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到《菊与刀》这本书之前，我一直都不明白为什么德国就可以大大方方的承认自己放下的罪过，并且非常诚恳的向那些受难者道歉，而在中国犯下滔天大祸的小日本就总是支支吾吾，不愿意承认，甚至想要掩盖事实。后来，我找到了《菊与刀》，也觉得找到了一些原因。当然，我并不是想为罪行累累的日本开脱，只是想从更理智的地方入手，解读一下我们这个曾经的徒弟，现在的敌人。
《菊与刀》是二战时期，美国人为了了解即将和他们作战的日本人，请当时的一位女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写的。虽然时间仓促，却也足够详细。后来这本书不仅成了美国人对战日本人的军事素材，也成了后来了解日本人的详细资料。
现在我从两个方面入手，有选择的介绍这本书。一是二战前的日本社会，二是二战前的日本儿童教育。
一、二战前日本的社会
在我们看来，明治维新是日本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人完全改变了。但是实际说来明治维新只是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并没有改变他们骨子里的品性。这可能有点矛盾，因为改变了生活方式就代表着内在习惯的改变。但是对于日本人来说，过去形成的一些品性即使经过改革、经过战争、经过社会变迁，也从未改变。我将其分成了三个方面。
1、“好学”的日本人
如果一个很厉害的人站在你面前，你会怎么做？美国人：嘿，哥们！我请你喝一杯！英国人：他是一个绅士。俄罗斯人：呦，厉害啊，来一架啊！中国人：你是很厉害，但是我有一个朋友，比你这个厉害多了。日本人呢？他会对这个人90度鞠躬，然后说：请收我为徒吧！
或许大家从这个笑话里面看不出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俄罗斯人、中国人的性格特征，但是你一定能看出日本人的好学。日本的好学世界有名，也正是这种性格，日本才能凭借一个弹丸之地立足于世界强国之林。
早在中国的隋唐时期，日本人就向人们展示了他的好学。在这之前，日本有的只是文化，而没有文明存在，可以说，日本持之以恒地吸收中国的发展成果，形成了自己的文明。苏我氏时期的佛教，之后的大化革新、前首都奈良、对于审美的革新、建筑中的创新、读写上的改革、以及由佛教刺激产生的神道，都是从他的邻国——中国舶来的。
但是虽然是以别国作为其学习的榜样，但是日本人有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优点，那就是善于选择。中国在近代史上曾经主张学习西方，但是却不会选择，在经历了全盘西化的失败后，我们才醒悟过来，开始进行选择。但日本不是，他学习了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但是去掉了朝代可更替，日本一直都是一个天皇，不曾有过改朝换代之说。
日本的文化是有一个屏障的，非他们愿意的就进不来。这是非常神奇而又有效的工具。对于他们来说，学是必须的，但并非学习所有，他们的这道文化屏障帮助他们弄清楚了应该学些什么，应该舍弃些什么。那些不协调的外来物一旦被排斥在日本的文化屏障之外，那么可以说，它自己是进不来的。
2、“各得其所”的日本人
正如鲁思·本尼迪克特在书中所写的那样，“要想理解日本人，首先必须要理解他们对于‘各得其所’的说法”。何为“各得其所”？《周易·系辞下》：“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它原指每个人都得到满足。后来指每个人或事物都得到恰当的位置或安排。这种“位置”或者说是“安排”对日本人非常重要，它可以代表地位、权力，甚至是日本人最为看重的尊严。
日本这个民族非常奇怪，曾经有段时间，有些学者把它作为世界上奇特民族之一。日本人最信奉四个字：各得其所。无论是国家，社会，家庭，只要各得其所，就可以顺利运行。日本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国家，即使明治维新后，日本的文化依然充满了保守性。而“各得其所”是维持这种保守性在西化的道路上稳步前进的关键因素。在明治维新前，日本处处存在了秩序和等级的表现，而在明治维新后，日本处处存在秩序与等级的色彩。这些本应随着时代进步而消退的事物因为“各得其所”而被长久的保持下来。“各得其所”在日本人的生活准则方面尤为突出，以礼仪和孝道为例。
