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坐而得者，有坐而不得者；有行而至者，有不行而至者

文中子曰：“有坐而得者，有坐而不得者；有行而至者，有不行而至者”。（《中说》）

    宋人阮逸注曰：“坐之行之，一也，而有得有不得，有至有不至”。清人俞樾在《诸子平议补录·文中子》中说：“‘有不行而至者’当作‘有行而不至者’，与上文‘有坐而不得者’相对成文……以阮注证之，则正文无‘不行而至’之意，明矣”。

    文中子以“有坐而不得者”与“有坐而得者”作对比，是为了强调“有坐而得者”，这没有疑问。阮逸说“有至有不至”，把否定词“不”落在“至”字上，而文中子说“有行而至者，有不行而至者”， 否定词“不”落在“行”字上，却是为了突出“不行而至者”。

    其实“不行而至者”即“坐而得者”，“至”是致广大，“得”是自得，无论向外充塞多远，也不离自性，《中庸》首章曰“道也者，不可须臾离（性）也”，孟子曰“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而阮逸说“坐之行之，一也”，错解了文中子这句话的意思。俞樾也没有领会《中说》这一章的义理，仅根据阮逸的注解而断定原文“有不行而至者”当作“有行而不至者”，更是错误。

    阳明先生曰：“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使道明于天下，则六经不必述，删述六经，孔子不得已也”。《礼记·乐记》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孔子虽“德侔天地，道冠古今”，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一部《论语》是“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孔子对子贡说：“予欲无言”。子贡说：“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孔子回答：“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古代真正一流的大儒能与古圣先贤心心相印，他们随机接人，因材施教，决不会把精力放在对经典的注释上，然而在与门弟子的对话中不经意间已经在阐释经典了。

    文中子这句话很短，没有弟子发问，像是直抒胸臆、脱口而出，却把《孟子·离娄下》“天下之言性”章之“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与《系辞传》“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一句贯通起来。

    朱子对“天下之言性”章的注解是错误的，把“故”解释为“已然之迹”，认为“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的意思是：天虽高，星辰虽远，然求其已然之迹，则其运有常，虽千岁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其实孟子说“千岁之日至”是形容路途遥远，如果靠双脚来行走，需要步行一千年才能到达。而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诗》云：“心乎爱矣，遐不谓矣”。“苟求其故”乃心之“思”，思则得之，可以“不行而至”，故曰“可坐而致也”。

    “故”或“求其故”通“反身而诚”之“反”，天下学者慕道而修学，须从困知勉行做起，进而由“汤武反之”而实现“尧舜性之”，故曰“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此“智”向外逐物则有事，此为穿凿小智。智之自反为“故”，自反则“行其所无事也”。

    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学是学此乐，乐是乐此学，“乐莫大焉”即体现学之致广大。“大”不同于“多”，唯有一以贯之，才能由“博”反“约”而成就大人之学。“万物皆备于我”为“多”，从“多”到“大”是通过自反功夫而实现的。

    “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孟子这里点出一个“远”，远者，大也，如《中庸》曰“征则悠远”，或如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可见，孟子由“远”而说“大”，此非量之积累，非行而至，“故”之自反，同时也是涵养扩充此心，《大学》所谓明明德于天下，故曰“坐而致也”。荀子曰“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老子曰“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属于“行而至者”，其义浅。

其一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离娄下》）

其二

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系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