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潭：密营出击之一：关内关外

作者: 龙门沉思录 | 来源:发表于2017-10-15 10:43 被阅读523次

谦卑而忠实地对待历史，以感恩之心善待民族英雄，是一个民族不断成长的根基所在。重走抗联英雄路，拜访抗联老兵，谨以此文献给东北抗联英雄们。 —题记

宗潭：密营出击之一：关内关外

九月，行走在白山黑水的土地上，从四块石到毕拉河，穿越辽阔的松嫩平原和兴安密林，探访那一处处隐匿在森林、河谷和山峰高处的抗联密营旧址，瞻仰一座座静穆无言的烈士墓碑，我始终被抗联英雄精神感染着，追寻着英雄们的足迹，悲喜交加。

曾几何时，这些简陋的密营曾活跃着一支支英雄的抗联队伍，他们爬冰卧雪，不怕牺牲，在日寇重重包围中顽强地战斗着，书写下一页页震惊中外的辉煌战绩；他们以苦为乐，点燃篝火，密林深处回荡着他们青春浪漫的歌声。但是，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这些曾经鏖战白山黑水的抗联英雄们一度被世人遗忘，他们的丰功伟绩湮没在深山之中。

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一批抗日将领，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国民党军八百壮士等众多英雄群体，就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以身殉国有杰出代表。正所谓：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一个民族，唯有谦卑而忠实地对待历史，感恩而虔诚地善待英雄，才能在这个奉行丛林法则的世界立足成长。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烽火中走过的抗联英雄群体，是一个悲壮无比的英雄群体，国破家亡之际，他们奋起抗争，投入艰苦卓绝的战斗，即使弹尽粮绝，他们亦义无反顾，一次次从密林深处勇敢出击，踏上悲壮无比的征程，慷慨赴死，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定格在抗日烽火中。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说：“如果丧失对历史的记忆，我们的心灵就会在黑暗中迷失”。翻阅厚厚的抗联历史，触摸这段厚重的民族记忆，英雄，不怕被遗忘，不怕被冷落，但是英雄不能被误读，无论是已经去世和牺牲的抗联英雄，还是依然活着却日渐凋零的抗联老兵，都需要我们去正视历史，善待英雄，以此激励后人铭记历史，砥励前行。

关内关外

坐在飞驰的高铁驶出山海关，回望蜿蜒起伏的长城，夕阳西下，晚霞给老龙头披上了绚丽无比的盛装。“公元前我们太小，公元后我们又太老，没有人见到那一次真正美丽的微笑，但我还是举手敲门，带来的象形文字，撒落一地”。1989年3月26日，忧郁的诗人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年仅25岁。此后，很多人揣测这位诗人选择在山海关卧轨之谜。一个理想主义者，选择在山海关冰冷的铁轨上结束年轻的生命，仰望浩瀚的星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火车疾驰而来之前的宁静之中，他究竟在想着什么？这是一个难解之谜，这个谜连同1931年率东北军撤离家乡的张学良究竟在想什么一样，都被时光镌刻在山海关蜿蜒起伏的城墙上。

在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中，墙的文化漫长而厚重，筑墙为院，以院为家，于是院内院外就生生隔出一方天地；筑墙为城，以城为邦，以墙为盾，生生在天地间画出一道边疆。区别于游牧文明中的转场，农耕文明强调的是墙的秩序，墙带来了心理上的安全感和文化上的认同感，也带来了精神上的保守和懈怠。如果以时间为墙，在中国的近代史上，1931年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道墙，中华民族的命运在这一年的秋天发生了一个改变无数中国人的拐点，成为国运和民运的一个重大关口。让时间上的拐点与地域上的山海关相重合的，就是数十万东北军撤出关外，将东北的大好河山拱手让给日寇，3000万东北同胞沦为亡国奴，得到了东北的日本国内主战派从此成为主流，中国也从此拉开了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的帷幕。

在呼伦贝尔盟的阿荣旗，热心于抗联精神宣传的志愿者们排演了一场歌舞剧《浴血兴安》，讲述了抗联名将冯治纲、王明贵等人率军征战的故事。大幕开启，第一个剧目就是歌曲《松花江上》，这些老则七八十岁，小则六七岁的业余演员在舞台上将东北军撤离关外的悲惨场景复原了，也让观众们深思，而对不足3万人的关东军，至少拥兵30万之多的张学良为何选择了不抵抗？历史不能重写，但可以反复审视，审视人性中的丑陋不堪和残忍狡诈。

从亚太局势看，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8.1级强烈地震，地震引发的大火让东京和横滨等地瞬间变成一片火海，紧接着地震引发的海啸卷起巨浪吞噬着逃难的人群，席卷港口码头和船只，地震造成15万人丧生，200多万人无家可归。到1930年的时候，还没有从地震灾难中恢复过来的日本又遭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导致日本国库空虚，外债高筑，日本进入大萧条时期。陷入极度困境的日本政府不得不大幅销减军费，大量裁军，日本的常备军数量缩减到30万，其中陆军只有20万。这就是九一八事变前的日本，经济已经处于崩溃边缘。

此时的东北军总兵力至少在30万以上，另外空军还有5个飞行大队，东北海军还拥有巡洋舰“海圻号”在内的数十艘战舰。1931年，以石原莞尔为首的日本关东军少壮派妄图把占有中国东北作为逆转日本国运的赌注，他在《满蒙问题我见》中写道：如果张学良全力抵抗，那我就撤；如果不抵抗，那就直接吞掉整个东北。石原莞尔等人的这个赌注，无论对于张学良个人，还是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都是一个决定民族命运的重大考验。

1931年欧美等国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体系相对封闭的中国受冲击较小，民族企业成长起来。遭受多年的军阀混战之后，中原大战结束，张学良东北易帜，蒋介石基本上是风光无限。但是好景不长，1931年的夏秋之交，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灾，无数民众流离失所。此时的蒋介石一门心思忙着围剿中央苏区，并为此消耗大量的军力和财力。当9月18日深夜日本关东军冲进东北军北大营时，东北军最高统帅张学良正陪同英国公使看戏，在不予抵抗只得撤退的政策下，沈阳、本溪、营口、长春、抚顺、海城、辽阳、铁岭等近20个城市于一夜之间丢失。晚年的张学良回忆这段历史时承认他的战略误判：他认为九一八事变只是日本军部少壮派的咄咄逼人、一时兴起，如果坚持不抵抗就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日本政府自会出面制止关东军的鲁莽行为。

事实上，无论是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日本关东军少壮派石原莞尔等人，还是奉行不抵抗撤退策略的张学良等人，局势的发展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这个时间节点成为一面冰冷的墙，割裂中日发展的历史，成为影响中日两个国家发展的重大拐点。令人悲哀的是，日本关东军少壮派一赌成功，将近代中国的命运拖入万丈深渊，生灵涂炭，一寸山河一寸血；而日本由此获得了充足的战略资源，军国主义势力迅速膨胀，加快了对外侵略扩张的步伐。

1931年如同一堵厚重的墙，割裂了中日两国的历史。同年9月，已经身披僧衣的李叔同在浙江慈溪白湖金仙寺写“清凉歌”五首：却来观世间，犹如梦中事。人生自少而壮，自壮而老，自老而死。出不知来，死不知去，蒙蒙然，冥冥然，千生万劫不自知。长歌当哭，痛彻心扉，一语道尽了此时的中国和日本，面临国运拐点，无论是遭受日军侵略者践踏的中国，还是军国主义膨胀至疯狂的日本，都命运多舛，文明撒落一地，局中人却懵然不知。（摘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