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推定原则是当今社会法治文明的体现，是对人权保护的发展。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首次从法律上确定了无罪推定原则，其中第9条规定：“任何人在未被宣告为犯罪人以前，应当被推定为无罪。”此后，无罪推定原则被世界许多国家所承认。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1条1款规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经依法公开审判证实有罪前，应视为无罪，审判时必须予以答辩上所需之一切保障”。1966年通过并于1976年生效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2款规定“受刑事控告之人，未经依法确定有罪以前，应假定无罪”。无罪推定原则已经成为国际上普遍通用的原则。
追溯无罪推定原则的产生，学界一般认为始于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在1764年所著的《犯罪与刑罚》中的一个理念：“在没有作出有罪判决之前，任何人都不能被称为罪犯，……因为任何人，当他的罪行没有得到证明的时候，根据法律他应当被看作是无罪的人。”无罪推定原则，对于人权保护，提供了法理和法律上，未经审判的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利，以及免于身心遭受暴力伤害的权利。
无罪推定原则这一法治文明的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可以追溯到先秦时的墨家。也就是说，无罪推定原则是华夏古之道术，是中华文明的优良传统。墨子的无罪推定原则要比法国的贝卡利亚早了两千多年。
在《墨经》中，有一个理念。罪：犯禁也。不在禁，虽害无罪，殆姑。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说，违反了法律所规定的不能从事的活动即犯罪。但是如果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禁止的行为，即便造成了伤害，也不能认定为犯罪。这也就是通常讲的，法无禁止即可为。即便造成伤害也不能认定有罪。宁可姑息，也不能滥用刑罚。由此可见，墨学是无罪推定原则的最早倡导者。
墨学中的无罪推定原则，和西方的无罪推定原则存在一个本质上的区别。西方无罪推定原则认为，未经法院（官）审判为有罪的即为无罪。而墨学则认为，即使被判定有罪的人，也未必就有罪。墨子认为，刑政之治的标准除了依据法律外，还要依据民众的共识。墨子说：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是明于民之善非也。若苟明于民之善非也，则得善人而赏之，得暴人而罚之也。善人赏而暴人罚，则国必治。上之为政也，不得下之情，则是不明于民之善非也，若苟不明于民之善非，则是不得善人而赏之，不得暴人而罚之。善人不赏而暴人不罚，为政若此，国众必乱。故赏不得下之情，而不可不察者也。（尚同）墨子认为，机械的套用法律进行赏罚并不一定符合民众的普遍看法。
关于这点，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之前我国法律中有一条嫖宿幼女罪。立法者认为这是对幼女的保护，因为嫖宿幼女罪的刑罚要比强奸犯更重。然而在相关的犯罪事件中，这条法律倍受民众诟病，理由很简单，嫖宿幼女罪首先就将幼女定义为了法律上的卖淫女。只有幼女是卖淫女，才构成嫖宿幼女罪的基础。所以，这条法律是对幼女最大的伤害。即便有人因为这条罪入刑，民众也并不满意。在经过相关人士的建议后，嫖宿幼女罪被取消了。所以，墨子说，不能明民是非，即便依法进行赏罚，民众也不会认同。
结合民众是非和共识依据法律判处，是墨学所主张的“民若法”理念。民若法理念可以形成陪审团制度，遗憾的是，墨家自汉独尊儒术后就中绝了，墨学的精髓也就不为人所知了。脱离了民众是非和共识，而进行“有法必严”，实际上就是用法律的手段打击民众。这一点就是墨子所讲的：君修法讨臣，臣慑而不敢拂，四患也。（七患）由此，墨子还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子墨子曰：“方今之时之以正长，则本与古者异矣。譬之若有苗之以五刑然。昔者圣王制为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乱天下，则此岂刑不善哉？用刑则不善也。是以先王之书《吕刑》之道曰：‘苗民否用练，折则刑，唯作五杀之刑，曰法。'则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为五杀，则此岂刑不善哉？用刑则不善，故遂以为五杀。（尚同）墨子说，有苗制定了法律刑罚，刑罚却成为了杀人的理由和依据，由此造成了社会混乱，这就和古代的执政者不同了。用刑善不善的区别就在于是否无罪推定原则和遵行民若法原则。
构建法治文明的今天，有必要从墨学中吸取精髓，所以，发掘墨学思想，阐述墨学精髓，是当代新墨家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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