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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一开始朋友约我去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是拒绝的，觉得旁观别人的痛苦是残忍且毫无意义的事情，影院里掉一通眼泪，除了丰富自己的感受别无其他。既然是真实的事情，就不应该用对待戏剧的方式来对待它。
但是直到影片结束，看到灯亮了许久很多人仍未起身，静静等最后那一串串名字滚动完，我突然明白这是怎样一部善良的电影，这又是怎样一群善良的观众。无论大家用了怎样的表达方式，无论感动持续的时间长或短，所反映出来的都是一份真切的关注。当你明知道它不会带给你任何视觉刺激和饱满的情绪感染却仍然选择走进影院去观看，其实正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所能表达的真诚和仪式感。你用这种方式告诉那些曾经受伤的灵魂：即使无法分担你的痛苦，也希望你能够不那么孤独。
整部片子没有任何用来煽情的背景音乐，素材的选择和衔接甚至安排得很松散，拍得极其安静和克制。你可以看到农村的妇女洗衣烧火，小孩提溜着鼻子擦着一身洗不掉的灰，办白喜事的院子里热闹的酒席和唢呐，真实得像你手边平淡无味的白开水。导演用极温柔的方式接近这些封闭了半个多世纪的心灵，他说：“慰安妇并不只是你所想到的痛苦和磨难，她们还可以是别的样子，我希望大家能了解真实的她们。”
镜头苍白，寡淡，运用大量留白，仿佛是老人们未完的话语。她们吃东西，睡觉，晒太阳看雨，陪孩子嬉戏玩耍，等待时间终结。
没有任何代入感，全世界都是旁观者，只在于如何旁观。我觉得这部纪录片的真诚之处在于尊重，而非怜悯和控诉。你知道那个伤口，它在那里，但你就是无法愈合它。
作为一个孝感人，当听到其中一位奶奶用熟悉的乡音讲述那段回忆，我听到座位周围不同程度的啜泣。
悲伤的真正原因在于，你无法安慰自己说这只是一个不幸的故事，它是家乡某个村口的老人讲出的血淋淋的过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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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找了去年拍的《三十二》来看，1944年从日军里逃出来的韦绍兰本以为会有劫后余生团圆的慰藉，却换来丈夫的不理解和谩骂。“他跟别人说我去外面学坏，说我是娼妇。” 她生下的有一半日本血统的儿子如今已有六十八岁，一生遭受着白眼和孤立，至今未娶。“那些小孩子看到我，老远就说‘日本鬼子日本鬼子’，这样的名头，我背了一辈子。”
“我恨日本人，但我更恨我的亲人，他们不理解我。”说到伤心处，老奶奶摆着手说：“不说了不说了。”鼻腔里有委屈的呜咽声，真正的难过都是说不出口的。被迫为慰安妇的日子已经活得足够痛苦，还要度过余生冷眼相见的凉薄。
她心中有巨大的伤口，却依旧努力地活着。导演郭柯说：“跟韦绍兰聊天的时候，她经常会从聊天的内容中跳跃出去。比如她看到了一把伞，就会自言自语说出几句像童谣的句子。后来我就问翻译，她自言自语是什么意思，就这样，我第一次听到了这么几句话：‘天上下雨路又滑，自己跌倒自己爬。自己忧愁自己解，自流眼泪自抹干’。”在影片的开头萦绕着老奶奶的独白：“那苦处难处，难到这一步止了，自己忧愁自己解，一点都没错。”
“这世界这么好，现在我都没想死。这世界红红火火的，会想死吗，没想的。没得吃的嘛慢慢来，吃野东西也要留着命来看。”
这世间有一种英雄主义，是看透了生活后，仍然热爱生活。
从《三十二》到《二十二》，再到如今的“九”，这是世间最残酷的倒数。她们一生都想要一个道歉，日本政府却在等着这最后一批幸存者死去。
突然觉得遗忘是这世间最残忍又最仁慈的事情。
3
活在和平年代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之前去抗战纪念馆参观，有一个单元是南京大屠杀，展览了当时日军折磨同胞的各种刑具，锈迹斑斑，还有血的印记。有一些受难者的遗骸，小孩的头骨，断肢，孤零零地躺在那里。我当时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在展厅里痛哭起来。我无法描述那种悲伤，如果一定要解释，大概源于一种人类共通的悲悯吧，以至于我此时此刻敲着键盘都忍不住泪目。“太悲伤了。”我脑海里只有这四个字。
这种相同的感觉还出现在我第一次了解到张纯如调查南京大屠杀后抑郁自杀的时候，即使触摸不到任何她经手的资料也不敢看那些纪录片，这种悲伤还是从一个毫不相识的作家心里蔓延出来。在写作过程中，她经常“气得发抖，失眠噩梦，体重减轻，头发掉落”，她在遗书中说：“我的呼吸一次比一次艰难，像是在漫无边际的大海里没顶。我知道我的决定会将部分痛苦转移到别人身上，尤其是那些深爱我的人。请原谅我，原谅我，因为我无法原谅我自己。”
她想撑起整个的天空，但她的战场无涯，敌人难数。她牺牲了自己。
“我相信最终真相将大白于天下。真相是不可毁灭的，没有国界的，真相是没有政治倾向的。”
没有什么耻辱和怆痛是可以被彻底清除的，在那些不肯沉睡的记忆里，在虽已结痂的伤疤下，永远都有血在流淌。
南京大屠杀是这样，那些被他们美其名曰“慰安妇”的性奴隶者的存在也是这样。
4
有人说《二十二》里面的老人即使痛苦也逐渐释然，剧组不应该挖她们的伤口给大家看。
但只要认真看过这部影片的人，都记得这些老人的晚年如何凄凉，有的一生无法拥有子嗣孤苦过活，有的一辈子回不到家乡，有的基本的生活水平都成问题。你看她们居住的没有光的土房子，漏雨的瓦爬蚂蚁的床，除了志愿者和护工，几乎没人会来探望她们。
释然了吗，还是无可奈何呢。即使微笑都是无比辛酸的啊。
“阿婆在我们黎族里面是长得很好看的女人，所以日军一看到她就流口水，把她掳了去当慰安妇。”我无法想象那些年轻姣好的面孔如何受到摧残，又如何成为自己一生的耻辱。她们中的许多人都落下了病根一生无法生育，孤苦终老无人问津。有一位奶奶到如今都能流利说出那些接纳日本军官的礼貌用语，可想而知当年又是被迫重复了多少次。
“三个月才讨，九十块钱，买什么，买白菜吃，白菜便宜，买白菜吃。我是玩不住的，我要是有力气就会去做，做不得了，没力气了。我看到那些药草我好恨啊，我挖不动。”
她们是痛苦的受害者，受害者有被发现和保护的权利，你以为的那些释然，其实是被忽视已久形成的绝望和麻木。
老了，时间不多了，好像什么都没意义了，而明明年轻的时候她们也想要争取过一个说法，却直到三十二变成九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道歉。
“苦的苦，想到苦，没有哪个比我更苦。你讲很快乐的没有的，眼泪都往心里流的。”
这世上被残害的人还没有死光，就有些不相干的人忙着说原谅。
生而为人，需要一些沉重的东西作为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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