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我为数不多读了又读的书之一，每次阅读都不禁叹服于静安用语之简洁论述之精辟。此次所得之一在于“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景阔，词之言长”,可谓深得“词心”。
一直以来虽说明白诗是诗词是词，诗词分属不同文体，然对诗之何以为诗、词之何以为词印象模糊不甚了然。前些天看李清照的《词论》，感叹于其年纪轻轻竟有如此魄力指点江山傲视群雄，前辈词人无不指摘。讥晏殊、欧阳修、苏轼之词为“句读不茸之诗”，讥王安石、曾巩词“不可读也”，称柳永词“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晏几道“无铺叙”，贺铸“少典重”，秦观“专主情致，而少故实”，黄庭坚“即尚故实，而多疵病”。期间虽有些挑剔偏颇之处但总的来说评述还是切中要害的；更惊异于年纪轻轻竟有如此创见，言词“别是一家”而“知之者少”。要知道词原产生于民间，一开始并不是文人“载道”的正统文学形式，曾一直被当做诗的附庸，并被认为是格调低下的。虽然当时已有很多文人喜爱作词但词仍然没有争取到应有的地位，王安石甚至还嘲笑晏殊作词，说“为宰相而作小词，可乎？”此外，当时词正在不断地被诗化，东坡提出“以诗为词”以他缚不住的才情做了有益的突破，开创另一有别于“花间”的词风，实在难能可贵。但是倘若词过分的诗化 势必将失去其独立个性失去词之所以为词的本色，词恐怕只能成为诗的附庸，真的要叫“诗余”了。李清照年仅二十六岁就有如此深刻的见解，为词争取独立的地 位，称词“别是一家”，实在令人敬佩。
那么词到底如何“别是一家”呢？《词论》强调词应“协音律”而且比诗文要求更高，“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词协音律读来抑扬顿挫，歌来荡气回肠，自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美，但是过高的要求也将限制词人的创造力，这也需要平衡。而我单就诗词文来说更倾向于巧故实、工对仗、协音律的作品，当然其他的另当别论。巧故实故能古为今用典雅庄重，工对仗故能整齐匀称相互照应，协音律故能朗朗上口抑扬顿挫，这分别是在时间、形式、 音韵上的一种回归。能在重重限制之下作出佳句更显作者才华横溢，总有些人的才情是缚不住的。说起音律美，近现代诗中首先想到的是戴望舒的《雨巷》：“撑着 油纸伞，独自 / 彷徨在悠长、悠长 /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 一个丁香一样的 / 结着愁怨的姑娘……”读之不知道比随意回车成诗的梨花体好多少。唉，梨花体也能叫诗吗？除应“协音律”外，《词论》还强调词应“文雅”，重“情致”“典重”，讲究“故实”、“铺叙”，并追求浑融一体完美无瑕，“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若“多疵病”，则“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半矣”。
然而，看完《词论》虽说对词之所以为词的认识进了一步，但还是没有清晰明朗的感觉。再以《人间词话》中“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景阔，词之言长”为注脚才豁然开朗。“要眇宜修”的美是一种精微细致的美，是一种经过细心雕琢的精巧细腻的美。而词音律上抑扬顿挫，结构上错落有致，形式上“铺叙”“故实”“典重”的美正与之相似。“诗之景阔”，诗常常一句一境，如“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又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 日圆”等等；而“词之言长”，词则常常一首才一境，写情写景都更为集中具体更为细致精巧，如易安词《一剪梅》既写自然景有写相思情，极为精巧细腻，寓情于景写尽离别相思之苦，又如其词《声声慢》写悲凉萧索之景抒凄惨愁苦之情，叠字、用典都精巧至极，整首词意境基调统一。词“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至此我才真正明白词之为词的特质，诗词各有本色。
王国维寥寥数语直取“词心”，实在令人叹服。想起前段时间看的一篇文章（《王国维，一对父子两个“罪人”》)， 得知王家子孙二代大都惨淡一生，不免唏嘘不已。王国维众多子女皆遵父实业救国的思想安排人生，没有继承父业，唯次子王仲闻曾任中华书局临时编辑，做过大量古籍点校工作，如《李清照集校注》、《南唐二主词校订》、《全宋词审稿笔记》等。王国维之孙王庆山更是感慨：“我们全家在工作学习上都力求完美，作风正派，生活朴实，结果都成了悲剧人物，是性格上的弱点跟不上时代，还是当时的社会必然？我想不通。”唉，力求完美、作风正派难道就真的是性格弱点吗？难道就真的不容于世吗？
江东 201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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