礼仪。在看日本的动画片时，我们很容易就了解到日本这个民族的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多礼仪。不管是亲人朋友，还是上级下属，无论是小孩老人还是同辈，礼仪是他们在交往中不可缺少的一项，似乎离了礼仪，交往就没有意义了。
但是当我们看他们鞠躬作礼时有没有发现，对于不同的人他们行礼的方式并不一样，甚至有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并非日本人的无意之举，而正是日本人对于“各得其所”的具体表现。对于处于不同“所”的人，行礼的方式都需要严格注意，否则对方会认为行礼者对他的不尊重。即使是地位低的行礼者，如果他没有得到与他相符的回礼或者说受到以自己的地位无法受到的行礼时，这对他来说也是一种侮辱。而一个人必须从小就学会如何在每一个特殊场合行合适的礼，以应对未来会出现的一切状况。
处在什么样的“所”，就要用什么样的礼，面对不同“所”的人，就要行不同的礼。“所”的背后是阶级差异、年龄、性别、家庭关系以及早先的交往所产生的差异，“所”与礼本没有直接关系，但是由于日本人对于“各得其所”的重视，礼仪上就有了明显的不同。
孝道。自7世纪，中国的伦理体系不断被引入日本。但是，在孝道上日本抛弃了中国人对待国家和孝道的责任的有关概念。但是相同的是，两者的孝道都非只有一种含义。对于中国人来说，孝就是子女对父母的一种善行和美德，是家庭中晚辈在处理与长辈的关系时应该具有的道德品质和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孝道是对长辈，有时候可以对毫不相干的老人，遵守孝道体现了一个人的道德。但对于日本人来说，遵守孝道意味着履行义务：履行家庭的义务；履行对天皇的义务。义务不同于道德，它有着比道德更强烈的要求，更强调根据每个人的位置履行一定的义务，与“所”的关系更近。而道德不同，遵守道德规范并不会根据一个人的地位。从这个方面看，日本的孝道成为人应该承担的义务，如同法律法规般。
日本人根据“各得其所”来分配这种义务。无论是在家庭中还是对于天皇。在对家庭的义务中，鲁思·本尼迪克特曾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她说：“家庭中的长者责任重大，其职责之一就是确保他的子弟愿意为他的要求做出牺牲。他们即使不愿意也必须遵从长者的决定，不然，他们就是没有履行‘义务’”。这就是日本的孝道。
3、还“人情债”的日本人
本尼迪克特曾说：“如果一个人没有把‘人情债’考虑在内，就不太可能理解日本人的行为特征”。日本人的“人情债”一词虽是来源于我国，但是日本人在引进时更改了其本来意义，而将其视为一种义务。这种理解是很难的，因为对于中国人来说，人情债就是一种愧疚。比如别人在危难时挺身而出，救你与水火之间，而你却无法在别人有危难时帮人一把。而对于日本人来说，根据日本人的词典解释，人情债是“正道人应该遵循之道、一个人为免遭社会非议而做不情愿做的事。”就是说，日本人将“人情债”视作一种内化于心的义务，这种义务不同于国家和社会的义务，没有法律单独规定，它的监督者和执行者就是社会舆论和自我的道德。
一般来说，“人情债”可以分为两种，一是“欠社会的人情债”或者说“应该偿还的人情债”，另一种是“欠名声的人情债”。
“欠社会的人情债”，是指一个人应该对他周围的人报恩的义务。这种含义，据本尼迪克特说像是“履行契约”，这种“契约”体现在对法律上有关系的家庭所承担的责任。这种解释就区分开了义务，义务是相对于近亲来说，比如父母、兄弟等，而“人情债”一般是有关系的家庭，如岳父岳母、公公婆婆等。一旦一个人成家立业，这种“人情债”会无限扩大，对于日本人来说，是“不情愿”去承担的，是一种非常沉重的人际关系。日本人的“人情债”的准则是必须报答，这是严格规定，正如我前面所说，“人情债”的监督者和执行者是社会舆论和自己的良心。一旦良心不起作用，舆论也会使其缓不过气来。他们的还债似乎“仅仅是为了体面着想”，正是人们所议论的话语使得如此有必要去还债。
“欠名声的人情债”，是指有义务保持名声不受玷污。它包括一系列道德，是除了恩以外的一切事，因为它们是为保持一个人的名声不坠，并不涉及过去受恩于人的问题。因此它们包括履行“各得其所、各安其分”所要求的琐碎繁杂的礼仪，也包括痛苦时要极端忍耐，还要维护自己的职业名声。“欠名声的人情债”也要求清除毁谤和侮辱；同时，它也包含了很多安静而且忍耐的行为，要求一个人的生活要与其地方相等，守本分，履行义务，也包括职业性内容。
