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迹”，《说文解字》丌部云：古之遒人，以木铎记诗言。”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云：“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迹’之误。班固《汉书·艺文志》：“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食货志》：“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春秋公羊传注疏》宣公十五年，何休注云：“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焦循《孟子正义》引顾镇《虞东学诗·迹熄诗亡说》：“愚窃以为所欲究者，王迹耳。王者之迹，何预于诗？《春秋》之作，何预于迹？……盖王者之政，莫大于巡守述职。巡守则天子采风，述职则诸侯贡俗，太史陈之以考其得失，而庆让行焉，所谓迹也。……洎乎东迁，而天子不省方，诸侯不入觐，庆让不行，而陈诗之典废，所谓‘迹熄而诗亡’也。孔子伤之，不得已而托《春秋》以彰衮钺，所以存王迹于笔削之文，而非进《春秋》于《风》《雅》之后。”

由上述史料可以看出：其一，两汉以后的史家、学者大多认为先秦有所谓“采诗”、“陈诗”制度或风尚。“采诗”的行人，或如《汉书》所言，似为王官，到各国去采诗，归而献给太师；或如何休所记，采诗并无王官，乃各国自行采集，以闻于天子。这与近现代不少学者怀疑“采诗”之说有很大不同。所谓“《诗》亡”不是《诗三百》的消亡，而是“采诗”制度因礼崩乐坏而废止。采诗的目的在于观风俗、知得失，使王者不出牖户而尽知天下之事。也就是说把采诗、陈诗作为统治者考察民风得失，人心向背的行之有效的途径。这是儒家诗学的重要理论，也是诗三百被经典化的重要原因。尽管诗在统治者心目当中的地位和作用未必如儒家所说的那样崇高，“采诗”说客观上也掩盖了统治者追求声色娱乐的心理欲求，但诗的意义的客观性和诗的教化功能被普遍认同则是不争的事实，在中国古代尤其如此。正如闻一多说：“诗似乎没有在第二国度里像它这样发挥过那样大的社会功能。在我们这里一出世，它就是宗教、是政治、是教育、是社交，它是全面的社会生活。”《礼记·经解》：亦载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论语·阳货》亦引孔子的话说：“小学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经孔子及弟子的阐发，《诗三百》遂成为后代“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经典文本，被尊为五经之首。

由此可见《诗》的社会实用功能包括认识功能和教化功能远在《诗》的文学抒情功能之先就已在社会上产生影响。尽管《诗》的创作是文学性的，但是，一旦形成文本在社会上传播并产生影响，它的实用功能便凸显出来。而《诗》的实用功能可一言以蔽之：诗者，史也。早期的诗实际上是充当了史的角色。这就是我们解读孟子这句名言所推导出的基本结论，即诗具史笔。

那么，什么是诗？《尚书·舜典》云：“诗言志”，《荀子·解薮》篇曰：‘志也者臧（藏）也。’注曰：‘在心谓志’，正谓藏在心。《诗序疏》曰：‘蕴藏在心谓之为志’，最为确诂。”他说“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从这里出发，他证明了“志与诗原来是一个字。”这与《说文解字》三上《言部》云“诗，志也。从‘言’，‘寺’声”是一致的。闻一多又以《左传》《国语》《周礼》《孟子》《荀子》《吕氏春秋》等大量史料为依据，说明文字产生以前，“志”即记忆或记诵，文字产生以后，“志”即记载。进而推论道：“原来《诗》本是记事的，也是一种史……诗即史，所以《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离娄》下篇）《春秋》何以能代《诗》而兴？因为《诗》也是一种《春秋》。”闻一多关于“诗”的考论，为我们破解早期“诗”的文化之谜和《诗三百》与《春秋》关系之谜提供了一把钥匙。无论“诗言志”的“诗”，还是“《诗》亡然后《春秋》作”的“诗”，都是“史”的一种表现样态。在史书尚未发展起来的上古时代，情动于衷而形于言的《诗》不是以文学的审美样态，而是以史的实用样态在社会上传播并被世人所公认。如同富于浪漫幻想的中国古代神话，经儒家解读很快历史化一样，吟咏性情的《诗三百》经儒家实用性解读也同样被历史化、政治化，也就是经学化。傅道彬先生不无感慨地说：“文学的《诗》靠着经学的地位流传至今，这似乎是《诗》的幸运，但‘幸运’之中又包含着被歪曲的极大‘不幸’。《诗经》的‘幸运’是通过它付出的‘不幸’的代价实现的。”这也同样印证了普列汉诺夫在《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活》一书中反复强调的实用先于审美的观点。（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