下之分。
“阴阳不测”,此是形容变化之精微,所谓“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通变,尚可知可测,显然,“阴阳不测”高于“通变”。回到“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可以判断出,“尽利”与“尽神”也有高下之分。
经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变而通之以尽利”,落在工夫论上说,则是“学知利行事”;“鼓之舞之以尽神”,乃“生知安行事”。《系辞》作为《易传》的一部分,推天道以明人事,《中庸》由尽人性而上达天道。两部经典虽然立论的角度不同,义理上却相互印证。
《系辞》曰:“夫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正对应《中庸》三达德之勇、知、仁。“穷则变”是困知勉行事,“变则通”为学知利行事,“通则久”乃生知安行事。
通则久,由“通”而上达“久”,《中庸》所谓“至诚无息,不息则久”。而“至诚无息”在《系辞》即是“知几其神乎”。
二
《系辞》曰:“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
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鼓”即鼓之舞之,此是说天道之化育流行。
孟子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离娄上》)
“乐则生矣”,“生”即“性”。孟子以心体之“乐”来解礼乐之“乐”,乐由心中自然流露出来,不觉手舞足蹈起来。
大程夫子曰:“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阳明先生曰:“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人若复得他完完全全,无少亏欠,自不觉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间更有何乐可代。”
儒家以手舞足蹈来说心体之乐,这不是落在个体感觉层面上的快乐,与庄子所鼓吹的“逍遥自适”也不同。从手舞足蹈中须体会出“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下学而上达,学达性天,人之手舞足蹈,即天之鼓之舞之。
《毛诗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从“言之不足”到“嗟叹”,从“咏歌”再到“手舞足蹈”,以“手舞足蹈”来弥补咏歌之不足,故《毛诗序》所言“手舞足蹈”,其义浅。
孔子论善人之道,曰:“不践迹,亦不入于室”。(《先进》)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尽心上》)
既然说“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便知“践形”高于“践迹”。如果以《大学》“格物”工夫来解“践迹”,“践形”则是《中庸》所谓“成物”。孟子言“手舞足蹈”,即是在说“践形”。
三
孟子曰:“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尽心上》)
对于四体不言而喻,朱子注曰:“喻,晓也。四体不言而喻,言四体不待吾言,而自能晓吾意也。”
仁义礼智根于心,施于四体,然后有“四体不言而喻”,犹如孟子在《离娄上》以“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来形容心体之“乐”。
所谓“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知”字义浅,“不知”才体现内外合一、神形俱妙。所谓“四体不言而喻”,“喻”即知晓,但“喻”前有个“言”字,朱子所言“四体不待吾言,而自能晓吾意也”,应不符合孟子意思。毕竟对于常人而言,只要心中发出运动的指令,手脚就动起来,也不必言语。
“不言而喻”,“言”为言教,手与足是不能言语的,然君子仁义礼智根于心,诚于中而形于外,手舞足蹈即是在布道、弘道。
“四体不言而喻”,如孟子曰:“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所谓“喻”,如《中庸》云“成物,知也”,《系辞》曰:“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
《坤卦·文言》曰:“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
孟子曰“四体不言而喻”,“喻”为弘道事业,即《文言》所谓“畅于四支,发于事业”。
《中庸》曰:“率性之谓道”;“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这是直接由“德性”而开显“大道”,“至德”为“要道”之本,“道”乃“德”之流行。
孟子曰“践形”“四体不言而喻”“手舞足蹈”,先以德性涵养身体,再以身体为“中介”去弘道。犹如《大学》从“正心”过渡到“修身”,然后有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外王事业。
既然“身”为“至德”与“要道”之中介,那么,凡儒家言“威仪”“气象”,均是在说道德,威仪、气象植根于内在德性,对外则表现为弘道事业。《左传》云:“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爱,进退可度,周旋可则,容止可观,作事可法,德行可象,声气可乐,动作有文,言语有章,以临其下,谓之有威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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