也可以说，日本人的“人情债”是在他们的社会发展中形成的一种对人性的制约，在古代大名统治时期是一种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制约习俗，建立在人们的羞耻之心上。而他们的羞耻心又不同于我国的那种道德意义上的羞耻心，而是一种源于许多古老的解释，这种解释或许和许多中国的传统观念有很大的联系。比如一个丈夫把自己的妻子休掉了，在日本人看来，错误应算在妻子头上，而非丈夫头上。妻子应该因为这种“人情债”无法偿还而感到羞愧难当。
二、二战前的日本儿童教育
日本人的儿童教育在《菊与刀》中虽然只有一章明确提到，但是在家庭中，日本人在儿童的教育无处不在，口耳及处皆可传，从母亲的声声训诫到吃饭的方式，睡觉的方式，玩乐的方式，这些教育完全贯穿于日本人的成长过程中。
日本人的教育是及其强调谨慎和自制，他们为孩子设计了一条人生曲线，其状如巨大而浅底的U形大弯。处于两端的童年和暮年被赋予了最大的自由度，可以“随心所欲”。等到孩童期一过，教育的谨慎和自制随之而来，直到成年前后，达到一个最低点，再经过几年时间，从最低点逐渐上升。
在教育方式上，日本人对个体的教育依赖于不断增加约束，他们认为，约束是最好的精神训练。
1、孩子的地位
在日本，孩子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不管在哪个时代，一个没有孩子的家庭算不上一个完整的家庭，但在日本，孩子与完整的家庭的关系并不是太大，他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对父母的重要上。对于父亲来说，孩子不仅使他情感得到满足，更重要的是，和中国一样，孩子的作用更多的是用来延续香火。而对于母亲来说，也有情感上的满足，同时也是成为妈妈，获得巨大社会地位的唯一方法。如果没有孩子，她们将受到社会的轻视。
2、孩童期前的教育
刚出生时，由于封建思想的影响，孩子的命运与神挂钩，刚出生一个月，孩子就要被带去神社参拜。在孩子的生长过程中，母亲一直陪伴其左右，不管母亲去哪里，都会把孩子带在身边，这和中国的有些民族一样，用和围巾兜住孩子的方式把孩子带在身边，这可能是造成孩子养成被动性格的重要原因。这也为他长大成人后接受日本文化中那些繁琐的强制性规则做好了准备。
在教育的方式，该时期主要有四种。一是训诫，这种训诫是非常温和的，主要是母亲的教育手段，通过温和的训诫使孩子放弃无理的取闹。但是这种训诫也造成日本人不好的性格，即对母亲可以打骂相加，拳脚相对，因为母亲的力量加上这种温和的训诫使得孩子愈加胆大妄为，但是对于父亲来说，他们表现的极为尊敬，把父亲当作最高等级地位的象征。二是嘲弄和激励，作者在书中说，这是成年人极端害怕嘲笑，害怕被放逐的根源所在。这对日本人成年后的极端性格有极大的影响。第三种方式是分散孩子的注意力，将他从关注的转移来，比如给糖果以断奶，这种分散注意力技术和中国的教育方式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第四种是“治疗技术”，这种方式据我看来是非常奇怪的，把孩子带到寺庙接受“治疗”，把他们的顽皮、暴力、乖张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抹除，这有点中国的驱鬼仪式，但是驱的却是不良的性格。
在教育内容上，该时期的小孩主要是进行必要的身体训练，坐姿，睡姿，食姿，习姿等等，总的来说，就是教育孩子如何动作，这些动作对于日本人来说都是有及其严格的要求的。除了学会必要的动作，小孩子还要学会和孩子自由玩耍，以及对神的态度，这些独特的教育内容既是为进入学校做准备，更重要的是，为以后的成人要承担的义务做准备。
3、孩童期及之后的教育
（1）男生教育
在小学入学前两三年，日本人并未要求孩子快速成长，也没有把训练看成一件很严肃的事。小学的头三年是混合教育，在此阶段，家里和学校教育的重点是如何避免“丢脸”。在教育方法上，老师将前阶段的嘲笑利用起来，循序渐进地将嘲笑这一事实和道德训练整合起来，以求他们长大后能承担欠社会的“人情债”。这种方式的嘲弄无论是在程度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发展了许多。在之后，孩子成长到八九岁时，当他们犯了一些道德上的错误，家人可以排斥他，甚至可以将其赶出家门。在小学的后几年，男孩有时会被要求闭门思过，由于男孩地位的独特性——是家庭在这个世界上的代表，对他的惩罚要严厉而深刻，只有当他道歉并且发誓，才能重新被所有人接纳。当成长到十岁后，男孩开始学会报复，并且掌握其规则。当六年制基础教育结束后，有大约15%的男孩继续学习，这时候，由于中学入学考试，孩子们瞬间从零竞争或低竞争的氛围中进入到高强度的竞争中，并没有一个循序渐进的体验。在中学入学后，男孩还要经历一个痛苦的低年级阶段，即被高年级学生折磨，从幼年时期便伴随着的羞耻之心逼迫他们不向老师告状，而是独自承担。这是喜欢痛苦而屈辱的时期，但是不得不忍受，但是他们一定会想法设法的报复回来，无论是在以后的工作中还是学习中。日本人既有能忍的耐心，也有强烈的报复心，两者结合，就是说“鱼死网破”“冤冤相报绝不休”。即使很好若干年后，等到自己有了能力和权力，就会想方设法的实施报复，这种病态的报复心理也使得日本人有了一种向上的动力。
另外，有许多男孩并未有升入中学，这些人往往进入军营。在军营训练中，他们站中学生一样也有一段痛苦的新兵阶段——接受老兵的折磨。据说，在军营历练中成长起来的人，往往会成为一个“真正崇尚军国主义的国家主义者”。
（2）女生教育
在小学阶段，男女生所受的教育在形式上并无差异，但在细节上却表现出极大的不同。在家庭中，女生受到的约束大于男生。正如之前所说，男生是一个独特的存在。相较之男生，女生受到的关注少于男生，但是她们却被赋予了更多的责任，但是和中国不同的是，女生拥有最大的自由。女生在六到九岁之间逐渐认识到了对“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在九岁，学校班级开始分为男生班和女生班。在该年龄阶段，男生开始排斥女生，女生也开始被告诫不许和男生打交道。这是可以说女生的童年期开始终结。小学结束后，女生很少进入中学读书，也并没有男生在中学和军营中的经历。在家里，女孩是比较受欢迎的一类人的存在，拥有许多特权，如打扮、家庭关系等上，同时，这也对女孩提出了许多限制性的义务。通常来说，父母对女孩的教导要温柔很多，是一种通过静静的坚定的期待的方式，并不严苛，也很少使用特权。
同时，女孩还有一个必须的教育内容，就是婚后的行为，如做饭、伺候丈夫、处理家务，为丈夫分担痛苦等。这里要说一下，日本女生的学习并非有某种重大的意义，正如他们的一位小学老师所说，女孩子如果不把知识学好，以后给丈夫打扫书房时连书的摆放都无法做好。女孩的教育的作用只体现在这些“不上台面”的小地方上。
三、结论
纵观二战前的日本的社会，就像一个被屏障笼罩的孤立的岛屿，只有上层会时不时的和外界接触，带进外界的知识与文化，然后进行适当的筛选，将加工过的外界文化传到日本的大众社会中。而百姓就按照世代相传的秩序和上面传达的思想进行有序的社会生活。这种被安排好的生活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各得其所”。 “各得其所”的社会将教育的作用局限于培养特定的人才，这种教育也是极为有效的，比如前一个时代的武士，这一个时代的军国主义分子。
正如我们经常说的，社会决定了教育，但是教育对社会有相当大的反作用。日本的儿童教育存在于每个人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对人的生长发展过程有巨大的影响。或许可以说，正是因为日本的教育，才成就了日本人的这种极端的性格。当然，我说的这种教育并非专指存在于学校的教育，而是三种教育的综合，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以及家庭教育。
日本儿童的教育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正是在这些必要的、不必要的教育中，养成了日本人独特的性格：极端害怕嘲笑、极端痛恨被欺侮、极其善于忍耐、极端到病态的报复心理。这四种性格如果以平常的程度来看或许是一个好的道德自省，但一旦极端化，便会造成极端的行为，如大和民族的武士道精神、对权力和能力的极端向往。如果从这一角度分析日本人为何降后不承认，可能就是害怕被嘲笑和被欺侮的性格因子在作怪。随着日本人逐渐与世界接轨，日本的一些教育内容和方式发生了变化，这种明显的、带有偏激性的内容在教学中逐渐减少，但这种性格上的因素，代代流传的集体潜意识下的极端性格也会随之减少吗？在今天，日本右翼分子不断否认过去的战争以及犯下的累累罪行，这样政权下的教育如何能把日本人从极端的性格中拉回到正常的轨道？
当今，中日的关系在某些方面如经济得到了缓和，然而，中日人民之间的敌意并未随着这种缓和而逐渐好转，因为在更多的交往中，中国人才发现，并非只有几个头号军国主义分子仇视中国，而是整个日本民族。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国要想依旧保持和平的发展，就必须提高警惕，历史的教训使我们必须以最现实的方法揣测日本的用心，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